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车驾离开国子监后,那群失魂落魄的读书人并未立刻散去。
他们像是被抽走了骨头,瘫坐在原地,面面相觑,眼神空洞。
方才皇帝那番话,如同一柄重锤,不仅砸碎了他们“死谏”的悲壮,更砸碎了他们引以为傲的体面。
“废物……”
不知是谁,喃喃地念出了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比任何刀子都锋利,深深刺入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坎里。
他们十年寒窗,自诩为天之骄子,何曾受过这等羞辱?
钱士兴坐在那张孤零零的太师椅上,双手不住地颤抖,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败了,败得一塌糊涂。
对方根本不按常理出牌,直接掀了桌子,用最赤裸裸的现实,将他们所有的理论和尊严踩在脚下。
“钱公……”一名官员颤颤巍巍地走到他身边,“我们……我们现在该如何是好?”
钱士兴浑浊的眼珠缓缓转动,看了看身边的同僚,又看了看那些满脸迷茫的年轻监生,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那碎了一地的瓷片上。
“回家去吧。”他沙哑地开口,声音里充满了无尽的疲惫,“都……回家去吧。”
皇帝说得对,哭,是哭不死大秦的。
这场声势浩大的“哭庙”行动,开始时有多么悲壮,结束时就有多么狼狈。
没有官员被罢黜,没有监生被下狱,皇帝甚至“贴心”地派人维持秩序,送上了热茶。
这比直接派兵镇压,更让他们感到羞辱。
就像一场精心准备的闹剧,主角声嘶力竭地表演,才发现观众席上空无一人,只有台上的帝王,用一种看小丑般的眼神,平静地注视着他们。
当天下午,两道旨意伴随着无数份小报,如雪片般从皇宫飞出,传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一道是恩科改制的正式告示,详细列明了“经义科”与“实务科”的考试内容、时间、以及录取标准。
另一道,则是辽东大捷的详细战报,用最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描绘了炮火如何轰塌城墙,新式药物如何让伤兵起死回生,精确的后勤计算如何保障数十万大军的粮草供应。
一时间,整个京城都沸腾了。
“哎,你听说了吗?以后考状元,不光是写文章了!”
“何止啊!你瞧瞧这告示上写的,算账、盖房、看病、种地……都能当官了!”
“真的假的?我二舅是城南的木匠,干了一辈子活儿,难不成也能去考个官?”
“告示上白纸黑字写着呢!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可是陛下亲口说的!”
茶馆酒楼,街头巷尾,到处都是议论纷纷的人群。
那些原先对朝堂之事漠不关心的贩夫走卒、工匠农人,此刻都围在告示前,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听着识字的人大声念着上面的内容,眼中闪烁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光芒。
那是希望。
一种他们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希望。
而那些读书人,则像是被分成了两派。
一部分人捧着战报,看着上面描述的火炮之威、后勤之重,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另一部分人则对告示嗤之以鼻,聚在一起,痛斥此举“有辱斯文”、“乱了纲常”。
然而,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了更广大民众的兴奋与喧嚣之中。
三天后,恩科报名正式开始。
贡院门前,出现了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奇特景象。
报名点分成了两个长队。
左边是“经义科”。
排队的,清一色是穿着长衫的儒生。
他们个个昂首挺胸,手持书卷,脸上带着几分读书人特有的清高与矜持,彼此之间彬彬有礼地作揖寒暄,谈论着“子曰诗云”。
而右边,“实务科”的队伍,则堪称五花八门,热闹非凡。
队伍里,有穿着短褐,身上还带着墨水味的账房先生,有身材壮硕,手上布满老茧的工匠,有背着药箱,满身草药味的赤脚郎中,甚至还有几个皮肤黝黑,一看就是刚从田间地头赶来的老农,正拘谨地搓着手,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这些人站在一起,与左边那队文质彬彬的儒生形成了无比鲜明,甚至有些滑稽的对比。
“这位兄台,敢问是做什么营生的?”一个儒生终于忍不住,捏着鼻子,对着“实务科”队伍里一个中年人问道。
那中年人穿着一身还算干净的短打,憨厚地笑了笑:“俺是户部下属营造所的一个管事,管着百十号泥瓦匠,平日里算算工料,画画图纸。”
儒生脸上露出一丝鄙夷:“区区一个工头,也想与我等同朝为官?”
