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钱，事情就好办了，注册登记办执照，厂名就叫沿江生化厂，厂址当然还在塑料厂内。购设备、自制设备、买原辅材料；挑选第一批上班的职工，请费老师父子上课培训，等等，各项建厂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了。
沿江纺织厂原是建筑站自办的下属企业，为安排有关人事，将其从建筑站剥离，让迁址到塑料厂，生化厂则搬到原建筑站旧址。阮志清原本不愿搬，因为那个地方小、房子少、没围墙，比塑料厂差远了；可是党委的决定又不得不服从，谁让自己的厂关了门呢。无可奈何，只好搬。
前面说过了，这个新址地处三级河北，东靠供销社，西靠信用社，纯从交通上说，比塑料厂强多了：那儿要拐弯不说，路还不很好走。幸亏塑料厂进出的东西少，交通不太好问题不大，搞生化可大不一样，因此交通好是件大好事；问题在于地方太小了，即使将来厂子兴旺了，要想扩建，就没有地皮了。长宽各六丈左右的地方，要容纳一个厂子，怎么扩建？难不成拆掉左邻右舍让你？宋书记笑着说：“只怕你不发达，真的发达了，河对面一片开阔地，还怕不够你建厂房？”大家一听，言之有理，阮志清也笑逐颜开。
老建筑站四间正屋面对三级河岸，三间厨房南北侧立在北边小河边，大概是地方狭小，面南背北无法伸展，不得不横站。两屋中间有一排矮屋用信用社围墙作后墙搭建。这几间房屋要容纳一个称之为厂的人和物，确实是勉为其难的。
阮志清为一家之主，自然要住个好一点大一点的房子，正屋四间是锁壳室，两头大中间小，阮志清住上首，东边第一间。第二间作了仓库，为的是货物上卸方便。要是把仓库放到后面去，路小脚踏三轮可以过去，根本不能开车进去，只能从屋前卸下，再往屋后滚过去，那货物可都是150立升的大铁桶，所以仓库只能放在前面。第三间是会议室，第四间是费老师和他儿子的宿舍，他们不在厂时则做客房用。厨房三间，一间厨房，一间餐厅，一间一分为二，一半炊事员老陆住宿兼放油盐米面，一半作老蒋的宿舍。向河渠的会计室只好放在那搭建的小屋中了。会计室一床一桌一椅，床头约有二尺多的空档，可塞进一辆自行车，洗脸盆、架放在办公桌南侧，床前依壁放一小橱，帐薄单据放在其中。会计室南边两间小屋作生产车间，北边一间挤进两张楼铺，可睡四位女工，她们是保管员缪丽和需上夜班的工人。至于其他人，则对不起，没地方可以安排。
收孕妇尿，沿江公社没搞过，外地据说已搞了二三年了，江都生化厂还成了当地社办企业的排头兵，年产值说是二三十万。二三十万在1978年前后可不是个小数字。
有费老师父子作指导，沿江生化厂开始了收孕妇尿的组织工作。党委委员、妇女主任阮淑贞召开了各大队妇女主任会议，会上宋副书记讲了话，阮志清就收集人员的挑选、报酬的计算、收集的方法作了讲解，向河渠则将油印的小册子发给各大队妇女主任。
沿江公社十九个大队，生化厂由阮志清、蒋国钧、向河渠、马如山四人负责联络，每人五个大队，阮志清负责中心地带的四个大队。第二天，各大队就确定了收尿员的名单，一个大队两人，有大半的大队妇女主任兼作收尿员。按统一步署，各片自行召开收尿员会议，布置孕妇登记造册工作，接着发放尿盆、收尿桶、漏斗和笔记本、圆珠笔，收尿工作就这样顺顺利利地展开了。
除少数老太太认为孕妇尿卖钱，是捞子孙钱用，不吉利外，几乎所有孕妇都积极参与，一天七分钱，一个月两块一，平均相当于四五十分工，够苦干五六天的，何乐而不为？至于收尿员则更积极，多的可收十四五个，少的也有八九人，每人一角，一个月就有头二、三四十元的，这可不是小数目，抵一个社办厂干部的工资呢。利益的影响，免不了有弄虚作假的、虚报冒领的，很费了生化厂的一番排查、剔除工作，但也不能根除，收尿工作存在一天，这种现象就没有完全杜绝过。
