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清晨总带着股清冽的寒气，我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早点摊冒出的白汽，像一缕缕扯不断的棉絮，在冷风中慢慢散开。手里捏着刚到账的尾款明细，A4纸的边缘被指尖捏得有些发皱。三百二十六万，一分不少，备注栏里清晰地写着“项目尾款及赔偿金”，多出的六万大概是甲方觉得理亏，特意加上的。这笔钱像一剂强心针，让整个工作室都活了过来——之前为了垫资，我甚至把家里的存款都挪了过来，如今总算能喘口气了。
“林哥！”小周抱着一摞文件推门进来，脸上的笑像被阳光晒开的花，“财务刚查了，钱到账了！说这周五就能发工资，还能把之前欠的奖金补上！老王刚才在茶水间给供应商打电话，人家一听款到了，说下午就安排发货，之前耽误的工期肯定能补上！”
“知道了。”我点点头，把明细单折好塞进抽屉，目光却不由自主地飘向窗外的街心公园。隔着几层玻璃，公园里的梧桐树叶子已经黄透了，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像撒了一地碎金。自那晚把银行卡交给陈建国后，已经过去半个月，我再也没见过他。垃圾桶旁的长椅总空着，偶尔有流浪汉裹着脏兮兮的被子在那蜷缩，却都不是他——没有那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没有那瓶总不离手的二锅头。
“林哥，想啥呢？”小周把文件往桌上一放，发出“咚”的一声轻响，“张总刚才打电话，说甲方那边松口了，想跟我们续签明年的维护合同，还说价格好商量，让你下午去趟他们公司聊聊。”
“不去。”我几乎没犹豫，指尖在窗台上轻轻敲了敲，“让张总自己去。跟这种公司合作，太累。”
小周愣了一下，随即挠挠头笑了：“也是，这趟太折腾了，光催款就耗了三个月。对了，上次帮我们出主意的那个……”他话说到一半停住了，大概是不知道该怎么称呼陈建国。总不能叫“醉汉”，也不能直呼其名，毕竟我从没跟他们提过他的来历。
“别问了。”我打断他，声音不自觉地沉了沉，“干活去吧，把后续的验收报告整理好，下午给甲方送过去。”
小周“哦”了一声，拿起文件退了出去，带上门的瞬间，办公室里又恢复了安静。我转身从抽屉里拿出那个没送出去的打火机——那天蹲在垃圾桶旁，见他的打火机总打不着，火苗明明灭灭的，像风中残烛，就特意在旁边的小卖部买了个新的，结果一忙起来就忘了给。银色的外壳，上面刻着“平安”两个字，是在寺庙门口的小摊上挑的，当时觉得图个吉利。
指尖摩挲着冰凉的金属外壳，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不知道他用那五万块干了些什么。是真的找了“懂行的人”，按他说的那样设局铺路？还是拿着钱去了别的地方，换个城市重新开始？有时候会想起他说要“让黄皮子的儿子败光家产”时，眼里那团烧得通红的火，心里总有点发紧。那毕竟是趟浑水，稍有不慎就会淹了自己，更何况黄皮子在道上的势力，不是他一个孤老头子能抗衡的。
下午去银行转完账，路过街角那家开了十几年的茶馆，听见两个老头坐在门口的竹椅上聊天，声音随着风飘过来。
“听说没？黄老板家那小子，前阵子在赌场输了上百万，把他爸气进医院了。”穿灰布褂子的老头呷了口茶，声音里带着点幸灾乐祸。
“哪个黄老板？”另一个戴老花镜的老头放下手里的象棋谱，抬头问道。
“还能有哪个？就是城南搞建材的那个黄老三，人称黄皮子的！”灰褂老头往地上啐了口茶叶渣，“以前多神气，仗着有点关系，坑了多少人的钱？现在好了，报应到他儿子身上了！”
我的脚步顿了一下，手里的文件袋差点没拿稳。黄皮子的儿子……输了上百万……难道真的是陈建国做的？
“他儿子不是刚从国外回来吗？怎么跑去赌钱了？”老花镜老头皱着眉问。
“谁说不是呢！”灰褂老头压低了声音，往左右看了看，“我听我那在赌场打杂的侄子说，是被几个陌生人带去的。一开始让他赢了几万块，尝到甜头就收不住了，后来越陷越深，把他爸刚给他买的那辆跑车都抵押了，还借了高利贷，最后一夜之间输光了，人差点被高利贷的带走。”
“那黄皮子能甘心？”
“甘心？他现在跟疯狗似的，在医院里天天骂人，说要查是谁在背后算计他儿子。听说已经找了不少道上的人，把跟他儿子有过接触的人都查了个遍，连他儿子那些狐朋狗友都被他堵在家里问了三天三夜。”
我站在树影里，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后背竟有些发凉。原来陈建国真的动手了，而且比我想象中更快、更狠。可他一个常年在工地打零工的老头，哪来的门路找到赌场的人？又怎么敢跟高利贷扯上关系？那五万块，恐怕连塞牙缝都不够。
“查到是谁了吗？”老花镜老头追问。
“查个屁！”灰褂老头笑了，“那几个带他儿子去赌场的，早就没影了，电话打不通，住址也是假的。黄皮子现在就是狗咬刺猬，没处下嘴，只能自己憋着气，听说昨天在医院里又跟护士吵起来了，差点动了手。”
