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章
再次醒来时，窗外的阳光已透过窗帘缝隙斜斜切进来，落在床沿上，抬手摸过床头的手表一看，指针堪堪指向十点半。我撑着身子坐起身，宿醉的钝痛还在太阳穴里隐隐作祟，脑袋昏沉得像灌了铅。身侧的她也恰好睁开眼，长睫轻颤了两下，伸手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语气里带着刚睡醒的慵懒：“不急着走，吃了午饭再动身。”
她话音落，也跟着坐起身，凌乱的发丝垂在颊边，带着几分未经修饰的娇憨。我们各自慢腾腾地穿好衣服，推门走出房间时，客厅里传来阿姨温和的声音：“饭菜都做好啦，快来吃吧。”她扬声应着“好嘞，洗漱完就来”，拉着我往卫生间走。
等我们洗漱完毕走到客厅，餐桌上早已摆好了三菜一汤，热气袅袅地氤氲着家常的香气。阿姨见我过来，热情地招呼：“先生快坐，尝尝我的手艺。”我有些局促地搓了搓手，轻声道：“谢谢阿姨，麻烦您了。”身旁的她忽然用胳膊肘碰了碰我，眼底藏着笑意：“哟，这么会客气？怎么不谢谢我呀？”她这突如其来的调侃，让我脸颊微微发烫，忍不住反驳：“当然要谢你——谢你把我灌得酩酊大醉。”
阿姨被我们的拌嘴逗得笑出了声，端着饭碗打趣：“就你们俩喝酒能醉，说明缘分不浅呐。中午要不要再添点酒？”我连忙摆手，脑袋里的沉痛感还没散去：“不了不了，可不敢再喝了。”她也跟着点头，揉了揉太阳穴：“我也喝不动了，头还有点沉。”
吃过饭，我在客厅里坐了片刻，想着该动身离开了。她却站起身，顺手拿起搭在沙发上的外套：“我送你下去。”我们并肩走出她家楼道，漫无目的地沿着街边慢慢走。春日的风带着暖意，吹在脸上格外舒服，她忽然停下脚步，侧头看向我，语气里带着几分歉意：“昨晚……真是不好意思，我失态了，没难为你吧？”
我想起昨晚她醉酒后的模样，忍不住笑了：“好像有点，不过你后来倒头就睡，我也算逃过一劫。”她闻言，伸手在我后背轻轻拍了一下，佯装嗔怪：“看来我魅力不够，你竟然都不乘人之危。”说着，她还朝我竖起大拇指，眼底的笑意藏不住：“你可真是个正人君子。”
正说着，前方传来一阵三轮车的“吱呀”声，她的一个熟人骑着车迎面而来，车上满满当当堆着驼色的毛衫。对方看见我们，笑着停了车，我走近几步，目光落在那些柔软的毛衫上——那颜色温润，料子细腻，却看不出是什么材质，好奇地问：“这毛衫用的是什么原料？看着挺特别的。”
对方随口答道：“是牛牦绒，暖和得很。”我虽没接触过，但也知道牦牛绒产自西藏、青海一带，连忙追问：“那这原料多少钱一吨？销量怎么样？”“销量好得很，供不应求，就是原料太紧俏了，价格也不低。”对方一边整理着毛衫，一边详细说道，“牦牛绒纱线一般按公斤或绞算，基础混纺的大概300到600元一公斤，中高端纯纺的得600到1200元，顶级的能卖到1500元以上。换算成吨的话，差不多30万到150万不等，主要看含绒量多少。”
我在心里默默盘算着：一件毛衣的重量大概在半斤上下，按中高端纱线算，单是原料成本就几百块，要是做成成衣售卖，利润空间倒也可观。可这念头刚冒出来，就被现实浇了冷水——回到家后，我四处打听，总算找到了几家牦牛绒供应商，可上门一谈，对方却死活不同意赊账，一口咬定要现款现货。一吨原料就要二十多万，我手里的钱早已所剩无几，这事只能暂且搁置，心里却总惦记着这桩可能的生意。
那段时间，我整日无所事事，偶然遇上了发小张文明。他也是流年不利，不仅行情不好，还因嗜赌把公司输了个精光，如今也是一身落魄。我俩境遇相似，反倒格外投缘，时常凑在一起喝茶、聊天、吃饭。后来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连在外吃饭都成了奢侈，便常常去他丈母娘家蹭饭。张文明不爱喝酒，每次都让他老婆惠芳陪我喝，没成想惠芳竟是个喝酒的好把式，一瓶黄酒下肚面不改色，我们俩常常一人两瓶才肯罢休，倒也喝得尽兴。
有一回，我和张文明闲得无聊，去歌舞厅喝茶打发时间。舞池里灯光闪烁，音乐缓缓流淌，忽然看见两个熟悉的身影正在跳舞——等她们转过身，我们四目相对，都愣了一下。其中一个率先走过来，笑着开口：“咦，这么巧？”我定睛一看，是老同学阿敏，连忙往旁边挪了挪，给她让出座位。阿敏坐下后，又朝舞池里招了招手，和她一起的阿萍便端着两杯茶走了过来，顺势坐在了张文明身边。
算起来，我们从学校毕业后已经十几年没见，刚开始还有些拘谨，四个人围坐在桌旁，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一边看着舞池里相拥起舞的人们。倒是阿萍率先打破了尴尬，起身邀请张文明：“要不要去跳一曲？”张文明愣了愣，随即笑着点头，跟着她走进了舞池。
身边的阿敏转过头，目光落在我身上，轻声问：“我们也去跳一曲吧？”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我不太会跳，怕踩你脚。”“没事，跟着节奏就好。”阿敏说着，伸手拉起我。一曲终了，我还在暗自懊恼动作僵硬，阿敏却笑着说：“你跳得挺好的，身姿很轻盈，还说不会跳。以后再跳舞，一定约你们。”
