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泉州港。
二月的海风已褪去凛冬的刺骨，带着暖湿气息拂过密密麻麻的桅杆。这里是郑氏海上王国的腹心，港内泊船如林，既有高耸如楼的福船、广船，也有形制古怪的西洋夹板船，更有无数穿梭往来的小艇舢板。空气中混杂着鱼腥、桐油、香料和货物陈腐的复杂气味，码头上扛包的苦力、点数货物的账房、吆喝叫卖的小贩、以及挎刀巡视的郑家水兵，构成一幅喧嚣而富有生机的画面。
港区深处，一座背靠山岩、守卫森严的府邸内，气氛却与港口的喧嚣截然不同。书房里只点了一盏牛角灯，光线昏黄。郑成功（郑森）独自坐在案前，面前摊着一封密信和几张海图。信是武昌林慕义通过隐秘渠道送来，措辞恳切，重申“驱逐鞑虏、光复神州”之大义，并详述了江南开海、许商参股、以海利补国用的新策，信末再次邀请郑成功“共襄盛举，开万世之利”。
海图则更为关键。不仅有福建至辽东的详细航线，还标注了旅顺口外清军水寨的布防弱点，以及金州附近几处可以秘密联络接济的地点。随图附上的，还有一枚小巧的铜印，印文是“振明军平辽水师协理关防”，以及一份空白的、盖有林慕义摄政王大印的“委任状”，职务一栏空着，显然待填。
郑成功的手指抚过那冰凉的铜印，年轻的脸上神色变幻。父亲郑芝龙的态度，他再清楚不过。老帅只想做海上的无冕之王，在明清之间待价而沽，甚至与北边暗通款曲，以求家族富贵长保。为此，父亲甚至默许了清廷使者在泉州的秘密活动，并开始限制他与武昌方面的接触。
“森儿，这海上，风浪险恶，不比陆上。”三日前，郑芝龙在家族议事时，曾意味深长地敲打他，“咱们郑家能有今日，靠的是船，是弟兄，是懂得在风浪里找活路。有些路，看着光鲜，走下去却是悬崖。有些朋友，今天称兄道弟，明天就可能翻脸无情。凡事，多为你阿爹想想，为咱们郑家这上下几千口人想想。”
话里的警告，郑成功岂能听不出来？父亲是怕他年轻气盛，受了林慕义“大义”的蛊惑，将郑家绑上武昌的战车，万一事败，便是灭顶之灾。稳妥的做法，自然是继续骑墙，甚至稍稍倾向看似底蕴更深的清廷那边。
可是……
郑成功闭上眼，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去岁随商船前往日本长崎时，在码头上看到的景象：那些被贩卖为奴的汉人，剃发易服，神情麻木；那些趾高气扬的倭人商贾，言语间对“明国”的衰败充满鄙夷；还有停泊在港内的荷兰夹板船，粗大的炮口毫不掩饰地指向岸上……一种刻骨的屈辱与愤怒，至今仍灼烧着他的胸膛。
他是郑森，也是国姓爷朱成功（南明隆武帝赐姓朱）！他的血脉里，流淌的不仅是海商的精明，更有受赐国姓时立下的忠义誓言！眼睁睁看着神州陆沉，衣冠沦丧，却只计较一家一姓的得失安危？
他猛地睁开眼，目光落在案头另一份文书上——那是他手下心腹陈永华刚刚送来的密报，详细记录了清廷使者与郑芝龙几位心腹在厦门密会的内容。清廷许下的，不过是“海澄公”的虚衔和有限的通商便利，代价却是要郑家断绝与武昌往来，并在必要时“协助肃清海氛”，这“海氛”指的是谁，不言而喻。
“助纣为虐……”郑成功喃喃道，手指攥紧了那枚铜印，印棱硌得掌心生疼。父亲可以为了现实利益选择妥协甚至交易，但他不能。有些东西，比金银、船队、甚至家族存续更重要。
他起身，走到窗边，推开一道缝隙。港外的海面在月光下泛着细碎的银光，波涛声隐隐传来，永恒不息。他仿佛看到了更北方的海面，黄得功那支伤痕累累却依旧顽强的舰队；看到了冰天雪地的金州城头，李九成和数千将士在泥泞与重围中苦苦支撑；也看到了武昌那位素未谋面、却让他心折的摄政王，如何在南北夹击、内外交困中，执拗地推行着那些看似艰难却指向未来的变革。
一股热血涌上心头。他知道，再犹豫下去，不仅会错失良机，更可能让自己终生陷于懊悔。
“来人！”他沉声唤道。
心腹家将郑省英（与辽东的郑省英同名，系郑成功族弟）应声而入。
“省英，你立刻去准备。挑选最可靠的弟兄三百人，要水性好、敢拼命的。船只……不动用港内的大船，就用那几艘藏在涪屿（金门附近小岛）的‘飞虹’快船，再配上四艘改装过的双桅哨船。火炮拣轻便犀利的带上，弹药备足。”郑成功语速很快，目光锐利，“对外就说，我要率队去澎湖巡弋，操练新阵。”
