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这么做，究竟是好是坏？或许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在他看来，这二十万两白银，不过是一笔必要的“前期投资”，是为了让张莽这个被他强行推上位的人能够快速启动项目、招募团队、购买装备，以确保“一年五千精兵”这个目标能够按时达成的启动资金。他追求的是效率和结果。
然而，他忘了，或者说他选择性地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他是皇帝。
皇帝的一举一动，尤其是涉及巨大利益分配的行为，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商业投资，而是会被放在政治放大镜下，被天下人，特别是官僚集团，进行无限地揣测、解读和赋予各种复杂的政治含义。
更重要的是，此地非彼地，此时非彼时。
他如今所在的江南，绝非他起家的北直隶。当初在北方，他之所以能推行雷厉风行、甚至堪称酷烈的改革，是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的：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外有皇太极的铁蹄屡屡破关，刀锋直指京师；内有流寇糜烂中原，势如燎原。
巨大的生存危机压倒了了一切内部矛盾，朝野上下（至少是核心圈层）形成了一种“不变革即亡国”的悲壮共识。
而且，留在北京跟他一起扛过“己巳之变”等危机的官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过了一轮筛选，异议者大多已被边缘化。
因此，他能够以战时状态的名义，将皇权延伸到最基层，打破常规，任用私人，强行推进政策。
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
在他的努力下，皇太极的主力已被牢牢挡在关外，辽东战线虽然紧张但大体稳固；
境内的主要流寇武装也已被完全剿灭，大规模的战事平息。
在天下人，尤其是享受了二百多年太平日子的江南官绅看来，最大的威胁已经解除，天下已然“太平”了。
就在这样一个“太平盛世”里，你这位皇帝陛下，不像传统的贤明君主那样垂拱而治、休养生息、倡导文教。
反而变本加厉，继续甚至更加猛烈地推行那一套在北地战时才用的非常手段——破格提拔微末小吏、肆意破坏官场规矩、纵容酷吏横行、还大把大把地砸钱给这些“幸进之徒”！
你这到底是想干什么？
在外人看来，这绝非是为了“救国”，而更像是在刻意揽权、培养私人势力、甚至有意打破江南现有的政治经济格局。
你的举动，不再能被“救国”这个崇高的目标所解释，其动机就显得格外可疑和令人不安。
因此，朱由检在南方遭遇的阻力，远非北方可比。
他面对的不再是生死存亡压力下被迫妥协的官僚系统，而是一个自认为危机已经过去、正准备回归“正常”秩序、并且其核心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盘根错节的江南士绅集团。
他用管理北方的方法来治理一个庞大的江南，其水土不服和激烈冲突，也就可想而知了。
他最大的误判，就在于没有意识到，非常之法只能在非常之时行于非常之地。时移世易，却刻舟求剑，岂能不败？
朱由检迁都南京不过短短两年光景，整个南方士林官场却已近乎被他经营得同仇敌忾，怨气沸腾。
他强力推行新政，锐意改革，其手段在江南士绅看来，却无异于刮骨抽髓，霸道专横：
他派设海关，将宁波、泉州、广州等通商口岸的贸易大权从地方衙门和传统牙行手中强行收回，由中央直辖的海关衙门垄断，这等于斩断了无数依附于旧贸易体系的官绅豪商的财路。
