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万民工聚集之前,第一批踏上征途的,是来自工部都水司、天工苑以及日月集团测绘局的联合勘探队。他们背负着经纬仪、水平仪、标尺和沉重的图囊,在帝国最险峻的山水间,为钢铁巨龙描绘出最初的筋骨。
秦岭段,勘探队员沈知白(天工苑年轻匠师)和向导老何(当地老猎人)正悬在千仞绝壁上,用绳索吊着测量崖壁的角度。脚下是云雾缭绕的深渊,鹰啸声在谷中回荡。一阵狂风袭来,沈知白险些脱手,是老何用猎刀死死钉入岩缝的绳索救了他一命。晚上,他们蜷缩在岩洞里,借着篝火整理数据,老何看着图纸上那些蜿蜒的标记,咂舌道:“娃娃,这路……真要从这鬼神都不走的地方刨出来?”
沈知白擦着镜片,眼中是技术者的执拗:“何叔,陛下说了,路通,则民富国强。再难,也得量出来!” 几天后,老何在探路时坠入深涧,尸骨无存。沈知白将他的猎刀插在勘探点的最高处,继续前行。勘探队的报告里,每一里线路的走向,都标注着血与泪的代价。
随着勘探路线确定,帝国的战争机器再次开动,但这次的对象,是大自然。崇祯皇帝旨意明确:以工代赈,招募流民;以俘代役,改造战俘;军工作业,攻坚克难。近百万筑路大军,如同蚁群,涌向各条规划线上的“鬼门关”。
秦岭隧道群,这是联通关中与蜀地的咽喉。数以万计的民工和战俘,在陡峭的山坡上搭起脚手架和之字形的运料便道。他们用最原始的铁镐、钢钎、大锤,一点点地凿击着坚硬的花岗岩。号子声、锤击声、监工的鞭哨声、石料的滚落声,交织成一曲悲壮而残酷的乐章。炸药,成了加快进度的“神器”。
“放炮咯——!避炮咯——!” 尖锐的铜锣声响起,工人们慌忙躲进避炮洞。沉闷的巨响接连传来,
,山体震颤,碎石如雨点般落下。然而,悲剧总是不期而至。一次哑炮事故中,一名工头上前查看,炮突然炸响,整个人瞬间消失,只在岩壁上留下一片暗红。哑炮、塌方、岩爆……死亡如影随形。工地旁的新坟,很快连成了片。但第二天,活着的人,又会默默地拿起工具,继续向前。他们是为了朝廷微薄的工钱和口粮,也是为了家人能活下去的希望。
长江三峡,“夔门天险”大桥的桥墩基础施工更是人间地狱。民工们乘着小船,在激流中打桩,稍有不慎便船毁人亡。“水鬼”(潜水夫)腰间缠着绳索,潜入冰冷的江底清理礁石,许多人下去后再没上来。水泥这种新材料被大量应用,民工的双手因长时间接触水泥浆而溃烂,被称为 “烂手病” ,但无人可以休息。
炸药的广泛应用,是这场建设狂飙的双刃剑。它极大地提高了效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惨烈。
在开凿云贵高原的漫长隧道时,一次特大塌方发生了,将上百名正在作业的民工和数名天工苑的技术员活埋在内。救援持续了三天三夜,当通道最终被挖通时,只救出寥寥数人。现场总督工的军官在给孙元化的急报中写道:“……塌方处,血肉与岩石混杂,几无法分辨……然,工期紧迫,只得清理后,另开工作面,昼夜不息……” 报告冷静而残酷,生命的消逝在宏大的工程面前,似乎只是一组需要尽快弥补的数字。
工地上,也存在着森严的等级。以工代赈的流民最为辛苦,地位最低;战俘营(多为原八旗降兵和西南土司叛军)条件最恶劣,监管最严,死亡率最高;而铁道建设兵团的士兵和日月集团招募的熟练工匠,则待遇较好,负责技术活和关键工程。阶级与命运,在工地上赤裸裸地呈现。
尽管环境艰苦,死亡随时降临,但在这片巨大的人间炼狱中,也闪烁着人性的微光。
一名叫春妮的妇女,丈夫死于塌方,她带着幼子,没有离开,而是在工地旁支起一个小茶摊,为过往的工人提供一碗热汤。她说:“娃他爹埋在这路底下,俺得看着这路通喽,告诉他一声。”
夜晚,工棚里,识字的文书会给大伙念《大明报》上关于铁路通车的消息,讲述火车如何一日千里,讲述外面的世界。这些故事,成了支撑许多人活下去的念想。他们模糊地知道,自己在参与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尽管代价是自己的血肉之躯。
崇祯十年的冬天,格外寒冷。秦岭的第一条长隧道终于贯通了;夔门的第一个桥墩终于露出了水面。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勘探队损失了三成人员,民工伤亡更是不计其数。
铁路督办大臣孙元化巡视工地时,看着眼前绵延不绝的坟茔和那些面容枯槁、眼神却依然带着一丝渴望的民工,对随行官员沉痛地说:“今日我等所辅之每一根钢轨,所枕之每一根枕木,其下皆是血肉之基。后世子孙乘坐火车,风驰电掣之时,当时刻铭记!”
帝国的钢铁动脉,正是在这百万民夫的血汗与尸骨之上,一寸寸地向前延伸。他们是无名的基石,用最原始的力量和最坚韧的生命,托起了那个名为“崇祯中兴”的宏伟时代。火车未来的轰鸣声,注定将掩盖他们曾经的号哭与叹息,但历史不应忘记,这钢铁奇迹的背后,是枕木之下,无声的血汗与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