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清晨六点整。
李振邦在黑暗中睁开眼睛时，窗外的天还蒙着层浓墨似的黑。他侧过头，借着窗帘缝隙漏进的微弱天光，能看见林淑娴熟睡的侧脸——她的眉头轻轻蹙着，呼吸均匀，嘴角却带着点浅浅的笑意，大概是做了好梦。五个月的身孕让她的腹部微微隆起，像揣着个温热的小团子，李振邦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指尖刚碰到那片柔软的布料，就听见她低低哼了一声，往他身边又靠了靠，发丝蹭过他的下巴，带着皂角的清香。
这是他重生到一九五零年后的第七百三十一天，生物钟依然精准得像前世那块瑞士军表——哪怕没有闹钟，也能在固定的时间醒来。他轻轻起身，尽量让床板不发出“吱呀”的声响，生怕惊动了身旁的人。披上衣架上的公安制服时，手指在第二个扣眼处停顿了一下——那里有个不起眼的补丁，是上周追捕偷粮票的惯犯时，被巷口的铁丝网勾破的，林淑娴用同色的线缝了，针脚细得要凑到灯下才能看清。
厨房里，煤球炉早就凉透了。李振邦从煤筐里捡出三块煤球，放在炉口，又摸出火柴盒——盒里只剩最后两根火柴，他划了好几次才擦出火苗，橘红色的火舌舔舐着煤球，慢慢透出点泛蓝的光。他把昨晚剩下的半碗剩饭倒进铝锅里，加了两碗凉水，放在炉上煮。铝锅的底有点变形，是房东留下的旧物，煮起粥来会发出“咕嘟咕嘟”的轻响，像极了前世他在派出所值班时，电煮锅的声音。这些生活技能，在前世那个连煤气灶都很少碰的他看来，曾经陌生得离谱，如今却成了刻在骨子里的肌肉记忆——就像他拔枪的动作、观察现场的习惯，都带着前世二十年警察生涯的烙印。
六点三十分，李振邦推着自行车走出仁寿里弄堂。清晨的上海还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雾里，空气里混着煤烟、早点摊的油条香，还有远处黄浦江传来的轮船汽笛声，朦朦胧胧的，像幅没干透的水墨画。他习惯性地放慢脚步，目光扫过街道上的每一个细节：巷口卖菜的张大爷今天多带了一筐青萝卜，萝卜上还沾着泥，用草绳捆得整整齐齐；邮局门口的自行车比平时少了两辆，往常总停在最左边的那辆永久牌自行车不见了；早点摊前排队的人里，有个穿灰色中山装的男人频频回头，像是在等什么人。这些细碎的观察，是他前世在警队练出的本事——任何一点反常，都可能藏着线索。
自行车的链条“咔嗒”响了两声，是脚踏板上的铁丝又松了。他停下来，从口袋里摸出根细铁丝，弯腰缠紧，指腹蹭到冰凉的车把，想起林淑娴昨晚还叮嘱：“明天把车推去修修，别总自己缠铁丝，不安全。”他当时应着，心里却想着能省就省——这个月的工资要留着给林淑娴买营养品，她最近总说腿酸，医生说要多补点钙。
公安局治安科的办公室还空无一人，阳光刚透过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光斑。李振邦打开自己的抽屉，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案卷、笔记本，还有一个用布包着的放大镜——这是他上个月在旧货市场淘来的德国货，镜片格外清晰，当时花了他三块钱，心疼了好几天，却也知道这东西查案时能派上大用场。他从抽屉最里面取出一份标注着“机密”的档案，档案袋是牛皮纸的，边角已经磨得发毛，这是昨天下午各区分局报上来的汇总材料：最近一周，全市共收缴假粮票八十三斤。
他把档案袋里的假粮票都摊在桌上，一张张铺平。这些粮票有一斤的、三斤的、五斤的，还有十斤的，颜色都是统一的米黄色，乍一看和真粮票没什么区别。李振邦拿起放大镜，凑近一张十斤的假粮票——在镜片下，假粮票的破绽一下子就露了出来：纸质比真粮票粗糙，摸起来有点发涩；水印是印上去的，不是真粮票那种透纸的淡灰色；“上海市粮食局”几个字的印刷线条发虚，尤其是“局”字的竖钩，边缘有毛边。但若不是拿着放大镜仔细看，再加上他前世见过不少假币、假票据的经验，普通老百姓根本看不出差别。
七点整，办事员小孙推门进来，手里攥着个搪瓷杯，杯里的热水冒着热气。“李副科长，您来得这么早？”小孙的声音有点轻，大概是怕吵到别人，“科长刚让我来叫您，说在他办公室等您。”
