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博弈的尘埃暂时落定，魏省长的坚定支持为叶凡和专班的工作扫清了最顶层的障碍。然而，叶凡深知，真正的改革成效，不在于文件上的批示和会议上的表态，而在于基层实践的“破土”与“生根”。
他将目光投向了《规定》中最具革命性、也最难落地的条款——“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的全面推行。
这一次，他选择了一个看似不起眼，却极具代表性的领域作为突破口——全省公立中小学课外读物和教辅材料的采购与推荐。
这个领域看似微小，却牵动着学生家长敏感的神经，也隐藏着巨大的利益链条。长期以来，某些出版社、书商与地方教育部门、学校之间形成了稳固的利益同盟，通过或明或暗的“推荐目录”、“指定渠道”，将质次价高的读物和教辅塞给学生，家长敢怒不敢言，市场竞争形同虚设。
叶凡指示政策研究组，联合省教育厅、市场监管管理局，制定了一份《关于在全省教育系统推行教辅材料公平竞争采购的试点方案》。
方案核心要求：废除各类变相的“指定目录”和“推荐渠道”，建立全省统一的教辅材料征订平台，所有符合资质的出版社均可平等入驻，由学校和家长在平台上自主选择；建立由教师代表、家长代表、教育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对入驻平台的教辅材料进行专业评议，杜绝劣质产品入围。
方案一经提出，立刻在教育系统内部引发了轩然大波。阻力不仅来自那些利益受损的出版社和书商，更来自于系统内部根深蒂固的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
省教育厅一位分管副厅长在协调会上大倒苦水：“叶组长，不是我们不支持改革。教育无小事啊！让学校和家长自己选，他们懂怎么选吗？万一选到质量不好的教辅，影响了教学质量，耽误了孩子前程，这个责任谁负？以前由我们组织专家统一推荐，虽然可能有些问题，但至少保证了基本质量，风险可控啊！”
他的话代表了许多教育系统干部的真实想法——对市场的不信任，对自身“把关”责任的过度强调，以及隐藏在背后的，对失去“推荐权”所带来的权力失落感的恐惧。
一些基层教育局和学校的负责人也委婉地表达了“实际操作困难”：平台建设需要投入，评审委员会组织起来麻烦，习惯了以往“等靠要”的模式，突然要自主选择，感到“无所适从”。
面对这些看似“有理有据”的困难，叶凡没有强行压服。他深知，破除思想上的壁垒，比破除制度上的壁垒更难。
他带着研究组的同事，亲自跑了几个地市，与教育局负责人、校长、教师代表甚至家长代表座谈。他没有空谈大道理，而是给他们算了几笔账：
一笔是 “经济账” ，展示了以往“指定采购”模式下，教辅材料普遍虚高的价格给家长带来的沉重负担；
一笔是“质量账” ，列举了因缺乏竞争而导致的一些内容陈旧、编排混乱的教辅材料长期盘踞市场的案例；
一笔是“责任账” ，明确指出，教育部门的责任是制定规则、搭建平台、加强监管，而不是越俎代庖，替学校和家长做选择，这才是真正的责任担当。
同时，他请市场监管局的同志详细讲解了如何通过平台大数据监测和信用评价体系，来有效防范和打击劣质产品，打消他们对“市场失灵”的顾虑。
一次次恳谈，一次次掰开揉碎地解释，坚冰开始融化。一些开明的教育工作者开始认同，将选择权还给市场和消费者，引入公平竞争，才是提升教育服务质量、遏制腐败的根本之道。
试点方案最终在反复磨合后得以通过，并选择在三个有代表性的地市先行先试。
试点启动那天，叶凡没有出席热闹的启动仪式，而是悄悄登录了那个新上线的教辅征订平台。他看着屏幕上琳琅满目、标注着不同出版社和价格的教辅材料，看着不断跳动的学校和家长浏览、选择的数据，心中感慨万千。
这看似微小的一步，意味着“公平竞争”的理念，终于开始在最传统、最封闭的领域之一，艰难地“破土”而出。它挑战的不仅是利益，更是几十年形成的思维定式和权力运行模式。
他知道，试点过程中必然还会遇到各种问题：平台操作不熟练、评审标准有争议、甚至可能还有利益集团试图用新的方式操纵平台……前路依然坎坷。
但“破土”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盐碱地上也能生出新芽，证明了改革的种子只要方向正确、方法得当，就有穿透坚硬土层的力量。
晚上，他收到试点地区一位相识的校长发来的信息：“叶组长，平台用了几天，虽然有点不习惯，但看到家长们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和预算自由选择，看到一些以前被埋没的小出版社的好教辅也有了露脸的机会，感觉……教育，本该如此。谢谢你们做的努力。”
看着这条信息，叶凡疲惫的脸上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
这声“谢谢”，比任何领导的表扬都更让他感到慰藉。
他走到办公室那面问题墙前，在关于“教育领域隐性壁垒”的条目旁，画下了一颗破土而出的嫩芽符号。
“破土”之后，需要的是持续的阳光、雨露和呵护，才能让这嫩苗茁壮成长，直至蔚然成荫。
而他，将继续作为这片改革试验田里，最坚定的园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