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金城
我是河南省开封市人。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时，我才12岁 。1938年6月，战火烧到古城开封（当时河南省会）。日本侵略者烧杀残忍的暴行早已传遍全国，能逃走的人都早跑了，开封几乎成了一座空城。由于家贫，我当时在开封市救济院上小学，在这厄运就要降临之际，幸运之神来到我们这群贫苦无依的儿童身边。由爱国华侨出资，国民政府派人组建了教养院，收容战区的难童到大后方进行教养。
我记得那是在1938年6月4日，开封正处在阴雨中 ，隆隆的炮声清晰可闻。当天上午，有两个约30岁的青年人，来到我们救济院。一个姓潘，一个姓马，后来才听说那个姓马的叫马拱，他是当时国民政府南京市市长马超骏的侄子。他动员我们这些孩子南逃。就在他讲话时，炮声和他的讲话声混在一起。本来定第二天上午走的，这样还有半天的准备时间，哪知战火形势逼人，来不及第二天上午走了，就在当天夜里12点钟左右，人们正在入睡，突然哨声响了，接着就听有人喊：“报名南逃的现在就要走了，要不走就来不及了”。
我们这些少年孩子，大的不过15—16岁，小的才6—7岁，更小的才2—3岁还抱在母亲怀里哩！我们睡眼朦胧，分不清东南西北，就跟着看不清的人群黑影，随着呼叫声，快步走去。由于阴雨，也没有照明的灯火，有时偶然看见手电的闪光，也看不清到底有多少人。身着单薄的衣服，没有任何行装，就随“大流”走出了救济院。
当时虽然开封是河南省会所在地，但是大部份街道多是土路，逢天阴下雨，稀泥烂浆。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泥浆，冒着蒙蒙细雨，走向南关火车站。这时国军已大部份向郑州方向撤离，南关的城门半开半掩，似有人或无人把守。到了南关火车站，有一列国军撤退的火车，也可能是最后一趟火车了。车头是大闷罐，除了军队人员外，其他人是不能上车的。那个姓马的领队因持有特别文件，况且我们这些人都是小孩子，少数妇女抱着2—3岁的小孩，穿的破破烂烂，上车对他们没有任何威胁，经交涉后就让上车啦。
上车后迷迷糊糊，不知停了多久就开车了，就这样离开了我童年生活的故乡。车开得非常慢，走走停停，像是摸索着前进。在行车途中还推下了两个来路不明混上车的青壮军人。第二天早上总算到了郑州。按一般情况，从开封到郑州才70多公里，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这次可能走了三四个小时。在郑州停留约2—3天。后来听说我们走后第二天（6月5、6日）开封就沦陷了。为了阻挡日军向武汉、西安推进，于6月12日在郑州中牟等处炸开了黄河大堤，滚滚黄河水既阻挡了日军的推进，却又形成了大片的黄泛区。
当时由于年纪尚小，没有体会到离乡背井之滋味，一旦离开父母家乡，就产生了思亲思乡之情。这也没有办法，只得跟随收容的人员及逃难的人群走。当时传说：北方人到南方水土不服，吃饭喝水放点家乡的土就不会水土不服了。所以在郑州时暗暗地弄几把郑州的土装在破衣口袋里，哪知由于颠簸走动，到汉口时带的家乡土都撒光了，心中很是惋惜，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愚昧无知。
从郑州搭火车驶向汉口，一路上见到的多是军车来来往往，也有从前线运下来的伤兵。在火车上的生活是够困难的，吃饭睡觉没有定时。小便只能站在火车门口，别人得拉着你的身子防从行走的车上掉下来。大便就更困难了，车一停下来，首要任务就是大小便。一听火车头叫声，不管大小便完不完，都得急忙上车。由于我们是向后方逃难的难民车，这种车最不吃香，见车就得让路，所以走走停停也不知道从郑州到汉口走了多长时间。
