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沟通’。”赵天成解释道，“上头的意思，得让下面的人明白透澈。不是把竹简一扔就完事了。得让他们知道为啥要这么干，干了有啥好处，不干或者干坏了有啥后果。命令要清晰，不能模棱两可。当年商鞅徙木立信，为啥要搞那么一出？不就是用最直观的方式，跟老百姓‘沟通’清楚了——朝廷令出必行，赏罚分明嘛！沟通不到位，底下人要么理解错了瞎干，要么阳奉阴违。”
嬴政深以为然。他以往更依赖律法的严苛和监察体系的威慑，对于“沟通”的重视，确实不如赵天成所言这般透彻。
“其二，‘协调’。”赵天成继续道，“一个大事，往往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能干的。比如修驰道，需要征发民夫，需要调动粮草，需要工匠设计，需要地方官配合。这些环节之间，容易扯皮、推诿。这时候就需要有个能协调的人或者机构，确保大家劲儿往一处使，别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这就好比打仗，步兵、骑兵、车兵得配合好，才能打胜仗。周武王伐纣，那么多诸侯联军，要是没有统一的指挥协调，各自为战，能赢才怪。”
扶苏在一旁暗暗点头，他监国理政时，深感各部门之间协调之难，赵先生此言，可谓切中要害。
“其三，‘督进’。”赵天成的语气带着点看透世情的了然，“人啊，都有惰性，也容易分心。不能指望命令下去了，大家就都自觉玩命干。得有督促，有检查。看看活干到哪一步了？质量咋样？有没有按时间走？这叫‘过程控制’。可以定期要求汇报进度，或者像我们上次说的，派人下去随机抽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别等烂尾了再收拾。吴起在魏国练武卒，对士兵的穿戴、装备要求极其严格，不时检查，达不到标准的就处罚，这就是一种‘督进’，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
嬴政目光闪动。“督进”与他重视的吏治考核、御史监察有相通之处，但赵天成将其置于“事中”这个动态过程中，强调其及时性与纠正作用，而非单纯的事后惩处。
“其四，‘应变’。”赵天成强调道，“这才是最考验水平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快。事前想得再周全，也可能出意外。天灾、人祸、或者发现之前的情况摸错了。这时候，就不能抱着死计划不放，得能随机应变，及时调整方案。就像神医扁鹊见蔡桓公，病在腠理、在肌肤、在肠胃，用的方法都不一样，得根据病情变化调整治法。要是只知道一个方子用到底，那不是神医，是庸医。治理国家、推行政策，也是一个道理。”
“沟通、协调、督进、应变……”嬴政在心中默念这四点。这八个字，仿佛构成了一个动态的监控与调整系统，确保事务在推进过程中不偏离轨道，并能应对突发状况。这远比单纯依靠严刑峻法进行事后惩罚，要更为主动和高效。他意识到，这“事中掌控”与“事前谋划”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的前半部分。
“先生高论，令吾茅塞顿开。”嬴政由衷说道，“然，谋划、掌控，最终皆需依靠‘人’去执行。如何选人、用人，使人尽其才，各安其位，亦是关键。先生对此，可有见解？”他将问题引向了更为核心的“人”的因素。帝国庞大，官吏众多，如何甄别贤愚，如何量才施用，是他始终面临的挑战。
赵天成似乎泡得有些昏昏欲睡，听到问题，勉强打起精神，嘟囔道：“选人用人啊……这可是个大学问，搞好了能顶半边天。”他揉了揉脸，试图让自己清醒点，“简单说，也就几点。”
“第一，‘因岗选人’。”他伸出食指，“不同的位置，需要不同能耐的人。让李斯去带兵打仗，或者让蒙恬去制定律法，那肯定抓瞎。得分析清楚，这个岗位主要要干啥活，需要啥样的本事和性格。然后照着这个标准去挑人。这叫‘岗位分析’与‘人岗匹配’。当年尧选拔舜，就是看中了他孝顺、有德行、能处理政事，符合部落联盟首领这个‘岗位’的要求。”
嬴政微微颔首。他任用李斯为丞相，看中其法家学识与行政能力；用蒙恬为将，看中其军事才能，本身便暗合此理。只是未曾如此明晰地提炼出来。
“第二，‘察言观行’。”赵天成继续道，“看人不能光听他说啥，更要看他干啥。说得天花乱坠，干事一塌糊涂的人多了去了。得综合考察他的过往政绩、实际能力、还有品性。孔子不是说过嘛，‘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考察干部，得多方面了解，不能偏听偏信。齐威王不就是同时听了即墨大夫和阿大夫身边人的话，还亲自派人去实地查看，才分辨出忠奸嘛。”
“第三，‘明责授权’。”赵天成强调道，“选中了人，用了人，就得相信人，给他明确的职责，也给他相应的权力。不能既让他干活，又啥事都掣肘，那谁也干不好。明确了责任，他才好使劲；给了权力，他才能调动资源。当然，这个授权也不是无限的，得有边界，有监督，防止他胡来。这就像你们打仗，任命了一个将军，就得给他调兵遣将的权力，不能连士兵怎么站岗都插手。但同时也得有监军之类的制度，防止他拥兵自重。这个度，得把握好。”
嬴政目光深邃。“明责授权”这一点，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权力之弦。他习惯于大权独揽，事无巨细皆决于上，虽感疲惫，却难以放心将权力下放。赵天成此言，无疑是在建议他适当分权，以换取更高的行政效率。这需要极大的魄力和对制度的信任。
“第四，‘赏罚分明’。”赵天成的语气带着一丝冷峻，“干得好的，一定要赏，而且要让所有人都看到，干得好有甜头。干得差的，甚至坏了事的，一定要罚，不能和稀泥。赏罚的标准要清晰，要公正，不能看人下菜碟。商鞅变法能成功，跟他‘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分不开的。这不仅仅是激励和惩戒个人，更是给整个系统树立明确的导向——鼓励什么，反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