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宋朝“纪检委天花板”的硬核人生——从“包小黑”到“包青天”
各位客官，今天咱们聊的这位，是宋朝官场的“清流担当”，更是老百姓心中的“正义代言人”——包拯。提到他，你肯定会想到“黑脸、月牙、三口铡刀”，但咱说实话，历史上的包大人没那么“神神叨叨”：他不黑脸，是后世画家为了显威严给涂的；也没铡过驸马，却真把皇亲国戚怼得没脾气；更不是天生的“断案机器”，小时候还帮邻居找过丢了的鸡。
这老爷子一辈子就干了三件事：跟贪官死磕、给百姓撑腰、让皇帝“头疼”。今天咱们分六章，扒一扒这位“宋朝最刚文臣”的搞笑又硬核的人生，保证让你笑完觉得：原来“包青天”不是传说，是个接地气的“耿直boy”！
第一章 童年“包小黑”：宋朝版“少年侦探”的日常
公元999年，安徽庐州（今合肥）的包家，迎来了一个男娃。这娃生下来皮肤不算黑，就是哭声特别大，街坊邻居都调侃：“包家这小子，以后肯定是个‘大嗓门’，说不定能当街喊话劝架。”——谁也没想到，这娃后来不仅“喊话”，还喊得皇亲国戚都发抖。
这娃就是包拯，小名“小黑”——不是因为皮肤黑，是他小时候总爱在太阳底下跑，晒得有点黑，加上眼睛亮得像黑葡萄，家人就这么叫开了。
包家不算大富大贵，但也算书香门第，爹包令仪是个小官，娘李氏是个温柔的妇人。按说包拯该像别的富家子弟一样，天天读书练字，可他偏不——最爱跟街坊邻居的小孩一起玩“断案游戏”。
有一次，邻居王大娘的鸡丢了，急得坐在门口哭。包拯正好放学回来，看到王大娘哭，就凑过去问：“大娘，您的鸡咋丢了？”
王大娘抹着眼泪说：“早上我把鸡关在院子里，回来就没了，那鸡还在下蛋呢！”
包拯听完，没急着安慰，反而蹲在王大娘家院子里，跟个小大人似的“查案”：先看鸡窝，发现鸡窝门被撞开了；再看地上，有几串小脚印，还有几根黄色的鸡毛；最后抬头一看，院墙上有个小窟窿，窟窿旁边还挂着一根稻草——那是王大娘家院子里特有的稻草。
包拯一拍大腿：“大娘，我知道了！您的鸡是被隔壁张二娃偷了！”
王大娘一愣：“你咋知道是他？”
包拯指着脚印说：“这脚印是小孩的，跟张二娃的鞋一样大；而且张二娃昨天还跟我说，想偷只鸡烤着吃；最关键的是，他家墙跟您家挨着，那窟窿正好能钻进去一只鸡！”
说着，包拯就拉着王大娘去张二娃家。张二娃正躲在院子里，准备把鸡杀了，看到包拯和王大娘来，脸一下子红了，只好把鸡还给了王大娘。
王大娘高兴得直夸包拯：“小黑啊，你比官府的捕快还厉害！以后肯定能当大官，帮咱们老百姓断案！”
包拯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我就是看着脚印和鸡毛猜的，不算厉害。”
除了帮邻居找鸡，包拯小时候还有个“怪癖”——爱跟爹“抬杠”。有一次，爹包令仪处理完公务，跟家人说：“今天有个百姓来告状，说邻居占了他的地，我看那百姓穷，就判邻居把地还给他了。”
包拯听完，皱着眉头说：“爹，您这么判不对！您得看谁的地契是真的，不能因为他穷就偏帮他，要是邻居的地契是真的，那您不就冤枉好人了吗？”
包令仪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你这小子，才几岁就懂‘公平’了？行，以后爹处理案子，都跟你说说，让你帮着参谋参谋。”
后来有人问包拯，小时候帮邻居找鸡的时候，怕不怕张二娃不认账？他说：“怕啥？我知道他没我聪明，再说了，偷东西本来就不对，他肯定会心虚。不过那时候我也有点慌，怕猜错了，还好最后猜对了——要是猜错了，我以后就没脸帮人找东西了！”
你看，这就是童年的包拯：不是“天生神探”，是个爱观察、爱较真的小孩；没有“超能力”，只有一双会看细节的眼睛和一颗想帮人的心。这份“认真”和“公平”，也成了他一辈子的底色。
第二章 科举“学霸”与“妈宝男”：包拯的“职场延迟毕业”
公元1027年，二十八岁的包拯站在汴京城的殿试榜单前，眼睛亮得像星星——他中了进士，还是甲科！要知道，宋朝的进士有多难考？全国几千人报名，最后只录几十人，比现在考公务员难多了。
包拯能考上，全靠他小时候的“学霸”底子。别人玩的时候，他在背《论语》；别人睡懒觉的时候，他天不亮就起来读书；就连跟小伙伴玩“断案游戏”，他都会把《唐律疏议》（唐朝的法律书）拿出来，照着上面的条款“判案”。