王科长的办公室里满是烟味，桌上的烟灰缸里堆着好几个烟蒂，都是“飞马”牌的。见李振邦进来，王科长把手里的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振邦。”他从抽屉里抽出一份文件，推到李振邦面前，文件上的字是手写的，字迹有些潦草，“假粮票的事越来越严重了，昨天一天，各粮站收缴的假粮票就有一百二十斤。照这个速度下去，老百姓要是拿到假粮票买不到粮，要出大乱子。”
李振邦拿起文件，快速翻阅着。上面记录着每个粮站收缴假粮票的数量、地点，还有使用假粮票的人的身份——工人、教师、机关干部，甚至还有个小学的校长，每个人都坚称粮票是从正规渠道来的，有的说是单位发的，有的说是从亲戚那里借的，还有的说在黑市上买的，却记不清卖家的样子。“这说明假粮票的流通渠道很隐蔽，而且覆盖面广。”李振邦放下文件，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敲，“我建议成立专案组，专门查这个案子，不然光靠各分局零散调查，抓不到源头。”
王科长点了点头，手指在烟盒里摸了摸，又想起什么似的放下：“我也是这个意思，已经跟局长汇报过了，局长同意了。专案组就由你牵头，小孙、技术科的老陈，还有刑侦队的两个同志，都归你调遣。第一次会议九点开，你准备一下。”
专案组的第一次会议在上午九点准时召开。会议室里的长条凳上坐满了人，烟味比王科长办公室还浓，每个人的脸色都很凝重——粮票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假粮票泛滥，不仅会扰乱市场，还可能让老百姓饿肚子，这事关重大，没人敢掉以轻心。
“假粮票最早出现在一个半月前，”小孙坐在最左边，手里拿着个笔记本，翻到标记好的那一页，声音有点紧张，“最初只是在徐汇区的一个粮站发现了几张，后来静安、虹口、闸北都陆续出现了，最近两周数量突然激增，昨天一天就收缴了一百二十斤，比之前一周的总量还多。”
“我把假粮票和真粮票对比过，”技术科的老陈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手里拿着两张粮票，举起来给大家看，“假粮票的制作工艺相当专业，纸张是专门的米黄纸，印刷用的油墨也和真粮票差不多，不是普通小作坊能做出来的。而且不同面额的假粮票，图案、字体都分毫不差，说明背后有专门的设备和技术人员。”
李振邦没说话，一直在笔记本上画着什么。他把不同面额的假粮票都摆放在桌上，一张一张地比对，偶尔拿起放大镜看一眼。等大家都汇报完，他才抬起头，指着桌上的十斤假粮票：“你们看，这些十斤面额的假粮票，在‘十’字的第二笔上，都有个很小的墨点——不是印刷错误，是故意加上去的。”
会议室里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凑过来看。小孙拿起一张假粮票，眯着眼睛看了半天：“还真有！我之前怎么没注意到？”
“这是个标记。”李振邦把放大镜递给小孙，“制作假粮票的人，应该是用这个墨点来区分不同批次的粮票。我们可以顺着这个标记查，看看最早出现带墨点粮票的地方是哪里，有没有人见过卖粮票的人。”
会后，李振邦带着小孙走访了几个收缴假粮票最多的粮站。虹口区的第三粮站在一条老弄堂里，木质的柜台已经被磨得发亮，柜台后挂着块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今日供应：大米、面粉、玉米面”，旁边还标注着“每人限购三斤”。粮站的王站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穿着件蓝色的棉袄，见李振邦他们来，赶紧把他们拉到里屋：“李副科长，你们可来了！最近天天有人拿着假粮票来买粮，有的老百姓不知道，买不到粮还跟我们吵，我们也没办法啊！”
李振邦问了几个关于假粮票使用者的细节，王站长都一一说了，还拿出了登记本，上面记着每个人的姓名、单位、住址。李振邦正翻着登记本，突然瞥见窗外有个可疑的中年男子——这人穿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戴着副金丝眼镜，手里没拎菜篮，也没拿粮本，就在粮站门口徘徊，时不时往里面看一眼，却始终没有进来。
“王站长，那个人你认识吗？”李振邦指了指窗外。
王站长凑到窗边看了看，摇了摇头：“没见过，不是这附近的住户。最近总有人在粮站门口晃悠，不知道想干什么。”
李振邦让小孙留在粮站继续了解情况，自己悄悄跟了出去。中年男子似乎没察觉到有人跟踪，慢悠悠地往弄堂深处走，走到一扇挂着“福佑里17号”木牌的门前，停下脚步，左右看了看，然后用手指在门上敲了三下——先敲两下，停顿一秒，再敲一下，节奏很规律。