收集、吸附、脱附，环环扣紧，生化厂干群干得兴兴头头，劲头十足。不料，到干燥工序卡了壳，真空干燥干不了，又不能用火烘，可急熬人了；偏在这时又停了电，打电话询问，说是要停三天。怎么办？向河渠向农机站求援，让连设备运到站上去，发电抽真空。发电抽也抽不干，这可将费老师急坏了，赶紧去请钱教授。钱教授听了费老师的汇报，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匆匆赶来一看，老天爷，上海发错了货，应该是三桶酒精一桶丙酮，结果四桶全是酒精，根本没有丙酮。丙酮是用来脱水的，没有丙酮怎么干燥得了？而酒精、丙酮虽则颜色差不多，气味却是不一样的，即使将手指往液里一伸，拿出来，丙酮见风就凉嗖嗖的，很易识别，偏偏大家就是不懂。阮、蒋不懂还尤可，向河渠也不懂的话，就不可原谅了，还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呢，实验室用丙酮何止十次八次的；他不是不懂，而是没查。他深深自责着。费老师呢，他是指导老师，怎么也没发觉的？向河渠一了解，原来费老师搞激素生产也是半路出家，而且不是行家，他是沾了钱教授的光。
钱教授告诉向河渠，当年他随省厅大大小小的走资派被下放到省“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费老师的家就在干校小河外边，与干校是邻居。年近六十的他从没参加过体力劳动，更不懂放鸭子的技巧，常常面对东游西窜的鸭群束手无策，是费老师过河来帮忙，并时常送些好吃的菜肴、点心让他品尝。钱教授被批斗、下放时，妻子与他划清界限离了婚，儿女也不知流落何方，心情非常郁闷，是费老师常来聊天宽慰。
虽说后来解放了，又回到法医处，已是物故人非，主任位置早已有人坐去。他不想屈己事人，又无法可想，就申请病退。
病退后成了自由身，就走亲访友，适逢当总工程师的弟弟劝他帮建卫星厂，以扩大激素的货源。他想反正无事，又正好借此报答费老师的情谊，就接受了这个邀请。从此四处奔波，带上费老师，让他当上指导老师。
他说费老师工作勤奋，做事细心，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粗品工艺简单，容易掌握，干了二三年，走过所有卫星厂，还不曾有过失误。这次是上海发错了料，他没想到，也没有经历过。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就是多耗了电和酒精、人工，没多大损失。吃一堑长一智，今后就不会再犯类似过错了。
前后半个多月的时间，生化厂生产出零点六公斤粗品，钱教授亲自带向明去上海送货。旗开得胜，一等品，每公斤2460元，近1500元货款；除去原辅材料、收尿费用等直接成本，边际收益一半以上。这可乐坏了干群，立即仿照兄弟厂成立沿江生产车间，下辖六个收尿点，一个公社一个收尿点。依据在本社的做法，由宋副书记与相关公社领导电话联系，一个公社去一个工作组，进行开拓、扩展工作。各社见对当地干群有益无损，加上宋书记的面子，都由公社妇女主任动员各大队妇女主任支持、参与，因而进展很快，不到一个月，沿江车间就进入了正常运转，月产量达到两公斤。
阮志清见产供销情况都很喜人，就召集有车间主任马如山、保管员缪丽参加的领导班子扩大会，提出开拓、发展的规划，要与南屏将全县四十五个公社平分秋色，半年内再建三个车间，产量达七至八公斤。大家都热血沸腾，纷纷赞同。
工作如何开展呢？阮志清提出分工分地域负责，他坐镇沿江，统一指挥，由蒋国钧、马如山、向河渠各带一个组，向东、西、北三面拓展，组建浦江、蠡湖、蒲州三个车间。马如山的车间主任由缪丽担任。各工作组每组三人，在原塑料人员中挑选，众人都无异议。
谁去哪里呢？阮志清说都无所谓的话，就拈阄决定。向河渠说他在蠡湖有几个同学，想去那里；马如山说他姨妈家住浦江，他去蒲江；老蒋三处都无亲友，就去了蒲州。
向河渠说：“阮支书，塑料厂总共二十七人，余银萍被调走，两个出嫁在外社不来了，还有二十四人。现在按一个车间六个公社计算，连车间主任在内共九人，四九三十六，厂本部生产工人每班两人，对班倒，四人，加上后勤一人，共需四十一人，缺十七人。为工作好做起见，能不能在外地选招当地人？”蒋、马都认为这是个好主意。阮志清说，社直单位招工是要公社党委批准的，他需要向党委请示一下。