放榜那天，包令仪高兴得在京城摆了酒，请亲戚朋友吃饭。大家都劝包拯：“小黑啊，你现在中了进士，就能当大官了，以后可得好好干，别给咱们包家丢脸！”
包拯点点头，心里却在琢磨别的事——他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当知县，可爹妈的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他要是去建昌，来回得好几个月，没法照顾爹妈。
吃饭的时候，包拯跟爹说：“爹，我不想去建昌当知县，我想回家陪您和娘。”
包令仪愣了一下：“你疯了？中了进士还不去当官，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包拯说：“当官什么时候都能当，可爹妈就一个，要是我去了建昌，您和娘生病了没人照顾，我心里不安。”
娘李氏也劝他：“儿啊，你别担心我们，你去当官，好好为百姓办事，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孝顺。”
可包拯就是不松口：“不行，我得留在家里陪你们。实在不行，我就请朝廷把我调到离庐州近的地方，要是调不了，我就辞官回家。”
最后，朝廷还真把他调到了和州（今安徽和县）当监税官（管税收的官），离庐州不算太远。可包拯去和州没几天，就收到娘的信，说爹的腰病犯了，想他了。包拯看完信，立马收拾行李，向朝廷辞官，回家陪爹妈去了。
这一陪，就是十年。直到公元1037年，爹妈都去世了，包拯守完孝，才重新出山，去天长县（今安徽天长）当知县。
有人调侃他：“包大人，别人都是中了进士就赶紧当官，你倒好，在家陪爹妈十年，成了‘妈宝男’了！”
包拯笑着说：“‘妈宝男’咋了？爹妈养我这么大，我陪他们十年还不行？再说了，我这十年也没闲着，天天在家读法律书，现在去当知县，断案肯定更厉害！”
还真被他说中了。到了天长县，包拯断的第一个案子，就成了当地的“名案”——“牛舌案”。
有个农民来告状，说自己的牛被人割了舌头，牛快死了，想让包拯帮他找出凶手。包拯听完，想了想，跟农民说：“你回去把牛杀了，然后把牛肉拿到街上卖，凶手肯定会来告状。”
农民一脸疑惑：“大人，杀牛是犯法的，我要是杀了牛，您不抓我吗？”
包拯说：“你放心，有我在，没人敢抓你。你就按我说的做。”
农民半信半疑地回去，把牛杀了卖肉。果然，第二天就有人来告状，说农民私自杀牛，违反法律，要包拯治他的罪。
包拯一拍惊堂木，盯着告状的人说：“你就是割牛舌的凶手！你割了牛舌，知道牛活不成，就等着农民杀牛，然后来告状，想治他的罪。我说得对不对？”
告状的人一听，脸都白了，只好承认是自己割了牛舌——因为他跟农民有仇，想报复农民。
百姓们听说了这事，都夸包拯：“包大人太厉害了！这么难的案子，他一下子就破了！”
包拯却笑着说：“这案子不难，就是换个思路想——割牛舌的人，肯定是想让农民犯事，所以只要农民一杀牛，他就会来告状。我就是赌了一把，没想到还真赌对了！”
你看，这就是包拯的“职场起步”：不是急着当官往上爬，而是先尽孝；不是一上任就“开挂”，而是用十年的准备，换来了“断案如神”的名声。这种“重情重义”又“厚积薄发”的劲儿，也为他后来的官场生涯埋下了伏笔。
第三章 端州“拒砚”：宋朝最“傻”的官，却让百姓记了一辈子
公元1040年，包拯被调到端州（今广东肇庆）当知州。端州有个宝贝——端砚，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质地细腻，写起字来不渗墨，皇帝和大臣都特别喜欢。
在包拯之前，端州的知州都有个“潜规则”：每年除了给朝廷上交规定数量的端砚，还会多收几十块，要么自己留着，要么送给京城的大官，好为自己铺路。有个知州更过分，每年多收几百块端砚，家里堆得跟小山似的，连睡觉的地方都快没了，还跟人炫耀：“我这端砚，以后能传给我孙子的孙子！”
包拯到了端州，第一件事就是查端砚的“账本”。下属跟他说：“大人，咱们端州的端砚好，每年多收几十块，送给京城的大人，以后您升官也方便。”
包拯皱着眉头说：“朝廷规定交多少，咱们就交多少，多收一块都是贪！那些大人要是喜欢端砚，自己花钱买，要是想靠端砚升官，那官也当不久！”