门很快开了一条缝，中年男子闪身进去，门“吱呀”一声关上了。李振邦躲在不远处的电线杆后，把地址记在笔记本上——福佑里17号，看起来是个普通的民居，门口还挂着两串晾干的红辣椒，和周围的房子没什么两样，却透着股说不出的诡异。
当晚，专案组对福佑里17号进行了二十四小时监视。李振邦带着刑侦科的老吴守在弄堂口的一辆旧自行车旁，两人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呵出的白气在脸前散成雾。弄堂里的路灯坏了，只有远处早点摊的灯能照过来一点光，昏昏暗暗的。“李副科长，你说这里面真的是造假窝点？”老吴压低声音问，手里攥着个手电筒，“看着太普通了，不像藏东西的地方。”
“越普通的地方，越容易藏东西。”李振邦盯着17号的门，“你看门口的红辣椒，挂了这么久，上面的灰尘都厚了，却没人摘，说明里面的人可能不常出门，或者只是把这里当据点。”
深夜十一点，一辆黑色的轿车突然停在弄堂口。车灯熄灭后，从车上下来两个人，都穿着黑色的大衣，戴着帽子，手里拎着沉重的皮箱，脚步很快地走向17号。其中一个人敲了敲门，还是之前那三下节奏，门开了，两人进去后，门又迅速关上。
“行动！”李振邦低声下达命令，埋伏在周围的干警立即围了上去。老吴一脚踹开房门，所有人都举着枪冲了进去，嘴里喊着：“不许动！公安局的！”
房间里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愣住了——客厅里堆满了印刷设备，有两台印刷机正在运转，“咔嗒咔嗒”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格外刺耳；地上堆着成捆的假粮票，用牛皮纸包着，上面还印着“上海市粮食局”的字样；墙角放着一台电台，指示灯还亮着，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那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子正坐在桌前，手里拿着张粮票，似乎在检查印刷质量，见干警冲进来，他脸色一变，伸手就要去摸桌下的东西。
李振邦眼疾手快，一个箭步上前，按住他的手，把他按在桌上：“别动！”中年男子挣扎着，嘴里还喊着：“你们凭什么抓我？我只是个普通市民！”
“普通市民会在家里印假粮票？”老吴把桌上的假粮票收起来，“这些东西，你怎么解释？”
中年男子冷笑一声，不再挣扎：“你们来得太晚了。该流出去的，都已经流出去了。”
审讯从凌晨三点开始，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白炽灯的光很亮，照在中年男子的脸上，他低着头，不管问什么，都一言不发。李振邦坐在旁边，看着他的反应——手指偶尔会攥紧，脚尖会轻轻踮起，这些细微的动作说明他心里很紧张，只是在硬撑。搜查他身上时，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条，上面写满了数字，没有任何文字，看起来像是密码。
“这是密码。”李振邦拿着纸条，对王科长说，“他背后肯定还有组织，这些数字应该是和其他据点联系用的。”
就在专案组联系密码专家破译纸条的时候，新的假粮票又出现了。这次的假粮票制作工艺更加精细，纸质和真粮票几乎一样，水印也做得很逼真，要不是技术科的老陈用紫外线灯照出了差别，根本没人能分辨。“他们这是在挑衅。”王科长看着新收缴的假粮票，愤怒地把烟蒂摔在烟灰缸里，“知道我们端了他们一个窝点，还敢继续印，太嚣张了！”
李振邦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新收缴的假粮票，一张一张地比对。突然，他停在一张五斤的假粮票前，指着“上海市粮食局”的“海”字：“你们看，这个‘海’字的第三笔，有个微小的缺口，很不明显，像是故意刻出来的。”
老陈凑过来一看，果然有个缺口：“这是新的标记！之前的墨点被我们发现了，他们换了标记！”
通过对这个“海”字缺口的追踪，专案组发现新的假粮票大多来自闸北区的一个片区，那里有一家名为“文明印刷所”的小作坊，平时主要印些传单、笔记本，最近却总是关着门，只有晚上才有人进出。李振邦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而是派了两个干警进行二十四小时监视，摸清里面的情况。
