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政治博弈如同精密复杂的钟表内部，齿轮咬合，指针移动，每一次微小的调整都引发长远的影响。
在与贝尔福首相和张伯伦议长初步交锋、并与其他自治领领导人建立起脆弱却关键的统一战线后，亚瑟深知，仅仅在帝国内部争取权益是不够的。
澳大利亚的未来，不能仅仅寄望于伦敦的恩赐或帝国内部的力量平衡。
目光必须投向更广阔的世界，比如那个古老、庞大、在经历了百年屈辱和庚子剧变后正处于艰难转型期的东方帝国——大清国。
亚瑟指示随行的商务顾问，约翰·麦格雷戈先生，一位经验丰富、曾在远东有过多年贸易经验的银行家，开始更积极、更深入地与清廷驻英使馆以及在伦敦活动的中国商界代表进行接触。
这些接触不再局限于过去那种礼节性的拜访和空泛的问候，而是进入了探讨具体商业合作可能性的实质性阶段。
会晤的地点选在了使馆附近皮卡迪利广场旁一家装潢雅致、氛围宁静的高级茶馆，以及伦敦金融城里几家与中国有着长期业务往来的、颇具实力的华人贸易行。
麦格雷戈严格遵循亚瑟的指示，姿态放得很低，言辞恳切，着重强调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年轻且同样渴望发展的国家，对中国的悠久文明抱有敬意，并希望建立一种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而非传统欧洲列强那种居高临下的剥削关系。
“公使阁下，”在一个可以俯瞰格林公园景色的靠窗位置，麦格雷戈对着面前那位身着织锦马褂、留着整齐山羊胡须、眼神中带着历经世事的疲惫与审慎的清廷新任驻英公使张德彝说道，“澳大利亚拥有贵国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资源。我们纽卡斯尔的钢铁厂，可以提供优质且价格合理的铁轨、钢板；我们西部的矿山，蕴藏着丰富的铜、铅、锌等有色金属；当然，还有我们享誉世界的羊毛和小麦。我们希望，能用这些产品，换取贵国精美的丝绸、上等的茶叶以及在欧洲市场极受欢迎的瓷器。这是一种公平的交换，对双方都有利。”
他特意准备了几份印制精美的宣传册，上面用中英双语详细介绍了澳大利亚的矿产资源和工业能力。
张德彝对此反应谨慎。
庚子事变后的《辛丑条约》给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赔款负担和更深的民族危机感。
朝廷内部虽已启动旨在实现现代化的新政改革，试图在军事、教育、经济等领域进行追赶，但步履维艰，财政拮据，且处处受到国内外势力的掣肘。
对于澳大利亚这个同样属于大英帝国体系、却又主动示好的新面孔，他既抱有一丝好奇，毕竟这位年轻的王子总督在伦敦引起的关注非同小可，也充满了深深的疑虑。
这种平等合作的说辞，听起来太像那些试图打开中国市场的洋商惯用的伎俩，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层的政治或经济图谋？
“麦格雷戈先生的好意，本官心领。”
张德彝缓缓转动着手中的青花瓷茶杯，目光落在窗外阴沉的天空，“只是，如今国事艰难，百废待兴。贵国的铁矿、羊毛固然是好，只是我国目前外汇奇缺，各项用度皆需精打细算，恐难以进行大规模的现汇采购。”
他没有直接拒绝，而是巧妙地指出了核心的支付能力问题，将球踢了回去。
“支付方式，我们可以灵活处理。”
麦格雷戈显然对此早有准备，立刻抛出了亚瑟早已精心设计的方案，“我们充分理解贵国的财政困难。我们甚至可以考虑接受一部分贵国的优质传统商品，如生丝、桐油或是如锑、钨砂这类特色矿产，作为易货贸易的支付方式。或者，我们可以探讨一种更长远的合作模式。”
他适时地话锋一转，切入了亚瑟此行真正关心的战略性领域。
“我们注意到，贵国正在大力推行铁路建设和矿山开采，以振兴实业，富国强兵。澳大利亚在这些领域，恰恰拥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和本土化经验。我们的工程师，在建设横贯大陆铁路的过程中，积累了应对复杂地形，例如山区、沙漠，以及干旱气候环境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或许比欧洲的工程师更适用于中国的某些地区；我们的地质学家，在勘探卡尔古利金矿和布罗肯希尔银铅锌矿时，掌握了世界领先的找矿技术和矿物处理工艺。我们非常愿意，以技术合作而非单纯商品贸易的方式，参与到贵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项目中来。”