蠡湖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说的是东周时，也就是大约在两千四五百年前，吴国与越国争霸，越国战胜了吴国，并逼吴王夫差自杀，然后在吴宫文台上设宴款待群臣。乐师作歌，赞扬大家的功劳，越王勾践露出不高兴的样子。范蠡在旁留心观察，发现这一情况，心想：“大王只知道他自己，不想归功于大家，对于有功之人一定会产生疑忌的心思，我的功劳在众人之上，一朝被疑忌，那就不好了。怎样才不会让他疑忌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不要功劳，离开他。”于是他去向越王辞行。
范蠡在越王争霸大业中所起的作用是很大很大的，没有范蠡也就没有今天的胜利；还有今后的富国强兵也要靠他出力，怎么舍得让他走呢，就极力挽留。实事求是地说，越王虽然不喜欢称颂群臣的功劳，疑忌心还没有真的形成，只是有这种征兆而已。但范蠡是何人？他不能等疑忌形成后再走，那样功劳就全没了，越王就不会记着他的好了，所以他坚持要走。走前他对文种说：“越王这个人长着像老鸦那样的嘴，这种相貌的人能忍辱但妒功，可以与他共患难，不可以与他共安乐。我准备离开朝堂，你不如也走。”
文种说：“不会这么过分吧？”
范蠡连夜带着西施乘车马从苏州辗转来到蠡湖。当年的蠡湖地区是浅湖区，景色秀丽，范蠡一行在这里游览了一番后弃车马改乘舟船，浮海去了齐国。文种后来却被越王赐死。
后人为纪念范蠡，就将这块浅湖区定名为蠡湖，弃下车马的地方叫车马甸。随着沧海桑田的变迁，蠡湖成了肥沃的土地，蠡湖、车马甸的地名却留了下来，如今成了蠡湖公社的两个大队。向河渠的老同学蔡国良就住在这个公社的车马甸大队，本人在蠡湖中学任教。向河渠单身一人骑车前来，到学校一找，适逢上午已不再有课，蔡国良向校长请了假，与向河渠并肩回家。
蔡家是个大家庭，兄弟五人除尾子国桢外，都已成了家，却没有分家，全家由母亲当家。运动中向河渠来过两回，虽时隔多年，一听名字，老妈妈立时记起，马上叫儿媳上街去买菜。
向河渠放下带来的水果，拦住张媛美说：“嫂子千万不要烦劳，一烦劳就见外了。大妈，侄儿这次来是有事要请国良帮忙的，如能办成，今后烦劳的日子长着呢。”
蔡大妈说：“这怎么可以，你已多年不来了呀。”
向河渠说：“就当你出门多年没有回来的儿子回来了，客气什么呢？”
蔡大妈说：“这孩子真会说话。”
向河渠将来的意图当着大家的面说了一遍。蔡国良沉思了一会儿说：“你想得不错，沿江周边属滨江区，沿江公社可以向各社打招呼；加上离得近，可借用的亲朋关系多，有利于开展工作。我们这儿离得远，你们可借用的关系肯定不多，你来找我，由我来设法，这条路子是对的。我兄弟多关系也多，也说得对，特别是老五还没有成亲，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帮你做事。这些都对。关键的问题是成份问题。因为成份问题，全家除我当教师、爸当医生还认识几个不算重要的人外，与官方差不多没有关系，怎样才能帮到你？”
“谢登海是蠡湖的人吧，他有认识的人吗？”
“他这个人你是知道的，性格内向，不善于交际，三扁担打不出个瘟屁来，至今还窝在队里扒工分，能有关系不早出去了？就是到社队厂场当个工人也比在队里强啊。”
向河渠说：“说的也是。这样，我们来排排，我们的同学、朋友中有没有能走得出来帮得到忙的能人？”
张媛美说：“国良，井芳行不行？他叔当大队书记，他舅还是区里书记呢。”
国良桌子一拍说：“行！这个人行！”
向河渠问：“是个什么样的人？”
国良说：“他姓张，叫张井芳，是我的同学，同她家住一个庄。”
“井芳，男的女的？”
“男的，是我初中时的同学，现在当大队农技员、四队副队长还兼卫生员，能力不弱，是个人物，可以当这个地方的代理人。”
“听你这么一说，能力强，又有舅舅在区里当书记，叔叔还是大队书记，怎么才当个副队长？”向河渠不解地问。
“这一点我也说不大清楚。好像是他家成份不好，是富农什么的。他舅舅当书记也是这年把的事，过去好像先在省里，又调到县里，最后才到这里当了个区委书记。”
“那好，我们现在就去拜访他。”向河渠站起来说。
“别急，饭后去来得及，下午我没课。”国良摆摆手说，“坐下，现在去，蛮多路，到人家吃饭去呀。”向河渠也不知道有多远，只好再坐下。