我悄悄往后退了几步，转身往工作室的方向走。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照在地上，晃得人眼睛发花。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有点解气——黄皮子那种人，确实该吃点苦头；又有点担心——陈建国把事情做得这么绝，万一被黄皮子查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回到工作室，小周正趴在桌上对着电脑叹气，见我进来，立刻直起身：“林哥，甲方刚才又打电话了，说验收报告里有几个数据不太对，让我们重新核对。”
“拿来我看看。”我接过报告，却怎么也看不进去，脑子里全是茶馆老头的话。陈建国现在在哪？他会不会已经被黄皮子盯上了？
“林哥，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小周递过来一杯热水，“是不是累着了？要不下午你先回去休息吧，这里有我呢。”
“没事。”我喝了口热水，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再核对一遍，你去把上周的采购单整理好。”
小周走后，我把报告扔在一边，从抽屉里翻出那个刻着“平安”的打火机，在手里转来转去。其实那天在公园，我没告诉陈建国，我认识黄皮子。几年前工作室刚起步时，接了个装修的活儿，甲方就是黄皮子的一个远房亲戚，后来工程结束，对方赖账不给钱，我去找黄皮子理论，被他手下的人堵在办公室骂了一下午，最后还是亏了十几万才了事。那时候我就知道，黄皮子这种人，惹不起。
可陈建国不一样。他眼里的恨太深了，深到能把自己也烧进去。我甚至能想象出他拿着那五万块，在寒风里四处找人，低声下气地求那些“懂行的”帮忙，用自己仅有的尊严去换一个渺茫的复仇机会。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着了魔似的，总忍不住打听黄皮子的消息。去工地时问包工头，去菜市场时问卖菜的大妈，甚至路过公园时，会特意跟扫地的大爷聊几句。得到的消息都差不多：黄皮子还在医院住着，脾气越来越坏；他儿子被他锁在家里，据说精神都有点不正常了；那些带他儿子去赌场的人，依旧杳无音信。
没人提到陈建国。他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一点踪迹。
直到一周后的一个傍晚，我加完班路过街心公园，看见那个熟悉的长椅上，坐着一个穿军大衣的身影。
我的心猛地一跳，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是他吗？
走近了才看清，真的是陈建国。他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只是看起来干净了些，头发也剪短了，不再是乱糟糟的一团。他没喝酒，手里拿着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个白面馒头，正小口小口地啃着，动作很慢，像在咀嚼什么珍贵的东西。
他似乎察觉到有人，抬起头看了过来。四目相对的瞬间，他愣了一下，随即放下馒头，站起身，朝着我点了点头，脸上没有太多表情，既没有成功的喜悦，也没有后怕的惶恐。
“林老板。”他开口，声音比上次清晰了些，只是依旧带着点沙哑。
“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想问他这些天去哪了，想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又想问他有没有被黄皮子发现，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吃饭了吗？”
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馒头，笑了笑：“吃着呢。”
我在他旁边的空位坐下，深秋的傍晚已经很冷了，长椅的木头凉得刺骨。“黄皮子那边……”我犹豫了半天，还是问出了口。
他没直接回答，只是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递到我面前。是那张我给他的银行卡。
“钱没用完。”他低声说，“花了不到两万，剩下的三万多，还给你。”
我愣住了：“怎么回事？没办成？”
“办成了。”他把银行卡放在我手里，指尖冰凉，“那几个‘懂行的’是以前跟黄皮子有仇的，听说要坑他儿子，没要多少好处就答应了。赌场的局是他们设的，高利贷也是他们找的人，演了场戏，把那小子吓得够呛，也确实让他输了不少钱。”
“那你……”
“黄皮子查得紧，我怕被他认出来，这几天躲在郊区的工棚里。”他啃了口馒头，“昨天听工棚里的人说，黄皮子因为气不过，跟以前的仇家起了冲突，被人举报了偷税漏税，现在税务局的人正在查他公司的账，估计自身都难保了，没时间管他儿子了。”
我心里一惊：“税务局？这跟你们没关系？”
“没关系。”他摇了摇头，眼里闪过一丝释然，“是他自己以前做的孽太多，有人早就看他不顺眼了，正好借这个机会捅了出去。我这才敢回来。”
原来如此。不是他的计划多周密，而是黄皮子自己的仇家太多，墙倒众人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报应吧，不一定要靠谁动手，自己种下的恶果，总有一天会自己尝。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我把银行卡推回去，“这钱你拿着吧，找个地方安定下来，别再干这些危险的事了。”