他极度宠信杨嗣昌——这个在南方士林眼中不过是“幸进小人”、“阉党余孽”的奸佞之徒。
竟将其从微末之职破格擢升为权倾一时的海关尚书、内阁大学士，委以钦差重任，使其在江南肆意横行，清查账目，触动无数人的利益。
他任命洪承畴——一个他们眼中的“陕西北佬”、“外来酷吏”——总督广州、泉州等南方膏腴之地。
这等于是用北方来的军事官僚，压榨南方的财富，凌驾于本地乡绅之上，自然引起极大的反感和抵触。
他的核心班底，卢象升，毕自严，刘永光等，清一色是北方带来的“自己人”，或是与他共历患难的旧臣。
江南籍的官员被普遍排除在决策核心之外，只能担任副手或闲职，这被视为赤裸裸的地域歧视和权力垄断。
他肆意破坏官场百年来的升迁规矩，提拔李振彪、孙昌祚、张莽这等毫无根基、手段酷烈的微末小吏。
甚至百户直升指挥使，这彻底动摇了建立在科举、资历、乡谊基础上的传统文官体系，让所有按部就班升迁的官员感到前途无望和极大的不公。
在这些南方士大夫和旧利益集团看来，朱由检的所作所为，根本不是什么中兴圣主，其行径与历史上的秦始皇（霸道集权）、刘裕（以北伐之名行篡位之实、重用寒人）、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不恤旧臣）如出一辙！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不遵循儒家王道，不尊重士大夫阶层，不顾惜地方利益，只知穷兵黩武、聚敛财富、任用酷吏来满足一己之私欲或是他那不可理喻的“改革”执念，正在将大明引向深渊！
因此，表面看似平静的江南，实则暗流汹涌。一种针对皇帝本人的、广泛的、基于利益和理念联合的抵抗联盟正在悄然形成。
朱由检在不知不觉中，几乎将自己置于了整个南方传统统治阶层的对立面。他推行的每一项政策，无论初衷好坏，都会首先遭到怀疑和抵制；他任用的每一个“自己人”，都会被视为必须拔除的眼中钉。
朱由检会在意江南士林那套基于传统、乡谊与清议的复杂诉求吗？
他才不管呢。
这位皇帝的施政思路，早已被他在北方十余年戡乱御侮中形成的铁血法则所主导。
他笃信并奉行着一套看似简单却极为霸道的逻辑：“朕赐尔等权柄恩荣，尔等为朕效死办差，其间若有风波劫难，自有朕为尔等担当！”
这套模式撇开了许多官场惯有的瞻前顾后与调和折冲，只问最终成效。
江南士大夫们所看重的“舆情物议”、“地方人情”、“为政宽仁”，在他眼中，若与既定方略相悖，则皆属“迂腐空谈”，必须为其让路，甚至不惜以强力破之。
那么，他是否完全排斥南人呢？亦非如此。此即其用人之道的第二个显着特征：极度看重实务能力的效验观。
他的确擢拔了一批南籍官员，如侯恂、路振飞、张溥、吴伟业、徐石麒等。
然其择人标准，绝非因其地望或清流声誉，核心仅在于——尔是否真有“经世济用之实才”，能否为朕“宣力办差”？
对于有才干、可任事者 如侯恂、路振飞、徐石麒，他便授以本兵、巡抚、秋卿等握有实权之要职，期许他们能匡济时艰，取得实功。
对于乏于实务之能者如张溥、吴伟业，他洞悉其虽有名望却疏于政事，遂安置于御史言路之职。
此非重用，实乃一种 “量才而用，置之清要” 的安排——既借其声名以资点缀，又将其置于言官之位，纵有议论亦不致直接贻误实事，免得干扰其既定国策的推行。
故而，在朱由检的权衡中，地域乡贯绝非首要。
他意欲构建的是一个环绕其绝对威权的“能吏政府”。侯恂、路振飞等人是被倚为干城的“股肱之臣”，而张溥、吴伟业则更像是置于高阁的“文学侍从”或“清流标杆”，并未授予核心权柄。
此种纯粹以“办事效能”为绳尺、几乎罔顾官场积习与人情网络的用人方略，虽能简拔出一批肯任事、有担当的官员，却也将其“效用为先”的原则推向极致。
它使得被重用者如侯恂、路振飞不得不与其乡土根基及清议主流产生疏离，易成“孤臣”，而不得重用者如张溥、吴伟业则怨望更深。