“小王庄也属蠡湖区，什么时候去看看王梨花？”蔡国良笑着问。
向河渠闻言一怔说：“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也知道了？”
蔡国良说：“何只是我也知道了，知道的人多着呢。就在几天前观摩教学时，薛铜城还说起你与王梨花的事。他说：‘这个老道，思想太迂腐了，要是我生米煮成了熟饭，看她王梨花还变化不变化？’我说：‘别说现成话啦，他是迂腐了些，如果象你，人家会爱上你吗？’他还嘻皮笑脸地说像他怎么了，就没有老道的那些痛苦。他说人生就是那么回事，干嘛那么认真。想想也是。”
向河渠苦笑笑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算啦，事已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你与小凌不也说分手就分手了么？”
蔡国良说：“说得对，道不同不相为谋。不过这位王梨花可与凌紫娟不一样，她为伯父的事可没少出力。对了，提到伯父，伯父现在情况怎么样？复职了吗？”
向河渠痛苦地说：“复什么职呀，把他放到最边远的大队去当驻队医生，运动时身子被摧残；加上原来就有老胃病，心情再不那么愉快，结果去年就回了家，已是风烛残年了。”
“这些个混账。上次的活动没能拿下那个李腾达？”蔡国良问。
“你怎么知道的？噢——”向河渠有些明白了，说，“《告全社人民书》和《有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吗？》是你写的？”
“是小徐、小王各写了一篇初稿，曹老师提了意见，由我定的稿，怎么？没看出来？”
“当时是有些感觉，觉得她俩的作文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文风有些像你，却没想到是你。”向河渠站起来说，“谢谢！不是你刚才这一问，我还没意识到是你定的稿呢。”
“不说这些了，需要我爸帮点什么忙吗？我爸跟伯父一样，都是中医，医生不看自己的病，是不是让我爸帮看看？”
“要想康复恐怕危险，就不烦劳伯父了。在常州学了气功回来传授给家父后，据家父说有所好转，能不能逆转也不得而知，只好尽人事而听天命，到哪儿说到哪儿了。”向河渠不胜悲愤地说。
“伯父的曲折告诉了我爸，老头子说他也弄不懂。为救共产党人坐反动派的牢，这说得过去，你与他们作对嘛，关你甚至杀你都有个理说说；坐共产党的牢就不对了，救你倒救出祸来了？我爸一生行医，不问政治，也不做干部，倒还比较安定，运动也不怎么碍到他。他很同情伯父的遭遇。”
“其实说起来还是那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环境逼你去做，你不做行吗？当年家父在江南跟师父行医，也没打算去投奔新四军，偏巧新四军到了他们那地区，受其影响就去了；要是一直跟着部队也就好了，谁知他的老表当了反动派的区长，考虑到斗争的需要，就派他来了，上级派他他能不去吗？当院长也是这样，不是他要当的，上头叫他当他就只好当。反正当也行医，不当也行医，当了反而更有利于行医。至于个人利益倒不如不当好，我妈说过要是不当，调工资时就不需要让人了，要比现在高得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与过问不过问政治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吃饭时分，除老父与小妹外，全家都齐集被称之为餐厅的小屋，向河渠不来，也是两桌人。运动中向河渠来过两次，大家都很熟悉，尤其是老五更是一口一个河渠哥，没个哥字不开口。国良笑着说：“河渠，看出来不？老五大概要想跟你当工人了。”
向河渠笑着说：“要是能办得到的话，四弟五弟和小妹我都想带走，但要看努力的结果。忘了告诉你，上一届三班的宋登儒现在沿江当副书记，管工业，我就想通过他来做做努力呢。”
在去蠡湖的路上，蔡国良问能给张井芳什么职务？向河渠说：“事前不知道有这么个人，没有商量过。”
