2048年9月，火星基地的“个体幸福指数”监测项目正式启动。林渊亲自担任项目总负责人，苏晴则组建了由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数据科学家组成的联合调研团队。项目的核心设备是“量子情绪感知仪”，这款由星火基金研发的设备能通过脑电波监测、微表情分析和行为数据追踪，实时采集个体的幸福感、成就感、归属感等核心情绪指标，并结合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传统方式，形成综合的“个体幸福指数”。
监测范围覆盖了地球和火星的100个试点区域，包括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从联合市的金融从业者到亚马逊的原住民，从火星基地的工程师到肯尼亚的农民，共计100万人被纳入样本库。项目启动仪式上，林渊通过全息投影向全球的调研人员强调：“我们过去追求技术突破、构建文明范式，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每个人活得更幸福。如果一项政策能提升文明跃迁进度，却让个体幸福感下降，那它就违背了我们的初心。”
首批监测数据在两周后出炉。当苏晴将数据报告送到林渊面前时，两人都陷入了沉默。报告显示，全球整体幸福指数为62分（满分100分），其中技术从业者的幸福指数仅为58分，远低于平均水平；而马赛马拉草原的马赛人幸福指数高达79分，京都文化传承从业者的幸福指数也达到了75分。更令人意外的是，火星基地工程师的幸福指数虽然有72分，但“成就感”指标得分很高，“归属感”指标却只有45分。
“技术从业者的幸福指数低，主要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苏晴指着报告中的数据图表，“我们调研发现，参与十大专项攻关项目的工程师，平均每天工作14小时，每周仅休息1天。长期的高强度工作让他们普遍出现焦虑、失眠等问题，很多人表示‘除了工作，没有时间陪伴家人，也没有时间培养兴趣爱好’。”她调出一位量子通信工程师的访谈录像，画面中的年轻人眼眶发黑，语气疲惫：“我知道自己的工作关系到文明防御，但我已经三个月没见过女儿了，每次视频她都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家’，我真的很愧疚。”
林渊的心情沉重起来。他想起自己为了推动文明跃迁计划，也曾连续一个月住在办公室，错过儿子的生日。“那火星基地的‘归属感’指标为什么这么低？”他问道。苏晴切换到火星基地的数据分析页面：“火星基地的居民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虽然我们推行了跨文化交流活动，但大部分人还是只和同国籍的人交往。而且基地的生活设施过于简陋，缺乏公园、剧院等休闲场所，很多人觉得这里只是‘工作地点’，不是‘家’。”
最让林渊意外的是马赛人和京都文化从业者的高幸福指数。数据显示，马赛人的“归属感”和“生活满意度”得分极高，虽然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但部落的集体生活、传统仪式的传承让他们充满归属感；京都的文化从业者则因为“价值实现感”得分突出，佐藤惠子在访谈中说：“每天看着自己制作的和菓子被顾客喜欢，看着学徒们逐渐掌握手艺，我就觉得特别幸福。这种幸福，不是金钱能买到的。”
为了深入了解背后的原因，林渊决定再次进行实地走访，这次的重点是技术从业者集中的地区——米国硅谷、龙国深市和火星基地。在硅谷，他走访了一家参与曲率引擎研发的科技公司。公司的办公区灯火通明，即使是深夜，还有大量工程师在加班。公司cEo无奈地说：“织女星人的威胁越来越近，我们必须加快研发进度。如果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我们所有人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林渊随机采访了一位年轻的算法工程师。当被问到“你觉得幸福吗”时，工程师苦笑着摇头：“我年薪500万，有房有车，但我每天都在担心项目失败，担心被淘汰。上周我体检，医生说我有严重的高血压和颈椎病。我有时候会想，就算我们打赢了织女星人，却都垮了身体，这还有意义吗？”这句话像一根针，刺中了林渊的内心。他一直强调“文明存续”，却忽略了“文明存续的意义，是让每个人都能幸福地生活”。
在深市的量子人工智能研发中心，林渊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工程师——张晨。张晨曾是团队的核心成员，三个月前却主动申请调往后勤部门。“我以前每天工作16小时，是团队的‘拼命三郎’，但我妻子怀孕后，我才发现自己错过了太多。”张晨带着林渊参观自己的工位，桌上摆放着妻子的产检报告和未出生孩子的b超照片，“现在我每天工作8小时，下班后可以陪妻子散步、学习育儿知识。虽然不再参与核心研发，但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更有意义。”