最终，朱由检虽看似征用了若干南人，却未能借此收揽江南人心，反因其过于直白露骨的功利取向，令所有南人，无论居何职位，皆感备受驱使、如同工具，非但不能弥合裂痕，反而加剧了南方的疏离与抵触。
天子自以为是“唯才是举”，然在江南士大夫看来，此与“专用北人，以苛法绳南士”无异，仍是霸术横行。
这不，浙抚路振飞那边的坏消息，到底还是兜不住了。他的告急奏疏，混在一堆日常公文里，送到了朱由检的龙案上。
朱由检起初还以为是又有了什么好消息，带着些许期待展开。可越看，他脸上的那点轻松神色就消失得越快，到最后，只剩下一片阴沉。
奏疏里，路振飞的字里行间都透着一股无力回天的憋屈和绝望。
他详细禀报：自杨嗣昌带着水师和精锐陆军离开浙江后，整个局面瞬间倒退！
除了杨嗣昌亲手用刀枪和银子砸出来的、由海关直属官兵控制的宁波港那一亩三分地还能正常运转、听他号令之外，他这位浙江巡抚发出的其他所有政令，根本出不了巡抚衙门的大门！
什么清丈田亩、整顿卫所、劝课农桑、甚至是最基本的催缴税赋……所有的公文下去，都如同石沉大海。
下面的府、县官员表面唯唯诺诺，转身就置之不理。地方豪强士绅更是联为一体，软硬兼施，要么哭穷装傻，要么就直接搬出“祖制”、“民情”来压人。
他就像一个被高高架空的傀儡巡抚，空有封疆大吏的名头，手底下却无人可用，无兵可调，政令不出杭州城！
整个浙江官场，似乎形成了一种无声的默契：除了不得不给海关面子，对于这位皇帝派来“折腾”他们的路巡抚，大家就当他透明！
朱由检大笔一挥，写下了一道措辞强硬的旨意：着总兵官曹变蛟，即刻点齐本部一万精锐，开赴浙江！抵达后，一应行动，悉听浙江巡抚路振飞节制！
若有怠慢政令、阳奉阴违者，无论品级功名，尔等可先斩后奏！
浙江·杭州·巡抚衙门
一万北地精锐在曹变蛟的率领下开抵杭州城外，迅速控制了各处要冲，安营扎寨。
巡抚衙门内，路振飞正对着满案无人理会的公文发愁，忽见心腹师爷连滚带爬地冲进来，声音都变了调：“抚台！抚台！兵……好多兵！打着‘曹’字旗，把城外给围了！带队的曹总兵已经到了辕门外，说要见您！”
路振飞先是一惊，随即猛地站起身，脸上瞬间涌起难以置信的狂喜。他急忙整理衣冠，快步迎出。
刚到辕门，便见一员虎将按剑而立。此人身形魁梧，正是以勇悍闻名的曹变蛟。
他身后数名亲兵皆虎背熊腰，手按刀柄，目光警惕地扫视四周，与巡抚衙门周遭的江南景致形成剧烈反差。
“末将曹变蛟，奉陛下旨意，率军一万，特来听候抚台大人调遣！”
曹变蛟抱拳行礼，没有丝毫客套寒暄，直接道明来意。
他的目光扫过略显冷清的巡抚衙门和路振飞脸上尚未褪去的愁容，嘴角微微下撇，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鄙夷——这江南官场，果然尽是些没卵子的软蛋。
路振飞此刻却顾不得这些，激动得几乎要老泪纵横，连忙上前扶住曹变蛟的手臂：“曹将军！真是雪中送炭！陛下隆恩，将军辛苦！快，快请里面说话！”
将曹变蛟引入大堂，路振飞也顾不上官场体面，指着案几上那堆积如山、却形同废纸的公文，痛心疾首道：“曹将军，你来得正好！你瞧瞧，本抚这巡抚做得……政令不出这杭州城！下面那些府县衙门、豪强大户，彼此勾结，阳奉阴违，视朝廷法度如无物！本抚是束手无策，愧对陛下啊！”
“抚台大人不必赘言。末将来前，陛下有明旨：浙江之事，抚台掌总，末将掌刀。凡有抗命不遵、阻挠国策者，无论他是知府还是秀才，有一个算一个，皆以军法论处！末将的兵，别的不行，就会杀人。抚台只需划下道来，告诉末将，先从哪儿开刀？”
路振飞却听得精神大振，多日的憋屈一扫而空。
他猛地抽出一份关于嘉兴府豪强联合抵制清丈、甚至殴伤府衙差役的急报，重重拍在曹变蛟面前：“好！有曹将军此言，本抚心中便有底了！便从这嘉兴府开始！请将军即刻派兵，持本抚钧令，开赴嘉兴！会同按察司官员，直接下乡，重新清丈！凡有敢聚众抵抗、煽动闹事、袭击官差者……”
路振飞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无需审问，以谋逆论处，立斩阵前！本抚要借将军之威，将这浙江的歪风邪气，一扫而空！”