就这么一场舞，把十几年的生疏都跳没了。后来我们又约着去跳了几次舞，有时还会一起去另一个同学厉建丰家吃饭、打牌。要是凑不齐人手，就给住在对面小区的老同学刘旭尉打电话——他在不远处开了家小饭店，人很热情，每次接到电话都会赶过来。偶尔牌局散了，我们就去他的饭店吃饭，刘旭尉总爱喝干红兑可乐，说是这样口感更甜，我却还是习惯喝纯的，想来他的酒量也不如我。
和阿敏、阿萍交往的日子里，我渐渐得知阿敏已经离婚了，一个人租了间小平房。有一次，她邀请我们去她住处吃饭，刚走进那个小院子，一股浓重的霉味就扑面而来。走进她的房间，更是又潮又闷，霉味呛得人鼻子发酸，我伸手摸了摸床单，指尖传来湿冷的触感，显然是长期潮湿导致的。
吃饭时，我实在忍不住开口：“这地方怎么能住人？长期待在这里，不患风湿病才怪，湿气侵体，脸上也容易长痘痘。我在不远处的二楼有两间空房，一间有床，一间是空的，你搬过去住吧。”阿敏愣了愣，眼里闪过一丝动容。吃过饭，我们一起去看了房，她当即决定第二天就搬。她的东西不多，我、张文明、阿萍再加她自己，四个人一趟就搬完了。
自那以后，我们四个人走得更近了，不管是吃饭还是游玩，总是形影不离，在外人看来，倒像两对情侣。可这份热闹，终究还是被打破了——有一天傍晚，我家夫人不知从哪里听说了消息，径直找了过来。她站在门口，看见我和阿敏、张文明、阿萍坐在一起，脸上没什么表情，也没进门说话，转身就走了。
阿敏连忙推了推我：“快叫住她，一起吃饭呀。”我摇了摇头，语气平静：“不用，她就是过来看看，不会留下来吃饭的。”夫人的突然出现，像一颗小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却也没掀起太大的波澜，我们依旧像往常一样相处。
只是，我心里始终惦记着要做点什么，总不能一直这样浑浑噩噩。有一次和刘旭尉吃饭时，我犹豫了很久，还是开口问他能不能借点钱。刘旭尉抬头看了我一眼，直接问：“要多少？”我原本想说一万，又怕他为难，话到嘴边改成了：“六千就够了。”没成想，他起身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时手里拿着一沓钱，塞进我手里：“拿着，先给你一万，不够再跟我说。”
那一刻，我心里涌上一阵暖流，忍不住多喝了两杯。趁着刘旭尉去后厨交代事情的间隙，我又给陈明峰打了个电话，想借四千元。陈明峰说他在人民戏院的麻将馆，让我直接过去拿。酒足饭饱后，我急匆匆地往麻将馆赶，竟忘了跟刘旭尉说声谢谢。
手里的钱加上借来的一万四，刚好够买两百公斤牦牛绒纱线。我当即决定先试试水，联系好供应商后，直接把纱线拉到了加工厂。十天后，加工厂打来电话，说我送去加工的衣服已经被人订走了，对方会自己负责后道处理。听到这个消息，我既兴奋又无奈——这说明牦牛绒毛衫确实好销，可我之前的厂子已经关了，贷款无望，供应商也对我心存警惕，不肯赊账，没有资金周转，再好的生意也做不起来。
那段日子，大概是我人生中最苦恼的时光。明明心里急着做事，却只能日复一日地喝茶、打牌、跳舞，浑浑噩噩地消磨时光。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在厉建丰家吃晚饭——厉建丰还没下班，我和张文明就先到了，他老婆小金总是笑着说“你们先坐，我去买菜”，然后直奔菜市场。她知道我和张文明爱吃红烧肉，每次都会买二十块钱的五花肉，要是看见有新鲜的河虾，也会捎上半斤回来，说是我爱吃。
我和张文明在他家，倒像两个被照顾的“老人”，什么活都不用干，只等着开饭。有时候另一个发小张一定还会带着老婆孩子一起来，一家四口热热闹闹的，厉建丰和小金却从来没有怨言，总是热情地做饭、洗碗，收拾得妥妥帖帖。就这么混沌地过了一年，直到我手里一分钱都没有了。
姐姐得知后，找到我，眼眶红红的，安慰我说：“弟弟，生意垮了没关系，姐养你。”说着，从包里拿出两千元塞给我。一个星期后，钱花光了，我又厚着脸皮去姐姐的店里拿了两千元。可再过一个星期，当我再次上门时，姐姐看着我，语气里带着无奈：“弟，你花钱这么厉害，姐实在养不起你了。”
那天父亲也在店里，他坐在一旁，眉头紧锁，沉声道：“这么大个人，怎么好意思做‘吸血虫’？就算去摆个摊卖水果，也能养活自己。你这样不做事还花钱如流水，以后怎么办？”父亲的话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我心上。是啊，我已经三十七岁了，不是七岁的孩子，不能一直靠别人救济过活。
那一刻，我像是突然被点醒了，心里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愧疚与决心。可真要重新振作，却又不知该从何做起——在本地摆小摊、帮人打工，我实在拉不下脸。走出姐姐的店，我沿着街边漫无目的地走着，深秋的阳光依旧有点温暖，可我的心里却一片茫然，不知道前路在何方……
《浪里行之困途》
宿醉初醒暖意融，偶闻绒利意难穷。
囊中羞涩知音助，回首茫然雾霭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