张晨的选择引发了林渊的深思。他意识到，技术突破不应该以牺牲个体的生活质量为代价。回到火星基地后，他立即召开了核心团队会议，宣布推行“弹性工作制度”：将工程师的每日工作时间调整为8小时，每周休息2天；建立“轮休保障机制”，每个核心研发岗位配备两名替补人员，确保研发进度的同时，让工程师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同时，他启动了火星基地的“家园改造计划”，规划建设公园、剧院、亲子乐园等休闲设施，让基地真正成为“家”。
但政策推行之初，遭遇了不少阻力。部分项目负责人担心进度滞后，偷偷要求团队加班；一些工程师也表示“习惯了高强度工作，突然闲下来反而不适应”。林渊亲自监督政策执行，对违规的项目负责人进行通报批评，同时组织了“幸福生活工作坊”，邀请心理学家和幸福学专家为工程师授课，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工作和生活观念。
一个月后，监测数据显示，技术从业者的幸福指数提升至65分，火星基地工程师的“归属感”指标也上升到62分。张晨发来信息：“林总，我妻子昨天顺利生下一个女儿，我全程陪在身边。现在我们团队的效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因为大家休息好了，思路更清晰，上周还攻克了一个困扰我们很久的技术难题。”这个消息让林渊更加坚信，关注个体幸福，不仅不会阻碍文明跃迁，反而能提升团队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在关注技术从业者的同时，林渊和苏晴也注意到了另一个群体——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虽然“全球基本收入实验”让他们摆脱了生存困境，但幸福指数依然偏低，仅为55分。调研发现，主要原因是“价值实现感”缺失。很多贫困人口表示“虽然有了基本收入，但没有工作，觉得自己是社会的负担”。
“这就是‘被动福利’的弊端。”苏晴在调研会上分析道，“基本收入解决了‘生存权’，但没有解决‘发展权’。当个体无法通过劳动实现自我价值时，即使物质生活有保障，幸福感也会大打折扣。我们需要将‘被动福利’转化为‘主动赋能’，让贫困人口有机会通过劳动获得尊严和幸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林渊和苏晴设计了“幸福赋能计划”，在印度新德里、南美新兴联邦里约热内卢等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试点。计划的核心是“以工代赈+技能培训”：由星火基金出资，在当地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如学校、医院、公园等，优先雇佣贫困人口参与建设；同时，在建设期间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如建筑技术、家政服务、电子商务等，让他们在获得收入的同时，掌握一技之长。
在新德里的试点现场，林渊见到了50岁的拉吉。拉吉曾是贫民窟的拾荒者，依靠基本收入生活，幸福指数只有48分。加入“幸福赋能计划”后，他参与了社区学校的建设，每天工作8小时，月薪是基本收入的两倍。同时，他还参加了电工技能培训，即将获得电工资格证书。“以前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现在我每天都在为社区做事，孩子们开学后会在我建设的学校里读书，我觉得特别自豪。”拉吉的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他的幸福指数已提升至70分。
“幸福赋能计划”的成功，让林渊对新文明范式的核心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他在《文明跃迁与个体幸福》一文中写道：“文明的进步，不是冰冷的技术数据和制度框架，而是每个个体脸上的笑容、心中的归属感和价值实现感。新文明范式的构建，必须以‘个体幸福’为核心，让技术为幸福服务，让制度为幸福保障，让文化为幸福赋能。”这篇文章发表后，被全球200多家媒体转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在“幸福赋能计划”的试点地区，部分企业主抱怨“劳动力成本上升”，因为贫困人口有了“以工代赈”的选择，不再愿意接受低薪工作。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也表示，“幸福赋能计划”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他们无法承担如此沉重的财政负担。这些质疑，让林渊意识到，关注个体幸福，不仅需要政策创新，还需要建立可持续的经济支撑体系。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林渊想到了“技术红利共享机制”。他召集全球科技企业的负责人，召开了“技术红利共享大会”，提出由星火基金牵头，成立“全球技术红利共享基金”，科技企业将利润的5%投入基金，用于“幸福赋能计划”和“个体幸福指数”监测项目。同时，基金将为参与的科技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政策优惠，帮助他们提升研发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大会上，米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cEo埃隆·马克?斯坦顿提出质疑：“为什么我们要将利润投入基金？这会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和股东利益。”林渊平静地回应：“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企业的利润也源于社会的需求。当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幸福地生活、充分地发展，他们会创造更多的需求，为企业带来更大的市场。而且，‘幸福赋能计划’培养的技能人才，未来也将成为企业的重要人力资源。这是一种‘社会与企业的共赢’。”