“少帅，您这是要……”郑省英一惊。
“北上。”郑成功吐出两个字，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不去辽东，去这里。”他走回案前，手指点在海图上一个位置——山东半岛东端，成山角（今威海成山头）附近的一处小海湾。
“这里？”郑省英凑近细看，“此地偏离主航道，且靠近登州清军水师……”
“正因如此，才不易被察觉。”郑成功道，“黄得功在旅顺口外苦战，李九成在金州被围，武昌纵然有心接济，海路漫长，风险极大。我们从此处切入，一则路程较近，二则可避开清军水师主力巡逻区。我们船小速度快，扮作商船或渔船，运一批武昌最急需的火药、伤药、还有御寒的棉衣过去。不必直接靠岸，在预定地点交接即可。”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决绝：“更重要的是，我要亲自去见一见黄得功，见一见李九成，亲眼看看辽东战局，也……替武昌，也替我自己，给前线将士一个交代！父亲那边，我自有交代，你不必多问。”
郑省英深知这位堂兄的脾性，一旦决定，九头牛也拉不回。他不再多言，肃然抱拳：“是！属下这就去准备！最迟三日后可出发！”
“记住，绝对机密！”郑成功叮嘱，“参与此事者，家眷皆需妥善安置。若走漏风声……”他没有说下去，但眼中寒光已说明一切。
郑省英领命而去。书房内重归寂静。郑成功再次望向窗外的大海，心中激荡难平。这一步踏出，便意味着与父亲的分歧公开化，甚至可能面临家族内部的压力与清廷的敌视。但，有些路，终须有人去走。
几乎在同一时刻，千里之外的南京。
关于“护商船队”名额的争夺，在咨议局内达到了白热化。三支名额，却有超过十家实力雄厚的商团士绅联盟虎视眈眈。松江的丝绸巨贾、宁波的海外贸易世家、泉州的香料大王（虽与郑家有隙，但利益驱使下也有人暗中串联）、乃至苏州常州等地联合起来的茶商、瓷商，各方代表在沈文渊和陈子龙面前引经据典、陈述实力、许下承诺，甚至隐晦地提出种种“心意”。
沈文渊揉着发胀的额角，对陈子龙苦笑道：“卧子兄，这比当初谈税则还要棘手。皆是江南柱石，得罪了哪一边，新政推行都要受阻。”
陈子龙也是眉头紧锁。他深知，这不仅仅是三支船队的名额之争，更是未来江南海贸格局、乃至地方势力的一次预演和洗牌。处理不好，后患无穷。
“可否……增加名额？”一位参与磋商的老成士绅试探问道。
“不可。”陈子龙摇头，“王爷明令，首批只限三支，意在稳妥起步，积累经验。且三支已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监管，再多，恐水师衙门力不能及，反生乱象。”
“那如何遴选？总要有个章程。”另一位代表道。
沈文渊沉吟道：“王爷信中提及，须有‘可靠保结’，并经三处水师衙门共核。我看，不如设几条硬杠：其一，参股资本需达一定数额，证明其有实力维持船队；其二，需有建造或拥有合格海船、雇佣熟练水手的实绩；其三，需有地方官府或资深士绅联保，确保其遵纪守法；其四……须承诺，首批出海，至少有一半航次，用于承运朝廷指定的紧缺物资或开拓王爷圈定的新航道。以此四条，由咨议局初核，再报武昌、南京、福建三地水师衙门复核，如何？”
这几条，将财力、经验、信誉与朝廷需求紧密结合，相对公平，也堵住了纯粹靠关系和贿赂上位的可能。各方代表虽然仍有不满，但也提不出更合理的办法，只得勉强同意按此章程申报竞争。
当南京的士绅商贾们为三个宝贵的名额绞尽脑汁时，他们并不知道，在东南海疆，一位年轻的“国姓爷”，已经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方式，冲破藩篱，汇入那场正在重塑华夏命运的澎湃大潮。
潮水，正在东南悄然凝聚力量，即将向着既定的方向，奔涌而去。而它带来的，将不仅是补给和援手，更是一种象征，一种足以影响无数人选择的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