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书华
从嘉兴到长沙
抗战爆发那一年，我在浙江省立嘉兴中学初中一年级读书。
上海“八一三”以后，嘉兴毗邻上海，日夜受敌机轰炸，学习上课都受到影响。于是，学校另在新塍设分校，初中学生在那儿就学。
日寇正面攻不下上海，遂于1937年11月15日在金山卫偷袭登陆。金山卫离我家平湖县新仓镇仅十多华里，敌军压境，说到就到。据说那天早上大雾，一片迷漫，敌人来到新仓都不知道。新仓是去嘉兴和上海的必经之路。敌人一到，就大肆放火、杀人，全镇几乎被敌人烧光，我家的房子也被夷为平地。
正在这时，在上海中学高三读书的哥哥赶来新塍，于是我们随学校迁往于潜。在于潜找到了临时校舍，各班都在山坡空坝上课将近一月。这时杭州即将失守，学校准备迁到丽水。我们想到大后方去念书，就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在王志毅老师的带领下，由张宝田（哥哥）、金正铃、胡邦基、张书华等五人组成小分队，单独行动，没有跟随学校去丽水。
为了行路安全，避免敌机轰炸，我们取道西天目山直插到浙西兰溪，再转浙赣路西去。一路上，我们跋涉于山间小路，最多的一天走八九十里路。那时我只有十三岁，平时少走路，走得我几乎哭起来，大家哄着我走。从西天目山，经分水、淳安到兰溪，山路崎岖，吃的是包谷糗粑，有时还要走夜路，荒山野岭，漫无人烟，又怕路上遇匪，真令人心惊肉跳。
到了兰溪以后，本想买票乘汽车到衢州的。不料，车开不远，我就被车颠得抛出车外，肩受了伤。于是退票不走了。改乘木船由婺江到金华。到了金华，碰上日机轰炸火车站，连个住地都找不到。我们急得没办法。好在这时遇上了我们学校的一个体育教员，他带我们去金华郊区的家中住了十五六天。这样，休息了一个时候，体力恢复了，我们这支队伍，又加入了许新民，许瑞鸿两兄弟。继续从金华走到衢州，再从衢州乘火车到长沙。
在长沙先寄住在韭菜园西南临时联合大学，因金正铃哥哥金正铮在联大读书的关系住进去。后来联大学生陆续来了，我们就找到浙江同乡会求援。进同乡会后，睡的是地铺。我们在浙江同乡会过的春节。那时正是国共合作，长沙抗敌气氛非常浓，我们一有闲空就向青年会跑，去聆听一些有关抗日的宣传或演讲。
不久，我们得知贵州铜仁有个国立贵州临时中学在长沙登记，凡是沦陷区来的学生都可以登记；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非常高兴。
登记手续非常简单，因为大家都来自敌占区，一切证明都在中途遗失，我们的也都丢了；登记时，凡能提出证件的更好，否则一件校服，一枚校徽，或者一颗印有学校名称的纽扣都可以。这样，我们都顺利登记上了。
从长沙到铜仁
1938年春2月，离开长沙。
从长沙到常德，我们乘了一天的轮船。从常德开始，向沅水进发。我们乘的是小木船，而且是上水船，行驶非常艰难。学校编成几个大队，叫“战区流亡中学生第x大队”。我们是第一批走的，在大队下编成一个“女生中队”，随行有持枪的护送队护送。
我们这条船，大约20来人。一条小木船上挤这么多人，就象罐头里的沙丁鱼，吃住都在这条船上。最恼火的是晚上睡觉，一个个笔直的睡，连翻个身都同时要喊“一、二、三”，才能翻得过来。
我们沿沅江向湘西行。一路多是高山狭谷。船上行约十里，经过一个数十户居民的狭街；又十里，到达沅江第一个险滩，叫磕滩；再上行十里，经大溪口，又三十里到达河洑市。离开河洑市，经过延泉市老龙头，再三十里，就到桃源县了，这是我们第一天的食宿站。