下属还想劝：“大人，以前的知州都这么干，您不这么干，会得罪人的。”
包拯说：“我当知州是为了百姓，不是为了得罪人。以后谁也不许多收端砚，要是让我发现，别怪我不客气！”
从那以后，端州的端砚就只按规定数量上交，再也没人多收一块。百姓们高兴得不行，说：“终于来了个不贪砚台的知州！”
有一次，一个砚台工匠想感谢包拯，偷偷给包拯送了一块最好的端砚，说：“大人，这砚台是我亲手做的，没花一分钱，您就收下吧，以后您写文章也方便。”
包拯看着砚台，确实喜欢——他一辈子爱读书写文章，好砚台对他来说，就像战士对好刀的喜欢。但他还是摇了摇头，把砚台还给工匠：“谢谢你的好意，可我不能收。我要是收了你的砚台，以后别人就会学你，给我送别的东西，我要是都收了，跟以前的贪官有啥区别？”
工匠说：“大人，这不一样，我是真心感谢您，不是想求您办事。”
包拯笑着说：“我知道你是真心的，但规矩就是规矩。这样吧，你把这砚台卖给我，多少钱我给你，这样我收得心安，你也卖得开心。”
最后，包拯按市场价买了那块砚台，每天用它写文章，还跟下属说：“这砚台是我花钱买的，用着踏实，要是是别人送的，我写文章都写不下去。”
包拯在端州当了三年知州，离任的时候，除了自己买的那块砚台，没带一块端砚。百姓们听说他要走，都来送他，有的送鸡蛋，有的送茶叶，还有的想把自己做的端砚送给他，都被他拒绝了。
有个老人拉着包拯的手说：“大人，您在端州三年，没贪一块砚台，没拿百姓一分钱，您是咱们端州最好的知州！您要是走了，以后再也没人这么对咱们了！”
包拯说：“大爷，您别这么说，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以后不管谁来当知州，只要你们敢说真话，敢告状，他们就不敢欺负你们。”
后来有人问包拯，在端州不贪砚台，后悔吗？他说：“不后悔。我要是贪了砚台，虽然能讨好大官，能升官，但我会睡不着觉，会对不起百姓。现在我虽然没靠砚台升官，但百姓记得我，这比啥都强。再说了，我花钱买的砚台，用着比别人送的舒服多了！”
你看，这就是包拯在端州的日子：别人贪砚台，他却“拒砚”；别人想靠送礼升官，他却靠办实事赢得百姓的心。这种“不贪小利、只求心安”的劲儿，也让他成了百姓心中的“清官”。
第四章 开封府“拆台王”：他让百姓直接告状，让贪官躲着走
公元1056年，五十八岁的包拯被调到汴京城，任开封府尹。开封府是宋朝的首都，皇亲国戚多、贪官污吏多、疑难案子多，是出了名的“难管”。以前的开封府尹，要么怕得罪皇亲国戚，要么跟贪官同流合污，百姓来告状，都得先给门房送红包，不然连大堂都进不去。
包拯一到开封府，就干了件“惊天动地”的事——撤了门房，打开府衙大门，让百姓直接进来告状。
下属跟他说：“大人，您不能这么干！以前的府尹都不让百姓直接告状，一是怕麻烦，二是怕百姓乱告状，要是您让他们直接进来，每天得有几百人来告状，咱们根本处理不完！”
包拯说：“百姓为啥告状？因为他们受了委屈，没人管。要是咱们不让他们进来，他们的委屈跟谁说？再说了，处理不完就加班处理，总不能让百姓白跑一趟。”
从那以后，开封府的大门天天敞开，百姓只要有委屈，就能直接走进大堂，跟包拯告状。有个老大娘，儿子被恶霸欺负，以前去告状，门房收了她的红包，还没让她见府尹，这次她直接走进大堂，看到包拯坐在上面，还以为自己走错了，直到包拯跟她说：“大娘，您有啥委屈，跟我说，我帮您做主。”
老大娘才哭着把事情说了，包拯听完，立马派人把恶霸抓来，判了他的罪，还把他抢老大娘的钱还给了她。老大娘高兴得直磕头，说：“包大人，您真是活菩萨！以前的府尹都不管咱们，只有您肯帮咱们！”
包拯说：“大娘，您别磕头，我是开封府尹，帮您做主是我该做的。以后要是再有人欺负您，您直接来开封府找我，不用怕。”
除了让百姓直接告状，包拯还在开封府干了件“得罪人”的事——整治贪官。
有个叫张可久的官员，在京城管粮食，利用职务之便，把朝廷的粮食偷偷卖了，赚了好多钱，还把发霉的粮食发给百姓，百姓吃了都拉肚子。有人来告状，以前的府尹怕得罪张可久的后台，都不敢管。
包拯听完告状，立马派人查张可久的账本，发现他果然贪了好多粮食。张可久知道后，赶紧找自己的后台——皇后的弟弟，让他帮忙说情。皇后的弟弟找到包拯，说：“包大人，张可久是我的人，他贪点粮食不算啥，你就放了他吧，以后我肯定忘不了你的好。”
