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风像淬了冰的刀子，刮过光秃秃的杨树枝桠，也刮过林秀兰冻得通红的脸颊。她怀里抱着刚满三岁的双胞胎儿子，大宝在左边哼唧着要吃奶，小宝在右边攥着她洗得发白的衣角，小脸蛋冻得像颗皱巴巴的红苹果。出租屋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的争吵声像烧红的烙铁，一下下烫在她心上。
“王建军！你摸着良心说，这三年我是怎么对你的？”她的声音抖得像风中的蛛网，带着连自己都觉得无力的质问。
男人不耐烦地将烟蒂摁在满是烟灰的茶几上，劣质烟草的气味混着酒气扑面而来。王建军穿着件簇新的皮夹克，那是她从未见过的款式，袖口还沾着点若有似无的香水味——不是她用了多年的、三块钱一瓶的甘油味。
“良心能值几个钱？”他扯了扯领带，眼神扫过她怀里两个哭闹的孩子，像看两件麻烦的旧家具，“秀兰，我们过不下去了。她能给我想要的，你给不了。”
“她？”林秀兰的指甲深深掐进自己的胳膊，疼得眼前发黑，“是那个狐狸精？你忘了当初你穷得叮当响，是谁跟你住在漏雨的土坯房里？是谁大着肚子还去地里薅草？是谁……”
“够了！”王建军猛地站起来，带倒了身后的塑料凳，“说这些有什么用？人要往前看！我跟她去南方，那边有活路，能挣大钱。”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十元纸币，拍在桌上，“这是给你的，够你娘仨撑几天了。以后……各走各的路吧。”
林秀兰看着那几张钱，像看着一堆烧过的灰烬。她嫁给他的时候，他说要让她过上好日子，说两个儿子将来会有出息，会给她养老送终。这些话曾像炭火一样暖着她的心，可现在，炭火灭了，只剩下一地冰冷的灰烬。
“王建军，”她的声音突然平静下来，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你走了，这两个孩子怎么办？他们才三岁，还不会自己吃饭，不会自己穿衣服……”
“那是你的事。”男人打断她的话，眼神里没有一丝愧疚，“他们是你生的，你就得养。”他转身抓起沙发上的行李包，拉链拉得“刺啦”响，像在割着林秀兰的神经。
门被“砰”地一声关上，震得墙上贴着的双胞胎满月照都晃了晃。照片上，王建军抱着一个孩子，笑得一脸得意，林秀兰抱着另一个，眉眼间满是温柔。可现在，那个笑得得意的男人，像扔掉一件垃圾一样，扔掉了她和两个孩子。
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带着刺骨的寒意。大宝和小宝像是被吓着了，“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此起彼伏，像两把钝刀子，在林秀兰的心上反复切割。
她抱着两个孩子，慢慢蹲下身，背靠着冰冷的墙壁。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孩子们的棉袄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她想放声大哭，想骂那个没良心的男人，可她不敢。她怕吓到孩子，更怕自己一旦泄了气，就再也撑不起来了。
孩子们还在哭，小嘴巴张着，喊着“爸爸”。林秀兰的心像被揉碎了一样疼，她把脸埋在孩子们的颈窝里，哽咽着说：“宝宝不哭，妈妈在，妈妈在呢……”
那天晚上，林秀兰没吃东西。她把两个孩子哄睡着后，坐在冰冷的床沿上，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月亮被乌云遮住了，一点光亮都没有，就像她此刻的人生。
她翻出家里所有的钱，除了王建军留下的那几十块，还有她平时省吃俭用攒下的几块零钱，加起来不到五十块。这点钱，在这个物价飞涨的年代，够他们娘仨活几天？
她想起自己的娘家。娘家在乡下，条件不好，弟弟还没娶媳妇，爹娘根本帮不上她。她又想起王建军的爹娘，那两个从来没正眼看过她的老人，更不可能管他们。
绝望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几乎要将她淹没。她甚至有过一丝念头：就这样死了算了，带着两个孩子，一了百了。可当她低头看到孩子们熟睡的脸，那粉嫩的小嘴巴微微张着，眉头还皱着，像是在做什么不好的梦时，她又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
不能死。她死了，孩子们怎么办？他们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是她活下去的唯一指望。
第二天一早，林秀兰把家里仅有的一点面粉找出来，掺了点玉米面，给孩子们烙了几张薄薄的饼。她自己没吃，喝了几口凉水，就背着一个孩子，牵着一个孩子，出去找活干。
冬天的街道上，行人寥寥。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袖口磨破了边，露出里面泛黄的棉絮。她挨家挨户地问，有没有什么零活可以做，洗碗、扫地、洗衣服……什么都行。
可大多数人家看到她带着两个拖油瓶，都摇着头关上了门。有几家愿意让她试试的，看到她笨手笨脚的样子（其实是因为长时间营养不良，手脚有些发软），也都把她打发走了。
一天下来，她什么活都没找到，脚冻得又红又肿，嗓子干得像要冒烟。孩子们饿了，趴在她怀里哼哼唧唧。林秀兰掏出怀里揣着的半块饼，掰成小块，一点点喂给他们。看着孩子们吃得香甜的样子，她的心里又酸又涩。
“妈妈，你也吃。”大宝含糊不清地说，把手里的一小块饼递到她嘴边。