武汉当时是抗日军、政、商业、交通运输的枢纽，军人、商人、难民、流亡学生、伤兵员、难童……等都云集在这里。我们这些从战区和沦陷区收容来的难童在武汉集中后，分批分组向西南大后方疏散。我们多天不洗澡，衣服破烂，在汉口首先搞个人卫生。为了防止传染病发生，要打预防针，小男孩一律剃光头，妇女一律剪短发，对妇女来讲，剪成短发也是一场“革命”，不少人剪成短发后流了眼泪。我们难童穿的衣服都是募捐来的，所以衣服长长短短，大大小小五颜六色。但当时我们年纪小，所以也没觉得不好意思。困难的是穿草鞋，因为北方人从来没有穿草鞋的习惯，所以鞋带系得紧时勒脚，疼得受不了，系得松时又易滑脱，还易磨泡，干脆光脚走路方便。
我们被分批送上轮船或拖轮的大木船，每批400至500人，每船约100多人。从汉口沿江而上，穿过洞庭湖到达湖南常德。因为从常德再向上这些大船已不能逆流而上了，所以在常德上岸，重新编组、编班。然后改乘较小的木船，每船约20～30人为一个班，由一个老师负责。一个班，由常德经桃源、沅陵到达泸溪。这段水路，水流急时由船工拉纤，水平稳时就划桨。到泸溪以后弃船走路，十岁左右的难童就步行，年纪小的或身体弱的、有病的就改乘汽车了。我当时被编到步行班组内，由于年龄小没有走惯山路，每天只能行40～50里，中间大小休息很多，就是这样我们不少小孩脚上还都打了泡。从泸溪到乾城走了好几天，才算到了湘西小县城乾城（又叫乾州），也就是我们当时的最终目的地。
在从汉口到乾城这条路上，过洞庭湖时一个小孩由于上厕所不小心，掉进了洞庭湖中，当时也没法去救。在常德时由于上下船走跳板，有一个小孩掉进了两船之间的水中，虽然救上来了，由于浸水的时间长，抢救不得法，也没有救活。我也有两次差点掉在水中。
我们所在的教养院是由华侨及社会上募资办的中国战时救济协会儿童教养院（分设在乾城、浦市和凤凰三处）。每院约有700至800人。我是被分到乾城儿童教养院，当时我已快13岁了。由于学习底子差，上学晚，才上到小学四年级。在乾城高小读完后，在浦市教养院上了一年半初中，这已是1942年上半年了。由于这样的初中立不了案，师资、校舍等均无着落，所以这些学生能就业的就业，能升学的升学，能当兵的当兵，离乾城约15华里的所里（现名吉首）有国立第八中学的分校，我们一部份人就从浦市返回乾城去投考国立八中。由于当时各国立中学招生时间不是在同一时期，所以考完国立八中后接着又到国立三中考试。我当时虽然已上了近两年的初中，由于怕考不上插班生，在投考两校时都报初中新生。当时虽然已十五六岁了，由于营养缺乏，所以看上去也不过十二三岁而已。
我们从乾城到铜仁都是步行。带上干粮及教养院发的一点伙食费，经凤凰时住在儿童教养院，约三天多的时间就到了贵州铜仁，那是1942年6月间。铜仁国立三中当时是国立中学较好的学校，一般不易考取。我由于已上过近两年的初中，所以考取了初中新生。虽然国立八中也同时录取，但我选择了国立三中。我记得当时因条件关系，体检主要是视力、听力及一般情况。当时检查一般情况的是教童子军课及体育的朱程表老师。我们有一个同学由于斜肩（一边肩高一边肩低）结果没有录取上。我入校时编入六年一贯制实验班，称为“六三七级”，以上就是我怎样从沦陷区到铜仁国立三中的简单经过。
鲁金城:男，河南省杞县人。1942年6月考入国立三中实验班六年一贯制。1946年6月复员回河南后考入开封中原大学医学院，曾在空军工作担任副主任军医，1988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