包拯说：“大人，张可久贪的不是一点粮食，是百姓的救命粮！百姓吃了他发的发霉粮食，都拉肚子了，有的还差点死了，这能算‘不算啥’吗？要是我放了他，百姓会怎么看我？会怎么看朝廷？”
皇后的弟弟说：“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可是皇后的弟弟，你得罪了我，没好果子吃！”
包拯一点都不怕，说：“我是开封府尹，只认法律，不认皇亲国戚。要是你再帮张可久说情，我就连你一起告到皇帝那里去！”
皇后的弟弟没办法，只好走了。最后，包拯判了张可久的罪，把他贪的钱都还给了百姓，还把发霉的粮食烧了，让百姓重新领新粮食。
百姓们听说了这事，都拍手叫好，说：“包大人太厉害了！连皇后的弟弟都不怕，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咱们了！”
包拯在开封府当了一年多府尹，把开封府管得井井有条：贪官不敢贪了，恶霸不敢横了，百姓告状方便了。以前百姓都怕去开封府，现在都盼着去开封府——因为他们知道，那里有个包大人，会帮他们做主。
有人跟包拯说：“大人，您在开封府得罪了这么多皇亲国戚，不怕他们报复您吗？”
包拯说：“怕啥？我是为了百姓，为了朝廷，我没做错事，他们报复我也没用。再说了，我要是怕报复，就不当这个开封府尹了。”
你看，这就是包拯在开封府的日子：别人怕得罪权贵，他却“硬刚”；别人让百姓吃闭门羹，他却敞开大门。这种“不怕得罪人、只认公道”的劲儿，也让他成了百姓心中的“包青天”。
第五章 朝堂“喷子”：他敢跟皇帝吵架，唾沫星子溅龙袍
包拯不仅在地方上敢得罪人，在朝堂上更是个“硬茬”——谁要是敢贪赃枉法，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朝廷重臣，他都敢弹劾，连皇帝都敢“怼”。
当时有个叫张尧佐的官员，是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张贵妃想让张尧佐升官，就跟宋仁宗吹枕边风，宋仁宗也宠着张贵妃，一下子给张尧佐封了四个大官：三司使（管财政）、淮康军节度使、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
这事在朝堂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大臣们都不敢说话——谁也不想得罪张贵妃和皇帝。只有包拯站出来，弹劾张尧佐，说：“张尧佐没本事，只会靠张贵妃升官，一下子封他四个大官，百姓会怎么看？朝廷的规矩还在吗？”
宋仁宗说：“张尧佐是贵妃的伯父，我封他官，是为了让贵妃高兴，这跟百姓没关系。”
包拯说：“陛下，您错了！您是百姓的皇帝，不是贵妃的皇帝！您封官应该看本事，不是看关系。张尧佐没本事，要是让他管财政，肯定会贪钱；要是让他管军队，肯定会误事。您要是真为百姓好，就该把他的官免了！”
宋仁宗被包拯说得有点生气，说：“朕是皇帝，想封谁官就封谁官，你管不着！”
包拯也不示弱，往前迈了一步，大声说：“陛下，臣是谏官，就是要管陛下的错！您要是不听臣的话，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两人吵得面红耳赤，包拯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都溅到了宋仁宗的龙袍上。宋仁宗赶紧擦了擦龙袍，心里想：“包卿啊，有话好好说，别激动，朕的龙袍刚洗干净！”
可包拯还是不罢休，继续说：“陛下，您要是不免张尧佐的官，臣就天天来弹劾他，直到您免了他的官为止！”
最后，宋仁宗没办法，只好免了张尧佐的三个官，只留了一个宣徽南院使。张贵妃听说后，跟宋仁宗哭：“陛下，您怎么能听包拯的话，免了我伯父的官呢？”
宋仁宗说：“你不知道，包拯太能说了，唾沫星子都溅到朕的龙袍上了，朕要是不听他的，他能天天来跟朕吵，朕实在受不了了！”
除了弹劾张尧佐，包拯还弹劾过一个叫王逵的官员。王逵在地方上当官，特别残暴，经常欺负百姓，还贪污了好多钱。有人来告状，王逵就派人把告状的人抓起来，打得半死。大臣们都怕王逵的后台，不敢弹劾他。