林秀兰鼻子一酸，强忍着眼泪，笑着摇了摇头：“妈妈不饿，宝宝吃。”
晚上回到出租屋，林秀兰把孩子们安顿好，自己坐在灯下，开始缝补他们穿破的衣服。针脚歪歪扭扭的，她的眼睛因为疲劳和饥饿，已经有些模糊了。
突然，小宝哭了起来，说肚子疼。林秀兰赶紧抱起他，摸了摸他的额头，滚烫滚烫的。她心里咯噔一下，连夜抱着小宝，牵着大宝，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医院跑。
医院的急诊室里，灯光惨白。医生检查后说，小宝是急性肠炎，需要住院输液。当听到住院费和医药费的数字时，林秀兰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她掏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也凑不够零头。
“医生，能不能……能不能少点？我实在没那么多钱……”她几乎是哀求着说。
医生皱了皱眉，看着她怀里烧得迷迷糊糊的孩子，又看了看她那身破旧的衣服，最终叹了口气：“先交一部分吧，剩下的你想办法尽快补上。孩子不能耽误。”
林秀兰千恩万谢，抱着小宝去输液。看着药水一滴滴地滴进小宝的血管里，她的心稍微放下了一点，可紧接着，更大的愁绪又涌上心头。剩下的钱该去哪里凑？
她想到了自己的嫁妆。那是她出嫁时，娘偷偷塞给她的一对银镯子，说是留着应急用的。她一直舍不得戴，藏在箱子底下。
第二天一早，她把大宝托付给邻居照看，抱着刚退了烧的小宝，去了旧货市场。她蹲在角落里，把那对亮晶晶的银镯子拿出来，低着头，不敢看路人的眼睛。
一个打扮时髦的女人走过来，拿起镯子看了看，又掂量了掂量，不屑地说：“这成色太差了，最多给你五十块。”
林秀兰的心一紧，这对镯子当初花了娘家近两百块钱。可她现在急着用钱，只能咬着牙说：“六十，最少六十。”
女人讨价还价了半天，最终以五十五块钱的价格买走了镯子。林秀兰攥着那五十五块钱，手指都在发抖。那不仅仅是钱，更是她娘家最后的一点念想，是她在这个冰冷的世界里，仅存的一点温暖。可现在，为了孩子，她不得不把它卖掉。
她拿着钱去医院交了费用，又给孩子们买了点奶粉和面包。回到出租屋，看到大宝正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眼巴巴地望着门口，看到她回来，一下子扑进她怀里：“妈妈，你去哪了？我好想你。”
林秀兰抱着大宝，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她觉得自己像个没用的废物，连让孩子们吃饱穿暖都做不到，还要卖掉娘家给的东西。可她又不能倒下，她是孩子们唯一的依靠。
从那以后，林秀兰更拼命地找活干。她去工地上给工人洗衣服，一天能挣五块钱；她去菜市场捡别人不要的烂菜叶，回来洗干净了煮着吃；她晚上等孩子们睡着了，就去捡废品，纸壳、塑料瓶、易拉罐……能换一点是一点。
她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孩子们的衣服破了，她缝缝补补，实在不能穿了，就捡别人不要的回来改一改。而她自己，那件旧棉袄穿了一年又一年，袖口磨破了就换个袖口，领口烂了就加个领子。她从来没买过新衣服，也从来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有好几次，她饿得头晕眼花，差点晕倒在路边，可她咬着牙，硬生生挺了过来。
孩子们渐渐长大了，到了上学的年纪。林秀兰又开始发愁学费。她白天去工地干活，晚上捡废品，周末还要去帮人做保姆，一天到晚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她的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脸上也早早地爬上了皱纹，看上去比同龄人大了好几岁。
有一次，大宝学校要交五十块钱的学杂费，林秀兰翻遍了家里的角落，也只找到四十多块。她急得团团转，最后跑到工地上，给工头磕了三个头，才预支了十块钱的工钱。
拿着那十块钱，林秀兰的膝盖还在隐隐作痛，可她的心里却松了一口气。她想起大宝拿到新书时，那开心的笑脸，觉得一切都值了。
她常常对孩子们说：“宝宝要好好读书，将来考上大学，走出这个穷地方，过上好日子。”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点着头，看着妈妈布满血丝的眼睛，心里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好好孝顺妈妈。
林秀兰听着孩子们的话，笑得眼角的皱纹都堆到了一起。她觉得，只要孩子们有出息，她受再多的苦，遭再多的罪，都没关系。
可她不知道，命运的魔爪，早已在暗中悄然伸开。那些她用血汗和泪水浇灌出的希望，终有一天，会结出最恶毒的果实，将她彻底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冬天又来了，比往年更冷。林秀兰裹紧了那件已经看不出原本颜色的棉袄，站在寒风中，望着远处孩子们上学的方向，脸上露出了一丝疲惫却满足的笑容。她以为，只要再坚持几年，等孩子们长大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可她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一个比寒冬还要冰冷、比死亡还要残酷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