“技术合作？”
张德彝的眼中终于闪过一丝难兴趣，但警惕之心丝毫未减，“不知……贵国所言的技术合作，具体指什么？”
“我们可以提供最新的勘探技术、采矿设备，例如我们自己生产的、经过澳洲严酷环境检验的蒸汽钻机和破碎机，甚至一部分启动资金和项目管理经验，与贵国政府相关的部门，如铁路总公司、矿务局，或信誉良好的地方督抚、实力商行，共同组建中澳合资公司，开发特定的铁路线，比如连接矿区与港口的支线铁路，或特定的矿区，像是华北的煤矿或华南的有色金属矿。”
麦格雷戈详细解释道，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亚瑟和马歇尔教授的反复推敲。
“最关键的是，”他着重强调，“与某些欧洲公司谋求完全控制权、排斥中方参与的做法不同，我们澳方的目标是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我们不谋求控股权，尊重中方在合资公司中的主导地位，也不附加任何损害贵国主权的政治条件。我们追求的是合理的商业回报，例如矿产资源的长期稳定供应保障，即以公平市价优先购买，或是铁路建成后一定年限的运营收益分成。我们更看重的是长期的、可持续的合作关系。为了体现诚意，我们甚至可以承诺，在合作项目中，帮助贵国培训一批自己的铁路工程师、地质勘探人员和现代矿业管理人才。”
这番话，如同精准的钥匙，恰好插进了清廷官员心中那把既渴望西学自强、又恐惧丧权辱国的复杂门锁。
他们太需要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来推动步履维艰的改革，但也对列强借此进行政治、经济渗透甚至领土蚕食的行为充满了屈辱的记忆和深深的恐惧。
澳大利亚提出的这种更平等、更侧重于技术转移、不附加政治条件、甚至承诺帮助培养人才的合作模式，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至少在表面上，提供了一种与虎谋皮之外的潜在选项。
张德彝没有立刻表态，只是表示事关重大，涉及多个部院衙门，他会将澳方的详细提议，连同那些制作精美的宣传册，通过加急电报详细禀报国内军机处和外务部，并力主促成一次更高级别的接触。
但他眼中那份明显增加的兴趣，以及随后几次会谈中更趋积极和具体的询问，已经清晰地表明，亚瑟这步旨在经济开路、技术先行的对华战略布局，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至少在官方层面打开了一扇沟通与合作的窗口。
然而，作为一个洞悉历史走向、深谙政治复杂性的领导者，亚瑟绝不会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清廷身上。
他知道，此刻的大清帝国，内部暗流涌动，以康有卫、梁起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虽然在新政中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根基不稳；而以孙仲山为首的革命党则在海外积蓄力量，伺机而动。
未来中国的走向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作为一个战略家，他从不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因此，在麦格雷戈与清廷官员周旋的同时，亚瑟指示cSb驻伦敦的负责人，代号钟表匠的资深特工，动用其在伦敦建立的极其隐秘的情报网络。
通过一位同情中国变革、与流亡知识分子交情甚密的英国记者费雷泽，钟表匠与这时正积极在欧洲筹款和宣传革命思想的孙仲山先生的代表人物，同盟会欧洲支部的负责人，在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区一间常有各国留学生和流亡者聚会的公寓里，进行了一次高度机密、仅有极少数人知晓的非正式会面。
这次会面的主要目的是收集信息和传递信号，而非提供实质援助。
会面的氛围紧张而充满试探。