包拯听说后，连续写了七封弹劾信，告王逵的状。第一封信上去，宋仁宗没理；第二封信上去，还是没理；直到第七封信，包拯在信里说：“陛下，王逵残害百姓，贪污受贿，要是您再不管，百姓就会造反，到时候您后悔都来不及！”
宋仁宗看完第七封信，终于怕了，赶紧把王逵的官免了，还派人查他的罪。百姓们听说后，都夸包拯：“包大人太牛了！写了七封信，终于把王逵扳倒了！”
包拯在朝堂上当了十几年谏官，弹劾过的官员有几十个，其中不乏皇亲国戚和朝廷重臣。有人说他是“朝堂喷子”，天天就知道吵架；有人说他是“愣头青”，不怕得罪人。可包拯却说：“我不是‘喷子’，也不是‘愣头青’，我只是想让朝廷好，让百姓好。要是我不说话，贪官就会越来越多，百姓就会越来越苦，那我当这个官还有啥意思？”
你看，这就是朝堂上的包拯：敢跟皇帝吵架，敢弹劾权贵，不怕得罪人，只认“公道”二字。这种“耿直不阿”的劲儿，也让他成了宋朝官场的“清流担当”。
第六章 千古“包青天”：他没留下金银，却留下了百姓的念想
公元1062年，六十四岁的包拯在开封府任上去世。消息传到街上，汴京城的百姓都哭了——不管是当官的、做生意的，还是种地的，都自发地去送他，有的甚至从几十里外赶来。街上的商铺都关了门，茶馆里的说书先生也停了业，大家都在说：“包大人走了，咱们再也没人为咱们做主了！”
宋仁宗听说包拯去世，也哭了，说：“包拯是朕的好大臣，他走了，再也没人敢跟朕说真话，再也没人帮朕管贪官了！”他追赠包拯为礼部尚书，谥号“孝肃”，还派专人护送包拯的灵柩回庐州安葬。
包拯去世后，百姓们为了纪念他，在开封府建了“包公祠”，在庐州建了“包孝肃公祠”，每天都有人来祭拜他。说书先生还把他的故事编成了段子，在茶馆里讲，比如“包拯断牛舌案”“包拯弹劾张尧佐”“包拯拒砚”，这些故事越传越广，最后还被编成了戏曲、小说，包拯的形象也慢慢变成了“黑脸、月牙、三口铡刀”——其实历史上的包拯不是黑脸，也没有三口铡刀，这些都是后世为了突出他的“威严”和“正义”加的。
包拯一辈子没留下多少金银珠宝，他的家里很朴素：衣服是打补丁的，家具是旧的，连他去世后，家人整理他的遗物，都只找到几本书、几块砚台和一些衣服。他还留下了一条家训，刻在石碑上，上面写着：“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意思是“我的后代要是当官，有贪赃枉法的，就不能再进包家的门；去世之后，也不能葬在包家的祖坟里。要是不听我的话，就不是我的后代。”
包拯的后代也一直遵守着这条家训，比如他的孙子包永年，在地方上当官，也像包拯一样清廉，百姓们都夸他“有包大人的样子”。
现在，几百年过去了，包拯的故事还在流传：开封的包公祠每天都有人来祭拜，庐州的包孝肃公祠还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戏曲《包青天》还在演，小说《三侠五义》还在卖。人们记住包拯，不是因为他当了多大的官，不是因为他有多少学问，而是因为他清廉、正直、敢为百姓做主——他就像一束光，照亮了宋朝黑暗的官场，也照亮了后世百姓对“公平正义”的期待。
要是包拯活在现在，他肯定是个“网红纪检委”：开直播讲法律，能吸粉千万；写公众号揭露贪官，篇篇10万+；老百姓有委屈，都想找他帮忙。不过他肯定不会在意这些，因为他最在意的，永远是“百姓过得好不好，朝廷是不是公平”。
最后，咱们用包拯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结尾：“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清廉的官员，是百姓的表率；贪婪的官员，是百姓的祸害。包拯用一辈子践行了这句话，也用一辈子赢得了百姓的爱戴。
好了，包拯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希望各位客官看完，能对这位“宋朝最刚文臣”多一点了解，也多一点敬佩——毕竟，能一辈子清廉、一辈子为百姓做主的人，值得我们记住，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