三天后的深夜，监视小组传来消息：印刷所的后院有动静，似乎有人在搬东西。李振邦立即带着专案组干警赶过去。印刷所的后院有个小门，虚掩着，里面透出微弱的灯光。透过门缝，能看见里面人影晃动，有机器运转的声音传来。“行动！”李振邦低声说，干警们迅速包围了后院。
李振邦一脚踹开小门，冲了进去。里面的人见状，纷纷想跑，却被干警们拦住。他一眼就看见了那个正在销毁文件的身影——正是福佑里17号那个戴金丝眼镜的男子，他手里拿着火柴，正在烧一叠纸，火苗已经窜起，映着他狰狞的脸。“站住！”李振邦喊了一声，冲过去抓住他的手腕。
男子突然掀翻身边的油灯，火苗“呼”地一下窜起来，烧到了旁边的纸堆。浓烟瞬间弥漫开来，他趁机推开李振邦，冲向墙角的窗户，想跳窗逃跑。这次李振邦早有准备，在他冲到窗前时，一个利落的擒拿将他按在地上，膝盖顶住他的后背：“别费劲了，跑不掉的。”
戴手铐时，男子突然抬起头，凑到李振邦耳边，低声说：“你们抓了我也没用。‘信天翁’已经起飞了。”
李振邦心里一震——“信天翁”，这个代号他在前世的档案里见过，是建国初期一个潜伏在上海的敌特组织的代号，这个组织专门从事破坏活动，之前一直没找到踪迹，没想到这次会和假粮票案扯上关系。他没说话，只是加重了手上的力度，把男子押了出去。
搜查中，专案组在印刷所的地下室里发现了更多证据：成箱的假粮票，至少有上千斤；完整的电台设备，比福佑里17号的更先进；一本密码本，上面记着各种数字和符号；还有一张标注着上海各大粮仓位置的地图，杨树浦的中央粮仓被用红笔圈了起来，旁边还写着几个小字：“三月十五，飓风”。
“他们不仅要扰乱市场，”李振邦拿着地图，面色凝重地对王科长说，“还要破坏粮食供应。中央粮仓是上海最大的粮仓，要是被他们破坏了，后果不堪设想。”
密码专家连夜破译了缴获的密码本。解码后的信息显示，敌特组织计划在三月十五日实施一个名为“飓风”的行动，目标就是中央粮仓，具体行动内容没有详细说明，但从地图上的标记和“飓风”这个代号来看，应该是要炸毁粮仓。
“明天就是三月十五日。”王科长看着电报译文，脸色发白，“必须立即加强中央粮仓的安保，绝不能让他们得手。”
专案组立即进入紧急状态。李振邦亲自带队，带着刑侦科、治安科的二十多名干警，连夜赶到中央粮仓布控。中央粮仓很大，有十几个高大的粮囤，每个粮囤都有好几米高，堆满了麻袋，空气中弥漫着粮食的清香。深夜的粮仓寂静无声，只有巡逻队员的脚步声偶尔打破宁静，脚步声在空旷的粮仓里回荡，显得格外清晰。
李振邦和老吴守在粮仓的正门，两人都拿着枪，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周围。“李副科长，你说他们会怎么来？”老吴压低声音问，“是偷偷溜进来，还是直接强攻？”
“不好说，”李振邦盯着远处的马路，“敌特组织很狡猾，可能会声东击西。我们要盯紧每个入口，尤其是粮仓后面的小门，那里比较偏僻，容易被忽略。”
凌晨两点，粮仓围墙外突然出现了几个黑影。他们动作很快，敏捷地翻过围墙，落地时几乎没有声音，直扑粮仓核心区域的粮囤。“行动！”李振邦大喊一声，探照灯突然亮起，强烈的光柱将整个粮仓照得如同白昼。黑影们见状，立即分散逃跑，有的往粮囤后面躲，有的往门口冲。
李振邦紧追着其中一个黑影，那人跑得很快，穿着黑色的衣服，在粮囤之间绕来绕去，试图甩开他。在一个转弯处，对方突然回身，手里的匕首闪着寒光，直扑李振邦的胸口。李振邦侧身躲过，左手抓住他的手腕，右手一记手刀劈在他的小臂上。匕首“当啷”一声掉在地上，那人惨叫一声，想挣脱，却被李振邦按在粮囤上。
“说！‘飓风’行动到底是什么？你们还有多少人？”李振邦厉声问道。
那人狞笑着，突然用力咬破了衣领。李振邦心里一惊，赶紧伸手去掐他的下巴，却为时已晚——一股苦杏仁味瞬间弥漫开来，那人的嘴角流出白沫，眼睛很快失去了神采。
就在这时，粮仓东南角突然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就是火苗窜起的“噼啪”声。“不好！调虎离山！”李振邦立即明白了敌人的计谋——他们故意派几个人吸引注意力，其实真正的目标是东南角的粮囤。
他立即带着干警冲向爆炸地点，只见一个粮囤已经燃起了大火，火苗窜起好几米高，烧焦的粮食味和浓烟呛得人睁不开眼睛。“快！提水救火！”李振邦大喊，干警们纷纷拿起粮仓里的水桶，往火苗上浇。好在发现及时，火势很快被控制住，只是粮囤外层的几个麻袋被烧坏了，里面的粮食没受太大损失。
