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站在“幸福家园”小区三号楼二单元的楼道里，鼻腔里充斥着老旧楼宇特有的、混合着灰尘、霉味和各家各户油烟的气息。发现尸体的1201室房门大敞，警戒线已经拉起，穿着制服的民警正在维持秩序，但依旧挡不住楼道里邻居们探头探脑的张望和窃窃私语。
队长李兵从房间里走出来，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他递给陈默一副鞋套和手套：“里面，你自己看吧。有点……怪。”
陈默点了点头，默不作声地穿戴好，弯腰钻过警戒线。客厅的景象映入眼帘，即使是他这样经验丰富的刑警，胃里也忍不住轻微地抽搐了一下。
死者是一名中年男性，根据初步信息，名叫赵建国，五十二岁，本市一家中型国企的普通科员。他仰面倒在客厅中央，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工装，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但面部表情极其扭曲，双眼圆睁，瞳孔里凝固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仿佛在生命最后一刻看到了极度骇人的景象。他的右手紧紧攥着胸口，左手则无力地摊开，旁边掉落了一个半旧的智能手机。
法医虞倩正蹲在尸体旁进行初步检查，她抬起头，看到陈默，推了推眼镜，语气带着一丝困惑：“陈队，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大概在昨晚十点到十二点之间。体表没有发现致命创伤，没有搏斗痕迹，也没有中毒的典型表征。需要回去做详细解剖才能确定死因。但是……他的表情，你看，这不像是自然死亡或者突发疾病该有的样子。”
陈默的目光扫过整个客厅。房间收拾得异常整洁，甚至可以说是一尘不染。沙发上的靠垫摆放得规规矩矩，茶几上的水杯、遥控器都放在固定的位置，一丝不乱。墙壁上挂着几幅廉价的风景画，风格保守。这是一个典型底层中年男人的居所，透着一种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后的、谨小慎微的秩序感。
“现场太干净了。”陈默低声说，像是在自言自语，“干净得不像话。”
技术队的林峰正在小心翼翼地提取可能的痕迹，他闻言抬起头：“陈队，确实奇怪。门锁没有被破坏的痕迹，窗户也都从内锁好。我们检查了所有可能的地方，指纹、脚印……除了死者自己的，几乎没有第二个人的。就像……就像他自己一个人在这里，然后被某种东西活活吓死了。”
“吓死？”队长李兵走了过来，咂咂嘴，“老赵这人，据他单位同事和邻居反映，性格老实巴交，甚至有点懦弱，从不与人结怨。谁会吓他？又能用什么吓他？”
陈默没有回答，他走到赵建国的尸体旁，蹲下身，仔细观察着他那只紧握胸口的手，以及掉落在旁的手机。手机屏幕已经碎裂，但似乎还能使用。他示意林峰：“这个手机，回去立刻做数据恢复和提取，重点检查他死前一段时间的通话记录、短信和各种应用软件。”
“明白。”林峰小心地将手机放入证物袋。
陈默站起身，环顾四周。这种“干净”让他感到不安。它不是那种精心打扫以消除证据的“干净”，而是一种……缺乏生命痕迹的、近乎死寂的“干净”。赵建国的生活，似乎就像这个房间一样，被框定在一种极窄的、毫无波澜的轨道里。
“走访一下邻居，重点问昨晚有没有听到异常声响，或者看到陌生人。”陈默对队长说，“虞倩，尽快给我解剖报告。林峰，现场有任何微量物证都不能放过。”
他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看热闹的人群。阳光照在那些麻木或好奇的脸上，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常。但在这个过于整洁、过于平静的房间里，一个看似最平庸、最不可能招惹是非的人，以一种极其不寻常的方式死去。
这平静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
接下来的调查，似乎印证了赵建国“平庸”的人生。
单位领导说他“勤恳本分，但能力一般，几十年如一日，没什么突出表现，也没犯过大错”。同事说他“是个老好人，谁让他帮忙顶班、做点杂事他都答应，就是有点闷，不太合群”。邻居们的描述也大同小异——“挺和气的一个人”，“见面会点头打招呼”，“没见他和谁红过脸”，“生活很规律，每天几点出门几点回来都差不多”。
赵建国离婚多年，独子在外地读大学，平时几乎没什么社交活动。他的银行账户余额寥寥，没有大额资金往来，没有不良嗜好，没有感情纠葛。他就像城市背景板里一个最不起眼的像素点，按部就班地活着，然后无声无息地、以一种极其突兀的方式死了。
两天后，虞倩的解剖报告送到了陈默的办公桌上。
“死因确认了，”虞倩的语气带着前所未有的凝重，“急性心源性猝死。但是，陈默，他的肾上腺激素水平在死亡时超高，远超正常应激反应的极限。这表示他在死前经历了极度的、持续的恐惧和精神压力。可以说，他是被活活吓死的。”
“吓死……”陈默重复着这个词，手指轻轻敲着桌面，“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好人，在家里，被什么东西吓到心脏骤停？”
“还有更奇怪的，”虞倩翻开报告下一页，“我们在他的血液里，检测到微量的、一种结构非常复杂的化学物质，不属于任何已知的毒品或常见药物。技术队那边还在分析其具体成分和作用，但初步判断，这种物质可能具有强烈的致幻或精神干扰特性。”
致幻剂？陈默的眉头皱得更紧了。赵建国的社会关系和个人经历，完全与毒品不沾边。
这时，林峰拿着赵建国的手机数据分析报告匆匆走了进来，脸色同样不好看。
“陈队，手机数据恢复了。他死前最后几个小时，行为非常异常。”
“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