“得令！”曹变蛟接过公文，看都未细看，转身对亲兵厉声道，“传令！前锋营立刻开拔，直扑嘉兴！其余各营，分驻巡抚衙门指定州县！妈的，老子倒要看看，是江南士绅的脖子硬，还是老子的刀快！”
曹变蛟的刀锋固然犀利，能强行劈开浙江官场的铁幕。但这刀每挥动一次，沾染的血色和带来的恐惧，都会化作更加沉重的代价，狠狠地反噬到路振飞自己身上。
他很快就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众叛亲离”，什么叫“千夫所指”！
往日对他还算客气的同僚、下属，如今看他的眼神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恐惧、鄙夷和疏离。
官署之中，他所到之处，交谈声立刻停止，众人如同躲避瘟疫般纷纷避让。公务交接能简则简，能拖则拖，无人再与他有任何工作之外的交流。
他这位巡抚，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被彻底孤立在整个浙江官僚体系之外。
他路振飞，本是江南士林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如今却成了所有读书人眼中最可耻的“叛徒”和“屠夫”！
“路振飞！尔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如今竟仰仗北虏刀兵，屠戮乡梓，欺压士绅，尔与董卓、安禄山何异？！”
“我江南文华之地，竟出此等斯文败类！引狼入室，残害同胞，尔还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
“什么浙江巡抚？不过是那昏君驾前一条南方口音的恶犬！”
一封封充满愤怒与绝望的公开信、一篇篇极尽挖苦讽刺的诗文，从各地传来，直接砸向巡抚衙门，甚至被贴满杭州街头。
他的名声，在江南士子中间彻底臭了。昔日称他为“皓月先生”的故交旧友，纷纷来信痛斥，甚至宣布与他绝交。
消息传回路振飞的家乡，更是引发了地震。族中长老气得捶胸顿足，认为他给整个家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耻辱，玷污了门楣。
甚至有激进的族人扬言要将他逐出宗祠，削去族谱名字！他在家乡成了反面教材，家人出门都要遭受指指点点，抬不起头来。
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他路振飞，这个根在江南的士大夫，已经自绝于江南。
他手握曹变蛟的兵符，或许可以暂时压服地面的反抗，但他永远无法赢得一丝一毫的民心。
他每推行一项政策，都要依靠北军的刀剑作为后盾，这本身就宣告了他政治上的彻底破产。
他不再是朝廷的封疆大吏，而是皇帝插在江南土地上一根孤零零的、沾满鲜血的木桩。
夜深人静时，路振飞独坐书房，看着窗外冰冷的月色，只觉得无边的疲惫和寒意袭来。他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得到了生杀予夺的权力，似乎可以大展拳脚了。
但他失去的，是整个士林的认同，是乡党的情谊，是家族的荣誉，甚至是他毕生所信仰的“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理念。
他成了一个被架在火堆上烤的“成功者”，一个用故乡的血泪染红自己顶戴的“能吏”。
这代价，沉重得让他几乎喘不过气。他知道，即便将来事成，他在江南，也再无立锥之地了。
他的巡抚之位，是建立在故乡的废墟与骂名之上的。这份“皇恩”，烫得灼手，重得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