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铁窗后的对峙：二十年的“少年”与生锈的手铐
审讯室的白炽灯亮得刺眼，刘默坐在铁椅上，双手被铐在桌沿，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穿着囚服，头发乱糟糟地贴在额前，眼镜片后的眼睛却异常平静，像一潭不起波澜的深湖。
凌峰推开门时，他甚至微微抬了抬下巴，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笑：“凌队，你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要等我把‘土拨鼠案’的卷宗全烧了才肯露面。”
桌上摊着刘默的档案：警校优等生，连续三年拿奖学金，射击、格斗全优，毕业时被省厅点名要走，却主动申请调回这个偏远的县级分局——理由是“想离父亲的墓地近一点”。
“你父亲的墓地在烈士陵园，离分局二十公里。”凌峰把一杯温水推到他面前，“而张建军的砖窑，离分局只有五公里。你调来这里，不是为了扫墓，是为了等他出狱，对吗？”
刘默没碰水杯，目光落在凌峰胸前的警徽上，眼神突然变得锐利：“1987年，我父亲郑老（原名郑阳，后化名老郑）被埋在冻土下的时候，你们在哪里？2013年，张建军帮着郑明偷挖金矿，把我父亲的骸骨扔进砖窑烧的时候，你们又在哪里？”
“张建军不是主谋，是被郑明胁迫的。”凌峰的声音有些干涩，“他女儿小雨患有白血病，郑明用医药费威胁他……”
“所以他就可以把我父亲的骨头当柴火烧？”刘默猛地拍向桌子，手铐撞在铁桌上，发出刺耳的响声，“我在技术科看了六年前的现场照片，张建军家墙上挂着小雨的照片，笑得那么甜。可我父亲呢？他连一块完整的墓碑都没有！”
凌峰沉默了。他想起刘默在“土拨鼠案”里做的手脚：故意隐藏门框阴影里的人影（其实是他自己在偷拍张建军家的照片），在砖窑现场“漏掉”那枚带血的铁锹（郑明当年杀人的凶器，被张建军偷偷藏在砖窑夹层里），甚至在审讯记录里篡改张建军的口供，把“郑明胁迫”改成“自愿参与”——他想让张建军死，想用法律的刀，替父亲砍断那根“助纣为虐”的稻草。
“你藏在张建军家照片里的警徽，是故意留给我的线索。”凌峰看着刘默的眼睛，“你知道我会翻旧案，知道我会发现你父亲的真相。你一步步引导我找到冻土下的骸骨，找到郑明的团伙，甚至……故意在审讯室留下那半张录取通知书。”
刘默的肩膀微微一颤。桌角的垃圾桶里，扔着半张泛黄的纸，是1987年省警校的录取通知书，收件人是“郑阳”，照片上的少年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眼神明亮，像雪山上的太阳。
“我父亲当年考上了警校，却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放弃了录取资格，留在林区当看守员。”刘默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哽咽，“他总说，等我长大了，一定要穿上警服，替他看看‘正义是什么样子’。可我穿上警服后才发现……正义有时候会迟到，有时候，甚至会被埋在冻土下，被砖窑烧成灰。”
2. 月光下的录取通知书：两个“少年”的隔空对话
拘留所的探视室里，月光从铁窗照进来，落在刘默和张建军之间的玻璃上，像一道冰冷的墙。
张建军瘦了很多，头发全白了，穿着囚服坐在轮椅上——上次在砖窑被刘默用铁锹砸伤了腿，落下终身残疾。他面前放着一个保温桶，里面是凌峰带来的排骨汤，是小雨熬的。
“小雨……还好吗？”张建军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
“她的白血病复发了，正在医院化疗。”刘默的目光落在保温桶上，“她给你写了封信，说‘爸爸不是坏人，是被坏人逼的’。”
张建军的眼泪突然涌了出来。他想起六年前那个雪夜，郑明把小雨的病历摔在他脸上，说“不帮我挖金矿，你女儿就等着烂在医院里”。他想起自己在砖窑里藏郑明的铁锹时，心里默念的是“等小雨病好了，我就去自首，把一切都说出来”。可他没等到那一天，刘默的出现，像一场提前到来的雪崩，把他所有的侥幸都埋在了砖窑的灰烬里。
“对不起。”张建军对着玻璃那头的刘默，深深鞠了一躬，“我对不起你父亲，也对不起小雨……我本该早点说出真相的。”
刘默没说话，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贴在玻璃上。照片是他用手机拍的：烈士陵园里，郑老的墓碑前放着一束白菊，墓碑上刻着一行字——“郑阳（1962-1987），警校未录取学员，护林员，父亲”。照片的角落，还放着那半张录取通知书，旁边用红笔写着：“爸，我替你穿上警服了。”
“这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刘默的声音很轻，“我会在法庭上说出所有真相，包括我篡改证据、伤害你的事。我会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我不后悔。”
张建军看着照片上的录取通知书，突然想起自己女儿的愿望。小雨说，等病好了，想当一名医生，“治好所有像爸爸一样被坏人欺负的人”。
“刘警官，”张建军擦干眼泪，从怀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这是我藏在砖窑里的东西，本来想等小雨病好了，交给警察。现在……交给你吧。”
信封里是一沓泛黄的纸，是郑明团伙偷挖金矿的账本，还有一张老照片：1987年的雪山下，郑老（郑阳）和五个年轻人站在一起，手里举着警校的录取通知书，笑得比阳光还灿烂。照片背面，郑老用铅笔写着：“等小雨长大了，告诉她，这个世界上，好人永远比坏人多。”
3. 归来仍是少年：警徽与白大褂的约定
三个月后，法院开庭审理“金矿谋杀案”和“土拨鼠案”。刘默因“伪造证据罪”“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张建军因“胁从犯”“包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考虑到他主动交出账本、且小雨需要照顾，法院酌情从轻处理。
凌峰去监狱看刘默那天，阳光很好。刘默穿着囚服，正在操场看书，是一本《刑法学原理》。
“小雨的白血病稳住了，社会捐款凑够了骨髓移植的费用。”凌峰递给他一个信封，里面是小雨画的画：一个穿着警服的叔叔和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小女孩，站在雪山前，雪山下有一块墓碑，上面写着“郑阳之墓”。
刘默接过画，手指轻轻摩挲着画上的警徽和白大褂，眼眶红了：“替我谢谢小雨。”
“她让我问你，五年后能不能去医院看她。”凌峰笑了笑，“她说想让你看看，‘治好坏人欺负的人’是什么样子。”
刘默低下头，肩膀微微耸动，像个迷路的少年。阳光落在他的书页上，照亮了密密麻麻的笔记，在“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条款旁，他用红笔写着一行小字：“正义不是复仇的刀，是照亮冻土的光。”
凌峰想起老郑（郑阳）在信里写的那句话：“冻土会记住罪恶，而人，该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
或许答案，就藏在两个少年的约定里：一个穿着警服，在铁窗后重新学习“正义”的重量；一个穿着白大褂，在病房里相信“善良”的力量。他们都曾被仇恨的冻土掩埋，但最终，都选择用自己的方式，让阳光照进那些被遗忘的角落。
离开监狱时，凌峰的手机响了，是赵鹏打来的：“凌队，省厅刚才来电话，说要给你记功，表彰你破获了三十五年前的悬案！”
“功就算了。”凌峰看着监狱高墙外的天空，云很白，像少年时叠的纸飞机，“帮我把老郑的录取通知书裱起来，挂在分局的荣誉室里吧。告诉新来的年轻警察，这枚警徽的重量，不止是法律，还有那些没能穿上它的人，心里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