钟表匠以一位对远东局势感兴趣的独立学者的身份出现，表达了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关切，并希望了解革命党对建立共和中国的具体设想、组织架构、主要依靠力量以及对列强，特别是日本和英国的态度。
他巧妙地暗示，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新兴的太平洋国家，乐于见到一个独立、稳定、繁荣的中国出现，并愿意与任何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力量建立非官方的沟通渠道。
革命党的代表，对这位突然出现的、身份可疑的学者充满了警惕。
他们怀疑这是否是英国政府或清廷使馆派来的探子。
但他们同样也极度渴望获得任何形式的外部信息和潜在支持。
在确认了对方并非直接威胁后，革命党代表有选择地、谨慎地阐述了他们的共和理念、目标以及对未来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初步构想，同时也表达了对列强干涉和日本野心的担忧。
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澳大利亚方面流露出的对日本的警惕，并试图以此为共同点，寻求某种程度的理解甚至默契。
这次秘密会晤并未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或承诺。
亚瑟的首要目的并非提供援助，那在这时太过冒险，且时机远未成熟。
他需要的是第一手的信息，是对这股潜在的、可能颠覆整个中国格局的力量的真实评估。
钟表匠随后向亚瑟提交的报告，清晰地描绘了革命党的现状：他们拥有坚定的信念、明确的政治纲领，即三民主义的雏形，和一批充满牺牲精神的核心骨干；他们在海外华人社群中拥有一定的动员能力，并试图争取国际同情；但他们的组织结构尚显松散，内部存在不同派别，诸如光复会、华兴会等的矛盾，缺乏稳固的国内根据地和可靠的军事力量，其成功前景看来依然渺茫且充满变数。
综合了来自清廷官方和革命党秘密渠道的信息，亚瑟对这时中国的复杂局势有了更清晰的判断。
清廷的改革虽然步履蹒跚，但其庞大的体量和惯性依然使其在短期内是主要的权力掌控者，是澳大利亚进行经济合作、获取实际利益的必要对象。
而革命党虽然力量尚弱、前途未卜，但其所代表的变革力量和民族主义诉求，契合了历史的潮流，是绝不能忽视的潜在未来主导者。
基于这些判断，亚瑟最终确立了他在这一阶段的对华政策基调，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指示，通过加密电报发回堪培拉：
第一，官方层面要继续积极与清廷保持接触，以技术合作为突破口，推动在铁路、矿业等领域建立实质性的合资项目，争取在中国的新政改革中获得经济利益，并借此建立与清廷中央及地方实力派，例如袁是凯、张之栋等人物的官方联系渠道。
第二，非官方层面则要通过秘密渠道，与改良派，比如梁起超及其在海外的支持者，和革命党，特别是孙仲山一系等潜在的未来力量，保持低调、持续的联系，将其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和长远战略投资，但不轻易提供实质性援助或公开站队，严格避免卷入中国内部复杂的政治斗争。
第三，战略层面的核心目标是维持一个对澳大利亚相对友好的、能够保持基本稳定、具备一定发展潜力、且不被单一列强，特别是日益崛起的日本完全控制的中国。
一个过于强大以至于威胁澳大利亚区域利益的中国，或是一个陷入长期内战、混乱不堪的中国，都不符合澳大利亚的长远战略目标。
澳大利亚需要扮演的是一个谨慎、务实、以自身经济和安全利益为首要考量的建设性平衡者角色，而非试图主导中国命运的玩家。
这项政策的制定与初步实践，标志着澳大利亚外交独立性的又一次实质性迈进。
它不再仅仅是伦敦外交政策在南太平洋亦步亦趋的延伸，而是开始基于自身的地理位置，即作为太平洋国家的地缘自觉，经济需求，即开拓新市场、获取资源，以及长远战略判断，警惕日本崛起、维持区域平衡，独立地、主动地，在错综复杂的远东棋局中，落下属于自己的第一批深思熟虑的棋子。
伦敦的政治家们或许还沉浸在帝国权力交接的纷扰之中，尚未完全意识到，这只曾经被他们视为温顺、需要指引的帝国小袋鼠，已经悄然拥有了自己独立的视野和雄心，将目光投向了那片更广阔、也更充满变数的东方地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