这次行动共抓获敌特分子五名，缴获炸药一批，还有几把匕首和手枪。粮仓保住了，但李振邦心里的疑虑却更深了——那个戴金丝眼镜的男子说“信天翁已经起飞了”，说明敌特组织的行动不止炸毁粮仓这一件，他们肯定还有其他计划。
第二天清晨，李振邦在办公室里重新检查缴获的物品。那些从印刷所搜来的书里，有一本破旧的《红楼梦》，封面已经掉了，纸页发黄，还带着点霉味。他随手翻开，突然在扉页上发现了一行小字，是用淡墨写的，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春风不解禁杨花”。
这行诗很眼熟，李振邦想了想，是宋代晏殊的词里的句子。他心里一动，立即赶往看守所，再次提审那个戴金丝眼镜的男子。
“‘春风不解禁杨花’，下一句是什么？”李振邦坐在他对面，突然问道。
男子愣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下意识地回答：“蒙蒙乱扑行人面。”说完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赶紧闭上嘴，脸色变得苍白。
就是这一瞬间的迟疑和下意识的回答，让李振邦确认了这是个暗号——普通老百姓不会对一句冷门的词这么熟悉，更不会在被审讯时下意识地接出下句。他立即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密码专家，专家结合之前破译的密码本，分析出“春风不解禁杨花”可能是敌特组织内部联络的暗号，而下句“蒙蒙乱扑行人面”则对应着一个隐藏的据点或人员。
通过对这句诗的破解和对上海敌特档案的查阅，专案组最终锁定了一个隐藏在市政府内部的敌特分子——办公厅的张秘书。张秘书平时负责文件传递，接触的都是重要信息，而且他的籍贯是福建厦门，离台湾很近，符合敌特组织潜伏人员的特征。当李振邦带着干警出现在他的办公室时，张秘书正在用火柴烧一份文件，纸张已经烧成了灰烬，他手里还攥着火柴盒，脸色苍白。
“张秘书，别烧了。”李振邦站在门口，声音冰冷，“‘信天翁’，你的飞行结束了。”
张秘书浑身一颤，手里的火柴盒掉在地上：“你们……你们怎么知道的？”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李振邦挥了挥手，干警上前铐住他，“你传递给敌特组织的文件，我们都已经截获了。”
案件告破后的第三天，李振邦站在办公室窗前，望着窗外的上海。街道上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行人来来往往，有的拎着菜篮去买菜，有的骑着自行车去上班，早点摊前又排起了长队，一切都显得那么祥和。但他知道，暗处的较量还远未结束——敌特组织不会因为一个据点被端就停止活动，他们还会继续潜伏，寻找机会破坏。
下午的总结会上，王科长宣布了上级的嘉奖令，专案组每个人都受到了表彰，李振邦还被记了三等功。但他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手里攥着那份嘉奖令，脑子里想的却是那些最早出现的假粮票——它们的纸质比后来收缴的还要好，印刷也更精细，说明敌人可能还有更完善的造假渠道没有被发现，只是暂时隐藏了起来。
“振邦，怎么了？表彰还不高兴？”散会后，王科长拍了拍他的肩膀，关切地问。
“我在想那些最早的假粮票。”李振邦把心里的疑虑说了出来，“它们的工艺比后来的还好，不像是同一个窝点印的。这说明，敌人可能还有其他的造假设备和人员，只是我们没找到。”
王科长皱了皱眉：“你说得有道理。这样，你继续跟进这个事，有什么发现及时汇报。”
晚上回到家，已经快十点了。林淑娴已经睡了，卧室里关着灯，只有月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照在她的脸上。李振邦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坐在床边，看着妻子安详的睡容——她的眉头已经舒展开了，大概是白天休息得好。他伸手帮她掖了掖被角，指尖碰到她的手，温热的，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