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朋友的小作坊试的，”年轻人抬手挠了挠头，耳尖微微泛红，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眼角的纹路里都带着腼腆，“我先是把大家散落在诗稿本、便签纸上的诗都整理出来，挑了些读起来心里发暖的句子——就像张老师说的，得是能‘焐热心窝子’的那种。然后自己对着电脑画设计图，改了五版才定下来，光橡皮擦都用掉半块呢。”
他拿起一枚印着“晨光吻过窗台时，日子就软了”的书签，指尖轻轻点着边缘的弧度，像在展示一件稀世珍品：“木头选的是枫木，轻便还不容易开裂，摸起来带着点温润的光。边缘特意跟师傅说，磨三遍，保证不滑手。你看这里，”他把书签递到阿哲眼前，“磨得跟河边的鹅卵石似的，圆滚滚的，揣在口袋里都不硌得慌，摸起来多舒服。”
阿哲接过书签，指尖抚过那光滑的边缘，果然像摸着一块被溪水浸了多年的石头，温软得很。他点点头，又皱了皱眉，带着点担忧问：“那成本和销路怎么办？咱们这诗社藏在地下室，没什么名气，怕是不好卖吧？”
“成本我先垫了一部分，朋友知道这事儿是为诗社，也给了不少优惠，算下来没花多少，”年轻人胸有成竹地说，眼里闪着笃定的光，像握着一张必胜的船票，“第一批先做了500个书签，我在网上开了个小店，没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就把诗社的故事——咱们怎么在这里读诗，怎么互相打气，还有这些书签的照片，一五一十发了上去。没想到啊，三天就卖光了！”
他说得兴起，声音都高了些，像在讲一个惊喜的童话：“还有不少人在评论区留言，说看着这些句子心里踏实，问能不能做印着更多诗句的帆布包和笔记本，说要背着去上班、去上课，让诗跟着自己走。”
说着，他从帆布口袋里掏出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递到一尘手里。信封边角被磨得有些毛糙，却透着沉甸甸的分量。一尘捏着信封，能清晰地感觉到里面纸币的厚度，指尖传来的温度像一团小火苗，慢慢往心里钻。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满满地填满了，暖暖的，软软的，像揣了一兜刚烤好的红薯。
他忽然想起年轻人刚来时的模样——那会儿他缩在沙发角落，背驼得像只受伤的虾，眼眶通红，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反复说“活着没意思”，整个人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的木偶，连阳光落在他身上都显得多余；而现在，他站在暖灯下，脊背挺得笔直，眼里有光，语气坚定地说“换我帮你们”，像一株在风雨里被打蔫的小树，不仅重新挺立起来，枝桠上还冒出了新绿，不仅自己扎下了根，还想为别人遮风挡雨。
张老师扶了扶鼻梁上的老花镜，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了两道弯，拿起几枚书签翻来覆去地看，指腹蹭过上面的诗句，像在抚摸老友的手。他笑着说：“好小子，有想法！把飘在风里的诗，变成能摸得着、带得走的东西，让更多人揣着这些暖句子过日子，这是好事！我明天就把我新写的几首关于秋天的诗给你——有写银杏叶的，有写烤红薯的，你看看能不能用上。”
“太好了张老师！”年轻人眼睛一亮，像点亮了两盏小灯，立刻兴奋起来，往前凑了两步，“我正愁素材不够呢！您的诗读着有股烟火气，就像奶奶熬的粥，暖得很。要是帆布包做出来，我第一个给您送一个印着您诗句的，您提着去公园遛弯，保准显眼！”
阿哲放下手里的书签，伸手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掌心的温度透过薄薄的衬衫传过去：“需要帮忙吗？比如设计图案，或者打包发货，我这双手除了弹吉他，拎箱子还是挺有劲的。”
“需要需要！”年轻人连连点头，像小鸡啄米似的，眼里的光更亮了，“我一个人确实忙不过来，打包打到后半夜是常事。正想找你们商量，以后咱们可以一起做——你审美好，负责设计准没错；一尘哥最懂诗里的暖，就负责挑诗；张老师和李老师多写些新作品，给咱们当‘弹药’；老周叔要是有空，帮忙看看仓库也行。咱们把‘诗歌文创’做大，让更多人知道咱们这个‘诗歌安慰站’，也让诗社能一直办下去，像巷口的老槐树似的，年年发新芽。”
地下室里的暖灯亮着，橘黄色的光像融化的蜂蜜，缓缓淌在那些印着诗的木质书签上。每一枚书签都像一个小小的发光体，字里行间的暖透过木头的纹理渗出来，把大家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在墙上交叠、依偎。那些曾经藏在诗句里的希望，此刻被这小小的创业梦一照，一点点变得更亮，像初春的星星，虽然微弱，却笃定地闪着，仿佛在说：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像这些书签一样，经得起打磨，也暖得起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