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仲秋接到举报电话时，正在调试新一代基因测序仪。
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哭腔：“苏医生，救救我的孩子……他们说我儿子是‘完美宝宝’，可他现在天天发烧，医院查不出原因……”
举报人是个年轻妈妈，半年前在一家“地下诊所”做了“基因优化”，花了五十万，给未出生的孩子编辑了“增强免疫力”的基因。
孩子出生后确实没感冒过，可三个月前突然开始反复高烧，皮肤出现奇怪的红疹。
“那家诊所在哪？叫什么名字？”林仲秋的心沉了下去。
“在城郊的科技园，叫‘未来基因’，老板说他们有哈佛的技术……”
林仲秋立刻带着团队赶过去。所谓的“未来基因”藏在一栋高档写字楼里，门口挂着“生物科技”的牌子，里面却像个小型手术室，墙上贴着“定制完美宝宝”的广告，从双眼皮到身高，甚至智商都能“编辑”。
“我们这是为了优生优育。”穿白大褂的“医生”见他们来，慌忙收起手术器械，“苏医生也是搞基因研究的，该懂我们的初衷。”
“初衷？”林仲秋指着手术台上的基因编辑仪，“你们用的是淘汰的cRISpR技术，脱靶率高达30%！这个孩子就是例子——你们敲除了他的‘易感基因’，却意外破坏了免疫系统的调控基因！”她拿出检测报告，“这叫谋杀，不是优生优育！”
诊所老板从里屋出来，是个梳着油头的中年男人，递过来一张支票：“苏医生，凡事好商量。这是一点心意，就当我们支持你的研究。”
林仲秋把支票拍回他脸上：“你知道这些‘定制宝宝’将来会面临什么吗？脱靶的基因可能导致癌症，甚至影响下一代！你们在拿人命做赌注！”
双方僵持时，警方冲了进来。
原来林仲秋来之前就报了警，还联系了市场监管局，当场查封了所有设备，抓获了12名“假医生”——他们中没一个有行医资格，最多只是生物系的肄业生。
后续调查更令人心惊：“未来基因”已经给30多个家庭做了“基因编辑”，最小的孩子才刚出生。
林仲秋牵头成立了“基因编辑受害者救助组”，给每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长期跟踪观察。
在全国基因伦理大会上，她拿着这些孩子的病例，声音哽咽：“我们追求长寿，追求健康，是为了让生命更有质量，而不是制造‘完美的商品’。当基因可以被买卖，生命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她的发言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
国家很快出台《基因编辑伦理法案》，明确规定“禁止任何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违者最高可判死刑。
那个年轻妈妈抱着逐渐康复的孩子，哭着对林仲秋说：“我不该贪心……健康就够了，真的够了。”
林仲秋摸着孩子的头，突然想起青溪镇的百岁爷爷。
他们没经过任何“编辑”，却在田埂上、树荫下，活成了最有尊严的样子。原来生命的美好，从不在“完美”里，而在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和坚韧里。
林仲秋去偏远山区做义诊时，发现个奇怪的现象：全乡只有一个乡村医生，还是个60岁的老中医，却要负责五个村子的健康。
“张医生，您这药箱都快散架了，怎么不换个新的？”林仲秋看着他用胶布缠着的听诊器，心里发酸。
张医生笑了笑，露出缺了颗牙的牙床：“换啥呀，能用就行。乡里一年给的经费就5000块，连买药都不够，哪有钱换设备？”
他们走了三个村子，才见到几个年轻人——大多是留守老人和孩子。
有个奶奶发高烧，张医生给她打了退烧针，却没有输液设备，只能让家属用板车拉到20公里外的镇医院。
“为啥不多派几个医生来？”林仲秋问乡干部。
“没人愿意来啊。”乡干部叹气，“年轻人嫌条件苦，待遇低，转正还得托关系。张医生是因为家在这，才守了一辈子。”
林仲秋突然有了个主意。