那工头也不生气,只是指了指不远处正在修缮的钟楼,说道:“那钟楼的梁柱朽了,就是俺带着人换的。图纸也是俺画的,用多少木料,怎么搭卯榫,分毫不差。这位先生,您饱读诗书,您可知那梁柱该用什么木材?该有多粗?地基又该挖多深,才能保它百年不倒?”
“我……”儒生被问得哑口无言,一张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拂袖而去,“粗鄙!简直粗鄙不堪!”
类似的场景,在报名处不断上演。
“实务科”的队伍里,一个看起来像是账房先生的人,正拿着算盘,跟旁边一个排队的商人闲聊。
“……按照朝廷新发的战报,辽东一战,我军耗费炮弹十万余发,军粮三十万石,转运民夫二十万人次。若要将成本控制在预算之内,每名民夫每日的口粮、草鞋、盐水的消耗,都得精确到‘钱’‘两’‘合’。兄台,你可知这其中的账目该如何算?”
那商人听得连连点头,两人热火朝天地讨论起来。
而旁边“经义科”的几个儒生听着,只觉得头晕脑胀,如同听天书一般。
他们引以为傲的经义文章,在这些精确到“一钱一两”的数字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这已经不是两个队伍的对立,而是两个时代的碰撞。
旧时代的读书人,抱着故纸堆里的圣贤之道,茫然地看着一个崭新的、以实用为尊的时代,如同一辆轰鸣的战车,从他们面前滚滚而来。
他们可以选择上车,也可以选择被碾碎。
钱士兴没有再出现。
据说“哭庙”之后,他便一病不起,向皇帝告了病假,闭门谢客。
但京城的暗流,并未因此平息。
距离科考还有最后一个月,京城的各大茶馆、酒肆,成了新旧两派考生交锋的战场。
“算学格物,不过是奇技淫巧,小道尔!治国安邦,靠的还是圣人教化,礼义廉耻!”一名老儒生在茶馆里拍着桌子,痛心疾首。
他对面,一个报考了“实务科”的年轻人,慢悠悠地喝了口茶,反问道:“敢问老先生,前明重教化二百余年,为何到了崇祯末年,依旧是‘父子相食,人伦尽丧’?是圣人的道理说得不够多,还是百姓的肚子不够饱?”
老儒生被噎得说不出话。
年轻人继续道:“陛下在辽东推行均田,开矿筑路,短短数月,流民归心,人人有饭吃,有衣穿。这便是‘实务’的力量。老先生,请问,是您的‘礼义廉-耻’四个字能填饱肚子,还是陛下的一亩土豆更能让百姓活下去?”
“你……你这是强词夺理!本末倒置!”
“究竟谁本谁末,想必天下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
类似的辩论,每天都在上演。
旧派的士子们很快发现,他们引以为傲的口才和学识,在这些务实的问题面前,不堪一击。
他们可以引经据典,将一个道理说得天花乱坠,可对方只需要一句“这东西能吃吗?能退敌吗?”,就能让他们所有的华丽辞藻都黯然失色。
更让他们绝望的是,随着那些战报和新政告示的深入人心,茶馆里围观的百姓,看向他们的眼神,也渐渐变了。
从原先的敬畏,变成了审视,甚至……带上了一丝轻蔑。
这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这场由皇帝亲自点燃的变革之火,已经烧遍了整个京城。
一股前所未有的浪潮,正在席卷而来,冲刷着所有旧有的观念和秩序。
而浪潮之巅,陈海站在乾清宫的窗前,俯瞰着这座正在悄然发生巨变的城市,神情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