林渊的话打动了在场的企业负责人。最终，全球100多家顶尖科技企业签署了“技术红利共享协议”，承诺将利润的5%投入共享基金。基金成立后的第一个月，就募集到了5000亿资金，为“幸福赋能计划”的全球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11月中旬，林渊前往唐老爷子的故乡——浙江杭州。这里是“个体幸福指数”监测的标杆地区，幸福指数高达82分。在杭州的“幸福社区”，林渊看到了一幅和谐的画面：老年人在社区公园打太极、下围棋；年轻人在共享办公区工作，不时交流创意；孩子们在亲子乐园玩耍，社区志愿者在一旁看护。社区负责人介绍：“我们推行了‘幸福积分制度’，居民参与社区服务、文化活动、公益事业都能获得积分，积分可以兑换商品和服务。同时，我们建立了‘社区议事会’，让居民直接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大家的归属感特别强。”
在社区的“幸福茶馆”，林渊遇到了唐老爷子的老邻居——85岁的陈奶奶。陈奶奶还记得林渊小时候的样子，拉着他的手说：“小渊啊，唐老当年总说，科技发展是为了让大家过上好日子。现在看到大家都这么幸福，他肯定很欣慰。”陈奶奶的话让林渊想起了唐老爷子的笔记本，上面写着的“科技兴邦，文明存续”，此刻有了更鲜活的含义——文明存续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每个像陈奶奶这样的普通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
离开杭州前，林渊收到了系统的最新提示：“新文明范式构建进度提升至45.2%，个体幸福指数全球平均提升至68分。检测到技术创新效率提升25%，社会矛盾发生率下降30%。文明跃迁计划失败风险下降至30%。解锁新的技术提示：‘量子意识交互技术’，可实现跨文化、跨物种的情感交流，提升文明内部的包容度和归属感。”
看到系统提示，林渊的心中充满了感慨。他意识到，自己终于走出了“技术优先”的误区，回归了文明发展的初心。新文明范式的构建，不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技术竞赛，而是一场以个体幸福为核心的文明革新。织女星人的威胁依然存在，但他不再仅仅关注防御技术的突破，更关注每个个体的幸福感受。因为他明白，一个由幸福的个体组成的文明，才拥有最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回到海市后，林渊召开了地球文明防御理事会会议，提出将“个体幸福指数”纳入文明跃迁计划的核心考核指标，与技术突破、防御建设同等重要。会议上，各国代表一致通过了这个提议。斯瓦米长老感慨地说：“我们一直担心文明跃迁会牺牲传统文化和个体价值，现在我们终于放心了。一个真正强大的文明，必然是让每个个体都能幸福生活的文明。”
会议结束后，苏晴找到林渊，递给他一份“全球基本收入实验优化方案”：“基于‘个体幸福指数’的监测数据，我们对基本收入政策进行了优化，将基本收入与‘幸福赋能计划’结合，让有劳动能力的人通过工作获得更高收入，让无劳动能力的人获得足额保障。同时，我们设计了‘幸福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将‘幸福能力’培养纳入课程，让每个人都具备追求幸福的能力。”
林渊接过方案，看着苏晴眼中的光芒，心中充满了感激。从迷茫探索到明确方向，从关注技术到回归个体，苏晴始终与他并肩同行，一起守护着“让每个人幸福”的初心。他知道，优化后的“全球基本收入实验”，将成为新文明范式的重要支柱，为后续的“乌托邦试验”奠定坚实的基础。
当晚，林渊再次打开唐老爷子的笔记本，在最新一页写下：“2048年11月20日，个体幸福指数全球平均提升至68分，新文明范式构建进度达45.2%。唐老，您当年的初心，我们正在一步步实现。文明跃迁不是目的，让每个个体都能幸福地生活，才是我们最终的追求。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我们会带着这份初心，坚定地走下去。”
窗外，海市的夜景璀璨夺目，量子灯光勾勒出城市的轮廓，与夜空中的星光交相辉映。林渊知道，关注个体幸福的道路上，还会遇到无数的挑战，但他心中的信念却愈发坚定。因为他明白，文明的真正强大，不在于拥有多么先进的技术、多么坚固的防御，而在于每个生活在这个文明中的人，都能感受到幸福、尊严和价值。这，就是他要构建的新文明范式，也是人类文明在宇宙中立足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