她联系了医学院，发起“银龄医生返聘计划”——邀请退休的老医生到乡村坐诊，国家给补贴，医院负责报销差旅费。
同时，她在网上发起“乡村医疗众筹”，网友们捐的钱买了20台便携式b超机、50套输液设备，还有满满一卡车常用药。
第一个响应计划的是仁心医院的退休院长，70岁的李教授。
他带着自己的老搭档——退休护士王阿姨，背着药箱就住进了村卫生室。“小苏啊，我这把老骨头，还能为老乡们站最后一班岗。”
很快，越来越多的退休医生加入进来。他们不仅看病，还教村医新技术，帮着建立健康档案。
林仲秋又开发了“远程会诊车”——把集装箱改造成移动诊室，里面装着远程医疗设备，每周去一个村子，让城里的专家通过屏幕给老乡看病。
“苏医生，您看这玩意儿真神！”张医生看着屏幕上的专家给自己指导，笑得合不拢嘴，“以前我看不准的病，现在专家说了算！”
有次会诊车开到最偏远的石头村，个放羊的大叔抱着发高烧的孩子跑来。
专家通过远程设备诊断是“细菌性脑膜炎”，指导张医生先用药稳住病情，同时联系救护车转院。孩子得救后，大叔杀了家里最肥的羊，非要送给林仲秋。
“苏医生，你们是天上派来的活菩萨啊！”他憨厚地笑着，眼里闪着泪光。
林仲秋没要羊，只是让他帮忙在村口种棵树。“等树长大了，就知道这里有过一群想让老乡看好病的医生。”
离开山区那天，张医生和李教授站在村口送她。
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两棵守望的老树。
林仲秋突然明白：改变医疗不均，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发明，只需要有人愿意弯下腰，把城里的阳光，一点点挪到山里来。
林仲秋给医学院新生上“医学史”课时，发现他们用的教材里，关于“器官移植伦理”的章节被删得只剩三页，还全是空洞的理论。
“老师，为啥不讲刘志强案啊？”有学生举手，“我们查资料，发现那案子改变了器官捐献制度，可教材里提都没提。”
林仲秋翻着教材，主编赫然是张启明的老师——那位退休的“器官移植泰斗”。她立刻让小周查教材的出版背景，发现背后的出版社老板，正是当年鹰隼组织的资助人之一。
“这哪是教材，是洗白手册。”她冷笑一声，把刘志强案的判决书、骆王钰的日记、受害者的证词整理成“补充教材”，打印出来发给学生，“今天这节课，我们就讲‘被删掉的章节’。”
课堂上鸦雀无声。学生们看着那些血淋淋的真相——骆王钰的尸检报告，被摘除的肾脏照片，器官买卖的账本……有女生忍不住哭了。
“你们将来会遇到很多诱惑，”林仲秋看着他们，“可能是红包，可能是回扣，可能是让你篡改病历的威胁。但请记住，教材可以删改，可人命删改不了；历史可以掩盖，可良心掩盖不了。”
她的“补充教材”在学生中悄悄流传，很快引起了教育部的注意。调查组发现，这本教材已经用了十年，每年都从医疗器械商那里拿“赞助费”，凡是涉及医疗黑幕的内容全被删除。
“必须重编教材！”教育部长拍着桌子，任命林仲秋为“医学教材改革组”组长。
重编的教材里，不仅加了“医疗腐败案例分析”，还专门设了“患者权益”章节，甚至收录了患者家属的匿名采访。有个章节叫“手术刀的温度”，里面是张师傅、李大娘、青溪镇老人们的故事。
“医学不是冰冷的技术，是有温度的选择。”林仲秋在序言里写道，“每个病例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悲欢；每次手术台上，都握着一个生命的重量。”
新教材出版那天，林仲秋把第一本送给了骆王钰的母亲。老人摸着儿子的名字出现在教材里，老泪纵横：“王钰，你看，有人记得你说的话了……”
学生们开始自发组织“医学伦理读书会”，讨论教材里的案例，甚至去采访当年的受害者。
有个女生在读后感里写道：“以前觉得当医生只要技术好就行，现在才知道，比技术更重要的，是永远别丢了那颗想救死扶伤的心。”
林仲秋看着这篇读后感，突然想起自己刚穿越时的样子。那时她只想活下去，可现在，她想让更多人明白：活着，不仅要自己活得正直，还要让后来者，有路可走，有光可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