蔡国良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的任务是建成蠡湖车间，怎么建是你的事，由你作主。”
向河渠说：“话是这么说，可社直单位招工是要公社党委批准的，委任什么职务，副厂长以下要由厂领导班子开会决定的，个人无权授职。”
蔡国良说：“这还不好办，招工事你向宋登儒请示，授职事你向阮支书申请，两个电话不就完了。”
向河渠笑着说：“哪有这么容易的事？登儒那儿好说，厂领导关不是那么容易通过的。”
蔡国良也笑着说：“假如没有个职务，人家凭什么帮你卖命？你跟人家从没见过面，没交情，凭什么呢？”
向河渠说：“你说的有道理，可我这儿也是实际情况。你比我会处理事情，你说该怎么办？”
蔡国良沉吟着说：“先许愿再还愿。”
向河渠说：“恐怕不行。据说我们这位支书权势欲很强，万一行不通，怎么对你的同学交代？”
蔡国良哈哈大笑说：“这么点事要是没办法办成，你还是向河渠吗？只要你善借宋登儒之力，不费吹灰之力，办法你会有的。”
向河渠说：“法子固然可以想，只是为了公事却可能会得罪一把手，是不是有点……好吧，就依你试试。”
蔡国良跳下车，认真地说：“不是试，是一定要办成。张井芳当蠡湖分厂长不能改变，否则就不必去找他。”
向河渠也跟着下车说：“是车间，不是分厂。分厂要有公章，车间没有。”
“车间也好，分厂也好，反正蠡湖这一块归他管。”
“我赞成这样做，但必需请示、商量后才能决定。”
“我不是说过‘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你可以临机处置的。”蔡国良坚持着说。
“你所说的临机处置是在来不及请示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是指君命不符合将所处的实际情况，才不机械地接受，不是说将一离开君，就可以不听君的命令了。这样吧，我现在就回去请示，你一个人先去跟他聊聊，听听他的口风，等我明天来再说。”蔡国良说不服向河渠，也只好如此。
阮志清听说可以借用张井芳舅舅的关系顺利建成蠡湖车间，立即同意任用张井芳为车间主任，对外不妨叫分厂长，并与向河渠一起去请示宋副书记。宋登儒说：“这样做是可以的，今后凡在外地建车间、设点，都不妨任用当地有影响的人士负责某方面的工作。至于编制问题，过一段时期，你们将所招人员造册报批就是。要注意的是人员尽量从紧。”
说起编制，读者或许会怀疑：社直单位又不是国营、大集体，职工还有什么编制？那时候就是这样，大权都集中在党委，社办企业用工都得经党委同意，因而它的职工就来了编制，编外的称之为临时工，编内的才是正式工。正式工有四至六元一月的伙食补助，年满六十周岁可以退休，临时工则没有这种待遇，因而人们很重视转正。
向河渠有了尚方宝剑，第二天一早就来到蠡湖中学，适逢这一天是星期天，蔡国良没到校，又赶到他家。国良立马与向河渠骑车去找张井芳，路上告诉向河渠，说是昨天去时，张井芳不在家，跟他妻子约定今天上午去会晤。
从国良家出来，不到十里路就到蠡湖镇，穿镇向东过临海河上的蠡湖大桥向东向北就到了张井芳家所在生产队。张井芳没去上工，在自留地里忙着，一见蔡、向二人到来，忙从地里上来。张井芳是个中等身材略显壮实的三十来岁年纪的农村汉子。蔡国良介绍说：“这位是我的老同学、沿江生化厂总账会计向河渠同志。”
“向河渠？是不是前年高考第二的向河渠？”
“正是。你是怎么知道的？”
“谢庄的谢敦海说的，他不是与你们一个班吗？”
“是啊。”
说着话，来到屋内，张井芳洗了手，拿来热水瓶给二人倒上水，自己也倒了一碗，说：“二位找我说什么事？”
“沿江生化厂想在蠡湖建个分厂，准备请你负责，不知你是不是愿意？”蔡国良开门见山地说。
这一消息实出张井芳的意外，他说：“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事，是我能不能胜任。因为我毕竟是个乡下土佬儿，别说当干部，工人也没当过，就怕做不来。”
蔡国良笑笑说：“分厂厂长怎么当，这要请河渠跟你说说。河渠，该你了。”
向河渠笑着说：“会做人就会当干部，世上最难的是做人。做人也好，做干部也好，关键在于认真。只要真的认真了，人能做好，干部更能做好。”
