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章武八年（公元269年）夏，“伏波”号巨舰的建成与试航成功，如同在南中平静的海面上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向外扩散，其影响远超楪榆一港。这艘凝聚了南中军民心血与智慧的战舰，不仅标志着蜀汉残余政权海上力量质的飞跃，更以一种不容忽视的姿态，宣告了其在南海的存在感。这一变化不可能不引起近在咫尺、一直将南海视为其势力范围的东吴的警觉。果然就在“伏波”号下水后不久，一向对南中持谨慎戒备、偶尔试探的东吴方面，态度发生了微妙而迅速的变化。一场围绕外交试探与战略博弈的风暴，正悄然通过海路袭来。
这一日，永昌不韦城卫将军府邸内，诸葛瞻正与安南将军霍弋、秘书令郤正商议北线姜维所需军械调配事宜。自大典后，皇帝刘禅虽每日临朝，然具体军政要务，多倚仗诸葛瞻、霍弋等重臣协理。北疆压力始终是心头大患。
忽有亲卫疾步入内，呈上一份来自楪榆港靖海水军都督陈舟的六百里加急密报。诸葛瞻展卷一观，素来沉静的面容上不禁掠过一丝惊诧与凝重。
“东吴遣使？” 霍弋见状，浓眉一拧，“所为何事？莫非因‘伏波’巨舰，前来问罪？”
诸葛瞻将密报递与霍弋、郤正传阅，缓声道：“非是问罪，乃是‘通好’。来者并非东吴交州普通官吏，而是吴主亲自派遣的谒者仆射名为薛珝。其乘快船一艘，悬挂使节旌旗，已抵达楪榆外海，请求入境，呈递吴主国书，并欲面见陛下。”
此讯着实出人意料。自南迁以来，东吴虽与南中间接通过边境贸易有些许接触，且北地司亦曾尝试秘密联络东吴边境将领，但如此正式、高规格的遣使，尚属首次。且时机拿捏得如此精准，正在南中海上力量取得突破之际。
郤正抚须沉吟，面露疑色：“孙皓竟遣使来？其意究竟为何？东吴国策素以据江自保、窥伺中原为要。我朝与彼，虽有旧盟，然自先帝驾崩、成都沦陷，盟约早已名存实亡。彼不助我，亦未公然助晋，今忽遣使，恐非单纯修好。”
霍弋则更为警惕：“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定是见我造出巨舰，心生忌惮，故遣使来探我虚实！或许还想效仿昔日吕蒙袭荆州之举，假意通好，暗藏祸心！卫将军，不如拒其入境，或令陈舟于海上接见，绝不可让其深入我永昌腹地！”
诸葛瞻静听二人之言，目光深邃，手指无意识地在案几上轻轻敲击。他深知霍弋的担忧不无道理，东吴背盟偷袭荆州的教训，刻骨铭心。然，直接拒绝一国正式使节，尤其是实力远胜于己的东吴，绝非明智之举，不仅失礼，更可能授人以柄，为东吴武力挑衅提供借口。
“霍将军所虑，自是老成谋国之言。东吴之心，不可不防。” 诸葛瞻缓缓开口，语气转而沉稳，“然，两国相交，纵有千般疑虑，亦不可闭门谢客，自绝于外。彼既以礼来，我当以礼迎。拒之，则显我心虚胆怯，反惹其疑，甚或促其用强。迎之，则可观其来意，察其虚实，亦可借此向吴主、向天下，彰显我朝虽僻处南中，然礼制不缺，气度不凡。”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锐芒：“况且，此亦是一次契机。或可借此使，试探东吴对晋态度，了解其内部情势，甚至……若能以言辞动之，暂缓其西顾之忧，使我可专心北防，岂非善事？纵不能成，亦无损失。”