他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把银行卡又推了回来：“林老板，你的情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要。我这辈子，坑过人，也被人坑过，知道欠着别人的不好受。这三万多，你拿着，就当……就当我还你那瓶二锅头的钱。”
我看着他眼里的坚持，没再推。把银行卡收起来，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刻着“平安”的打火机，放在他面前：“上次见你打火机不好用，买了个新的，忘了给你。”
他拿起打火机，翻来覆去地看了看，指尖在“平安”两个字上轻轻摩挲着，突然抬头看着我，眼眶有点红：“林老板，我这辈子，没跟人说过谢谢。但这次，真的谢谢你。”
“谢我什么？”我笑了笑，“我也没帮你什么。”
“你帮我守住了最后一点念想。”他声音有点哽咽，“我以为这世道，早就没公道了。没想到……还有人愿意信这个。”
风又起了，吹得树叶哗哗作响。远处的路灯亮了起来，昏黄的光洒在我们身上，拉出两道长长的影子。他把打火机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像藏着一个宝贝，然后拿起剩下的馒头，站起身：“我该走了。”
“去哪？”
“回老家。”他望着远处的灯火，“村里还有几间老房子，回去种种地，守着我那死了的婆娘，也挺好。”
我点点头：“也好，安稳。”
他又朝我鞠了一躬，这次弯得很低，像是在告别，也像是在感谢。然后转身，朝着公园外走去。军大衣的衣角在风中摆动，步伐不快，却很稳，一步一步，踩在落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渐渐消失在夜色里。
我坐在长椅上，看着他走远的方向，心里突然变得很空，又很满。手里的银行卡还带着他的温度，口袋里的打火机似乎也在发烫。
原来，有些公道，真的不是靠拳头打出来的，也不是靠阴谋算出来的。它就藏在普通人的一点善意里，藏在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里，像尘埃里的星火，看着微弱，却能在某个瞬间，照亮整个黑夜。
我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落叶，往家的方向走。路过垃圾桶时，看见里面没有空酒瓶，只有几个被啃得干干净净的馒头渣。
第二天上班，小周拿着一份新的合同冲进办公室：“林哥！城西那个新楼盘的项目，甲方主动找我们合作了！说看了我们之前的案例，觉得我们靠谱！”
我接过合同，看着上面的条款，笑了笑：“好，跟他们谈谈。”
小周愣了：“不考虑了？不怕麻烦了？”
“不怕了。”我望着窗外，阳光正好，公园里的梧桐树虽然落了叶，却依旧挺拔，“只要咱们行得正，坐得端，就不怕麻烦找上门。”
小周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拿着合同出去了。我靠在椅背上，拿起那个刻着“平安”的打火机，在手里转了转。其实那天陈建国走后，我往他的塑料袋里塞了一沓钱，不多，就五千块，够他回老家买点种子化肥，够他安稳地过个冬天。
我没告诉他，就像他没告诉我，那些带黄皮子儿子去赌场的人，其实是他以前在工地上救过的一个年轻人，听说了他的事，主动找来帮忙的。也没告诉他，黄皮子被举报偷税漏税，其实是王老板和李老板那些被坑过的人，联合起来收集的证据，他们早就想这么做了，只是一直没机会。
这世上的事，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你帮别人搭一把手，别人也会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你撑一把伞。就像深秋的落叶，看似悄无声息地落下，却在土里埋下了春天的种子。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陈建国。听说他回了老家，真的种起了地，有人在县城的集市上见过他，挑着一担青菜在卖，脸上有了笑容，不再是那个眼神浑浊的醉汉。
也听说黄皮子因为偷税漏税的事，公司被查封了，人也进去了，他儿子没了靠山，最后只能去工厂打工，倒也安分了不少。
这些消息都是别人偶然提起的，我没特意打听，却都记在了心里。就像记得那个深秋的傍晚，街心公园里，一个穿军大衣的老头，把一张银行卡递还给我，说“谢谢你还信公道”。
有时候加班晚了，路过街心公园，我会特意在那个长椅上坐一会儿。看着垃圾桶旁干干净净的地面，看着远处万家灯火的暖光，心里总会想起那个刻着“平安”的打火机，想起那句“举头三尺有神明”。
或许神明并不存在，但那些藏在人心底的善意和坚持，就是最灵验的神明。它们像散落在人间的星火，看似微弱，却能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照亮整个黑夜，让走在泥泞里的人，也能看到前方的路。
而我们要做的，不过是在看到那星火时，别让它熄灭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