张井芳笑着说：“你说的有些让人难懂。”
蔡国良说：“他在学校里最看重的是学习做一个真正的人，按照他的标准确实是难的，做干部倒真的比做人容易多了。河渠，这些以后你们慢慢说。先说说怎么当一个分厂厂长吧。”
向河渠将激素是个什么东西、怎么生产出来、分厂的任务是什么、怎么去完成，包括宣传工作、收尿员的组织、分厂的收集和生产、人员报酬的计算等等，作了详细的介绍，然后说：“国良说你为人精细、办事认真踏实，能打得上劈得下，再加上你舅舅彭书记的关系，相信你能将蠡湖这个分厂建好。”
“二位先坐一会儿，我有点小事，去去就来。”张井芳没有表示能不能干，站起来帮两人倒满水，打了这么个招呼就出门走了。
向河渠问：“国良，你估计这位老兄到哪儿去？”
蔡国良笑笑说：“两件事，一是与他叔叔商量一下，一是让他女的回来准备中饭，留你吃饭。知道吗？按你说的标准，一个大队支书也弄不到这么高的工资的，他能不愿意？”
两人走出门外，闲谈着过去的往事，也稍带说着如有可能就将四弟五弟和小妹带出来，还谈到谢敦海、庄严等等。正漫无目的地闲聊着呢，张井芳回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位五十上下的农村干部模样的男人。张井芳介绍说：“这是我的叔叔。”
那人拔烟给向、蔡，见不抽，就又放回烟盒内，说：“我叫张全。井芳的叔叔。”
蔡国良补充说：“这个大队的书记。”
向河渠忙与之握手，说：“幸会，幸会，我叫向河渠，国良的同学。”
大家回到堂屋，各自坐下，张井芳又帮他叔叔倒了一碗水。张全说：“没有茶叶，请原谅。”
向河渠笑着说：“都是农村人，这就很好。”
张全满面笑容地说：“听井芳说了向会计的来意，我们很受感动。今天蔡老师、向会计在这儿吃顿便饭，我们好好聊聊。”
没等向河渠表态，蔡国良就答应着说：“一年多没尝到嫂夫人的清蒸鱼的美味了，还怪想的呢。”
张井芳笑着说：“想得美，临时到哪儿弄鲈鱼去，等秀芬妈回来看网箱里有什么鱼就吃什么吧。”
向河渠一见，无可奈何地站起来说：“大叔，你看，刚见面就来争吵，怎么好意思呢。”
张全手一摆，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坐下，坐下，哪个也不顶着锅子出门嘛。”
接下来张全就相关问题详细探讨了一番，然后表态说：“井芳，事情就这样说定了，你跟着向会计去办厂，队里的事情我另外安排。”当下约定第二天前往区委拜访彭书记，求得他的支持。
向河渠到厂时已是下午四点多了，阮志清告诉他，宋书记让他一到厂就去公社一趟。向河渠搞不清书记找他何事，就拔转车头向公社骑去。原来宋登儒考虑到向河渠不认识蠡湖地区的各级领导，担心他工作有难度，就去区里请区委黄书记给蠡湖区委彭书记写了一封介绍信。向河渠见信，深为老同学的关心而感动，连声谢谢。宋登儒笑着说：“谢什么呢，要你积极参与创办生化厂，当然要尽力支持你的工作啦，更何况我们还是老同学嘛，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
第二天向河渠怀揣黄书记的信，偕同张井芳到蠡湖区委拜会了彭书记，呈上黄书记的信。彭书记看完信后问：“黄书记说你们要在我们这儿设点生产生化产品？”
向河渠看着彭书记说：“彭书记，请允许我将有关情况汇报一下。”见彭书记温和地点点头，于是就将在蠡湖建生产车间对该地区的好处以及方法详细汇报了一遍。
当彭书记听说在这儿设点生产，每年能给本地区带来十几万元的纯收入，还能让外甥当这个车间的负责人，立即爽快地表示同意，并询问要他帮什么忙。向河渠说盼书记能给各公社负责人打个招呼，请各社领导给予扶持就行了。彭书记说这好办，于是就当着向河渠的面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点名道姓地打电话，要求各社支持沿江生化厂的收尿工作，指出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要有专人负责，一路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