计议已定，诸葛瞻立即入宫禀报北地王刘谌及皇帝刘禅。刘禅近来精神稍振，闻讯后，虽有些许不安，然在诸葛瞻的分析与鼓励下，亦表示：“卫将军所言甚是。朕虽不德，然岂能失礼于外邦？便依卿所议，以诸侯之礼，迎其使者。一切事宜，由卫将军与霍将军、郤令君妥为处置。” 有了皇帝的首肯，诸葛瞻便有了决断的底气。
他立即下达一连串指令：
一、 以皇帝名义，遣秘书郎诸葛尚为“迎伴使”，携相应仪仗，速往楪榆港，迎接吴使薛珝一行入境，沿途以礼相待，然需伴其左右，暗中观察其随从言行。
二、 命靖海水军都督陈舟，加强楪榆港及沿海巡逻，尤其注意薛珝所乘船只动向及是否有其他吴军船队异常靠近，但一切行动需隐蔽，不得显露敌意。
三、 命安南将军霍弋，暗中调动部分精锐，加强永昌城防及使馆区域警戒，外松内紧，以防万一。
四、 命北地司郎中张瑛，立即动用所有关于东吴的情报渠道，火速查明薛珝此人的背景、性格、政治倾向，以及近期东吴朝廷对南中政策的可能动向。
数日后，东吴谒者仆射薛珝，在汉秘书郎诸葛尚的陪同下，抵达永昌不韦城。薛珝其人，年约四旬，衣冠楚楚，言谈举止颇具江东名士风范，应对酬酢，滴水不漏。诸葛尚年轻，然秉承父志，应对得体，暗中观察，发现薛珝及其随从虽对南中风物流露出好奇，然纪律严明，并无逾矩之举，且对“伏波”号等军事机密，似乎刻意避而不谈，反而多次询问农桑、学宫等事。
北地司的情报也陆续汇总：薛珝乃吴名臣薛综之子，非跋扈武将，乃文雅之士，此次出使，似确为吴主亲定，朝中重臣镇军大将军陆抗等亦表支持。其背景显示，此次出使，怀柔探虚实的可能性，远大于军事挑衅。
又一日，北地王刘谌在王府正殿，代表皇帝刘禅，以正式礼节接见了吴使薛珝。诸葛瞻、霍弋、郤正等重臣在列。薛珝恭敬呈上吴主的国书。国书言辞颇为客气，追溯吴蜀旧谊，对汉主（指刘禅）移驾南中表示关切，称赞南中治理有成，声教远播，并隐约提及“南海波平，方利舟楫”，希望两国能“共维旧好，各守疆界”。
薛珝在殿上言道：“吴主闻汉主于此开辟新基，甚为欣慰。江东与西蜀，唇齿相依数十载，虽世事变迁，然情谊犹存。今北有强晋虎视，我两国实宜相望相助，而非彼此猜疑。吴主遣外臣来，一为致意，二则，亦盼汉主能体察时艰，勿使南海生波，令仇者快而亲者痛。” 话语绵里藏针，既表达了维持现状的意愿，也暗含了对南中发展水师、可能打破区域平衡的担忧。
接见仪式后，真正的交锋在私下进行。诸葛瞻于卫将军府设宴，单独款待薛珝。席间，二人摒退左右，只留诸葛尚在旁记录。
薛珝不再绕弯，坦言道：“卫将军明鉴。仆此番南来，实奉吴主深切之忧。贵邦造巨舰，练水师，其志可嘉。然，南海虽阔，然舟船相避，方得平安。贵邦与晋为敌，然与吴，实为隔水邻邦。吴主恐贵邦锐意海上，或生误会，或为晋人所乘，挑拨你我，则江东亦难安枕。故遣仆来，欲与将军坦诚相见，寻一相处之道。”
诸葛瞻举杯，从容应对：“薛君直言，瞻感其诚。恕我直言，吴主之虑，未免过矣。我朝所为，实为自保。晋军势大，封锁陆路，我朝不得已，乃向海求生，通商贾，换粮秣，以养军民，绝无觊觎江东之意。昔日吴蜀联盟，共抗曹魏，此情此义，我朝上下，未尝或忘。今晋室篡逆，我主承继汉统，与晋势不两立。吴主与晋，虽暂相安，然岂不知唇亡齿寒之理？司马氏野心，岂止于巴蜀？若我朝不存，下一个又会是谁？”