桃源县，以陶潜所着《桃花源记》而称于世。我们到达桃源这天，天不作美，不仅响起隆隆的雷声，而且还下起纷纷扬扬的大雪，地上积雪颇厚。这种不正常的气候，连本地老乡都说奇怪。因为天下雪，船不能行走，于是决定暂停下来，等天霁了再走。这样，倒给了我们一个好机会，去桃源洞去玩。
桃源洞位于县城上游二十里。去桃源洞那天，天忽然晴朗，这时沅江两岸桃花怒放，满山满谷的桃花，把整条沅江都映红了，煞是好看。我们上岸后，过一道桥，就进了洞口。洞口有刘梦德“桃源佳致”四字，笔力道劲，旁有历代骚人墨客题咏。附近壶头山，地势险峻，传说是马援征五溪蛮时，被困死在此地。
其实，桃源洞是一个喀斯特石灰石岩洞，是很普通的，不过因陶渊明这篇文章而大大有名。那天我们收获很大，不仅游了桃源古洞，而且还在河边拾到很多本地特产桃源石，五色纷陈，供我们在船上互相观赏，赞叹不已。
从桃源到辰溪，总计路程约465华里。这是沅江一段险恶的航程。船行走十多天。其中经过肖家溪、兴隆街、麻伊洑、洞庭溪、鹿角鱼市、白洚市、围市、沅陵县、金沙滩、芦溪县、六耳洞、杀人澳到达辰溪。其间险滩约二十一个，其中有瓮子洞、鼻子洞、碣滩、朗滩、会市、横石、碟子滩、三洲滩、铜天它滩等极凶险滩十多处。每逢险滩，为减轻船的载重，我们小的上岸走路，年纪大的有的还给船快背纤。我们成天坐在船里很闷，谁都想上岸走走，可以散散心，看看景致。尤其经过伏波庙时，我们上岸到庙中浏览观看；庙在沅江中游，界于鼻子滩与清浪滩之间，庙内供有马援塑像，旁挂有历代匾额。山青水秀，风景十分幽丽。
从桃源到辰溪，不但船只难行，而且这一带土匪猖獗。尤其过沅陵以后，用一句俗话说，不丢下买路钱难得过去的。幸好转长周邦道事先拜会了湘西行署专员陈渠珍。陈，凤凰人，原是湘西的大土匪头子。周校长向陈渠珍不卑不亢地陈述了带一批学生到贵州铜仁办中学的事，取得了陈渠珍的同意，船只才可以在这一带放行。
有时，我们在船上，也偶尔听到两岸土匪的枪声。一天，说是前面船只遭土匪“光临”了，船上的领队，出示了陈渠珍的批示，这样才放行无阻。
到了辰溪，这一段航程算是结束了，于是又开始长途步行。
从辰溪到铜仁400余华里。学校规定：大同学和身体好的走路，年纪小的和体弱的坐汽车。我年纪小，是坐汽车。从辰溪到晃县，汽车走了二三天；从晃县到铜仁是步行，计90里，第一天宿茶店，第二天到达铜仁。
总计我们从浙江嘉兴到达目的地贵州铜仁，路程约5000华里，水陆兼程，时走时停，竟流亡了3个半月之多。
铜仁生活点滴
1938年3月，我到了铜仁，进入国立三中初中部读书。校长是周邦道。
三中学生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其中兼有来自东南亚的华侨。学校规模，有高中部、女子部、师范部、实验部、初中部、农职科、以及附属小学、幼稚园等6部42班，男女生凡1600多和教职员150余人。
我们到铜仁后，略事憩息，学校于4月20日开学。这时我所读的初中一年级丙班，在车公馆上课，吃住都在那里。到了第二学年，我班迁文坛上课，住宿仍在车公馆，每天排队往返，秩序井然。
1939年，学校各部有所调整，另成立女子部，高初中共设六班，女生由车公馆迁到文坛，生活学习均在一起。
文坛是座古庙，在一个高阜之上，与对面高耸的东山遥遥相对，风景清幽，院内柑桔飘香，实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