他目光炯炯，直视薛珝：“故非我欲生波，实乃势不得已。我所求者，不过是一线生机。若吴主真念旧谊，愿续盟好，无须助我兵戈，只须默许我商船往来，勿加阻拦，则我朝感念不尽，亦可为江东，暂阻晋人南顾之兵锋。如此岂不两利？”
诸葛瞻一席话，既阐明了立场，点明了共同威胁，又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请求，可谓有理有据，不卑不亢。
薛珝听罢，沉吟良久。他深知诸葛瞻所言非虚，东吴朝廷内部对晋亦深怀戒心，陆抗等将领一直在加强长江防务。然，要东吴明确支持南中，势必开罪强晋，绝无可能。
良久，薛珝方道：“卫将军之言，仆当如实禀报吴主。商船往来之事，或可斟酌。仆亦有一言，望将军思之。贵邦志在恢复，然力有未逮。与其倾力于难以企及之北图，何不效仿先秦故事，安守南中，与吴和睦，保境安民？如此或可长享太平。” 此言暗含劝南中放弃北伐，安心偏安之意。
诸葛瞻闻言，神色一肃，断然道：“薛君此言差矣！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此乃先帝、武侯遗训，亦是我朝立国之本！北伐中原，还于旧都，非为虚名，乃是为雪国耻，告慰先烈！纵有千难万险，此志不移！若仅为偏安，我等何必困守于此，浴血奋战？吴主好意，瞻心领之，然此议，万万不敢从命！”
会谈至此，已触及核心分歧。薛珝见诸葛瞻态度坚决，知难以动摇，便不再多言。双方后续又就边境贸易、使节往来等具体事宜进行了磋商，气氛虽保持礼节，然底层的战略隔阂已显露无遗。
数日后，薛珝辞行南返。临行前，他再次秘密会见诸葛瞻，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卫将军雄才大略，仆深为敬佩。然时势比人强。吴主之意，望贵邦能审时度势。江东之水师，非为观瞻而设。但愿南海，永为通途，而非战场。”
诸葛瞻亦回应：“但愿如此。通途需双方共维。若有人欲断我生路，则虽船小力薄，亦当奋死一搏！请薛君转告吴主：汉家旌旗，既已扬起，便绝不会轻易落下！”
送走薛珝后，诸葛瞻立即将此次会谈详情，写成密奏，呈报刘禅，并抄送北疆姜维及南中诸重臣。
他在奏章中分析道：“……东吴遣使，其意昭然。一在威慑，示其水师之强，警告我勿轻举妄动；二在试探，探我虚实，尤探我北伐之志是否坚定；三在离间，欲以偏安之说，惑我君臣，瓦解斗志。然其亦显露一底牌：短期内，东吴无意亦无力对我大动干戈，其重心仍在防晋。我可利用此机，加速发展海贸，积蓄力量。对东吴之警惕，万不可松懈。其默许商船之承诺，不可尽信，需以实力为后盾……”
皇帝刘禅览奏，深以为然。大将军姜维自北疆回书，言：“东吴狡诈，不可恃其盟。然其暂缓西顾，于我北线，亦是利好。维必加紧整军，伺机而动。”
海路秘使之事，虽未达成任何实质性盟约，却如同一场无声的外交摸底。它使南中清晰地认识到东吴的底线与意图，也坚定了自身北伐的国策。同时这次高规格的接待，无形中提升了南中政权的国际形象与自信心。然而薛珝的警告言犹在耳，东吴强大的水师始终是悬于头顶的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