由于我们都来自沦陷区，没有经济来源，全部国家贷欵（即公费）。每月生活费为三斗三升米。建校初期，铜仁物价低廉，可以吃到四菜一汤。每年可以分发到单、棉衣各一套，还有蚊帐之类。书本和作业本，是公家发的。当时铜仁地处偏僻，交通落后，没有公路（直到1943年，我们离开时还未通汽车），物资靠肩挑马驮，市面百货很少。盐巴靠人力从湖南背进来，贫苦人家吃不起，致有“斗米斤盐”现象。晚上自修照明，是用本地产的“木油”；这种木油，类似白蜡，亮度暗，烟子大，一个晚上自修下来，二个鼻孔尽是煤烟，连吐出的痰都是黑的。可笑的，就是这种木油，男同学还有用来充作凡士林作梳头之用哩！当时最困难的是用水。因为那时的水都是学校雇人力，从下南门锦江挑上来的，沿途陡坎小坡，从河边到文坛，少说也有六七百米；如到旅部，总在一千米以上。那么多的师生用水、吃水光靠人力挑，是多么困难啊！所以每天早上洗脸，厨房有人分水，每人一木瓢，饮水盛在保温桶内，可任意饮用。洗衣服嘛，男生大多请老乡代洗，女生要节约些，一般都到下南门江里去洗。这里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因为我那时身体比较弱，到下南门洗衣服，曾几次在回校途中的那条小巷晕倒，由同学扶我回住地。那时同学之间，无论在学习或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有困难的时候，有钱共周，有衣互穿，真正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共当。那时我年纪小，高班的大姐姐就把我作妹妹看待，引导我阅读课外书籍，给我讲有益的故事，有时还带我去进步老师余心清家去耍。其他还有华兴璐、叶襄、凌时钰等大姐姐，对我都很好，至今使我难以忘怀！
当时我们睡在文坛楼上，是双层床，但厕所在楼下，还要走一段夜路，感到很不方便。
我们用的课本，初中英语是“综合”本。英语老师是沙蕴、潘桐，高中英语老师是浦永殿，初中国文老师是汪铭竹、物理老师徐佩璜、生物老师杨骏、化学老师沙凤藻、数学老师张鼎铎等。每天功课很紧，作业要按时交，考试严格，所以那时读书空气非常浓厚。一怕留级，二怕吃不上公费，逼得非用功不行。那时文坛后面老东门一带桐树林中，天不亮就是一片琅琅的读书声。
功课是紧张的，那时活动少，除了读书还是读书。课外活动，偶而也有。我看到开过一次全校运动会，地点在北门的北校场。虽然设备简陋，但开得很活跃。因为铜仁象这种运动会，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最有意思的是逢年过节了。大家都是流亡学生，每逢佳节要思念故乡亲友，这时学校为我们安排晚会、加餐排节目。中秋节，每人发一个麻饼，一捧花生，一个柚子，几个桔子。柚子桔子都是文坛院里生长的，平常大家从不偷吃，留到中秋节大家赏月用。
另外，每逢寒暑假，还组织抗日宣传队，有的在铜仁城里演出，有的下乡到农村宣传。这些，对当时抗日都起到一定作用。
我从1938年3月到铜仁，至1943年7月高中毕业，历时5年。这5年间，我吃铜仁的粮、喝铜仁的水，铜仁曾养育我，培植我，感情是深厚的。铜仁是美好的，到铜仁这一段青少年时代的历程，也是很有意义的。
最后，让我说一声：铜仁，我怀念你！
张书华，女，68岁，浙江平湖人。1943年国立三中女高中第四班毕业生。退休前在铁路部门任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