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天没有允许自己沉溺在沮丧中太久。知识分子的韧性此刻转化为一种近乎固执的行动力。
既然宏大的构想暂时无法落地，那就寻找一个更小、更具体、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痛点，用事实和效果来证明技术的价值，哪怕只是撬开一道微小的缝隙。
突破口很快在他日常的观察中浮现。林城县城区不大，但几条主干道的交叉口，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时段，拥堵成了顽疾。
老旧的交通信号灯似乎只是摆设，红绿灯转换的时间僵化固定，完全无视不同时段、不同方向汹涌的车流和人潮。
汽车喇叭的焦躁嘶鸣、自行车铃铛的急促催促、行人的抱怨咒骂，混杂着三轮车和拖拉机的黑烟，在路口上空交织成一片令人窒息的混乱交响。
袁天站在县政府三楼自己办公室那扇蒙尘的窗户前，目光锁定在楼下十字路口的乱象。
一辆满载蔬菜的农用三轮车试图在绿灯变红的瞬间强行冲过，被横向涌来的自行车流堵在路中央，进退不得，后面的小轿车排起了长龙，喇叭声此起彼伏。
一个骑自行车送孩子上学的妇女，在车流的缝隙中艰难穿行，脸上写满了紧张和焦虑。混乱、低效、巨大的安全隐患。
这看似不起眼的“城市病”，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成千上万普通人的生活质量和安全。更重要的是，解决它，似乎不需要巨额投入，不需要复杂的审批流程，需要的只是精准的数据和优化的算法——这正是他所擅长。
决心已定，袁天立刻行动起来。他没有惊动任何人，像一个最普通的观察员，利用清晨上班前、午休时间和傍晚下班后的空档，开始了最原始也最可靠的数据采集工作。
清晨六点，天刚蒙蒙亮，县城还在沉睡，只有清洁工扫帚划过路面的沙沙声。袁天已经裹着一件半旧的夹克，出现在那个最繁忙的十字路口。
他站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手里拿着一个硬壳笔记本和一支笔，目光锐利地扫视着四个方向。
他记录下每分钟通过路口的汽车数量（区分小型车、客车、卡车）、三轮车数量、自行车数量、行人数量。他掐着秒表，精确计算每一个方向绿灯亮起时车辆从启动到完全通过停止线的平均时间，记录下因前车缓慢或抢行导致的通行延误。
他观察不同时段车流潮汐般的变化：早高峰进城方向汹涌，晚高峰出城方向拥堵。午休时，他匆匆扒几口食堂的饭菜，又回到路口，记录平峰期的流量特征。
傍晚，夕阳将人影拉长，他依然站在那里，忍受着汽车尾气的呛人味道和晚高峰更加狂暴的喧嚣，捕捉着交通流的每一个细节。
几天下来，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和简图，手指被寒风吹得通红僵硬，皮鞋上落满了灰尘。回到那间冰冷的办公室，他顾不上疲惫，立刻打开自己带来的笔记本电脑——这是他与过往世界最直接的联系。
他将采集到的原始数据逐一录入，开始建立交通流模型。屏幕上，复杂的公式和算法开始运行，模拟着不同信号灯配时方案下车辆的通行轨迹和等待时间。
他反复调整参数：这个方向绿灯延长5秒，那个方向缩短3秒，早高峰进城方向给予更高的通行权重，平峰期则追求各方向均衡……键盘敲击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屏幕的光映着他专注而略显疲惫的脸庞。窗外，县城的灯火渐渐稀疏，只有他办公室这方寸之地，还亮着一盏倔强的灯。
数不清熬了多少个夜晚，推翻了多少个方案，一份名为《关于优化林城县城关镇中心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配时的分析与建议方案》的报告终于完成。
报告语言简洁，数据详实，图表清晰，核心结论明确：通过对现有信号灯周期和绿信比进行科学调整，无需增加任何硬件投入，即可显着减少该路口高峰期的车辆平均等待时间，提升通行效率，缓解拥堵。
拿着这份凝结了无数心血和数据的报告，袁天找到了分管公安、交通工作的副县长赵勇。赵勇的办公室比袁天的大些，但同样陈旧。
他正靠在椅背上打电话，语气带着官腔：“……嗯，嗯，知道了，那个治安问题要盯紧，两会快到了，绝对不能出岔子……”看到袁天进来，他随意地指了指对面的椅子，继续对着电话说了几句才挂断。
“赵县长，打扰了。有个关于城区交通拥堵的想法，想跟您汇报一下。”袁天递上报告。
赵勇接过报告，随手翻了翻。厚厚的专业图表和数据让他眉头微蹙，眼神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轻慢。“哦？交通信号灯？”他放下报告，身体向后靠去，端起桌上的大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浓茶！
“袁博士，你这研究精神值得肯定啊。不过……”他拖长了语调，“城区交通管理，千头万绪。几个路口的红绿灯，那都是小事。
交警大队按部就班管了这么多年，也没出过大乱子嘛。你这个方案，想法是好的，但改动起来，牵涉到设备调试、程序重设，还要跟市里报备，流程麻烦着呢！而且，”他放下茶缸，语气加重，“万一调了之后效果不好，甚至更堵了，老百姓骂娘，司机投诉，这责任谁来担？维稳的压力可不小啊！我看，还是维持现状比较稳妥。”
他脸上露出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圆滑笑容，顺手把报告推回到桌子边缘。
袁天的心沉了一下，但他早有预料。他坚持道：“赵县长，数据模型显示优化效果是明确的。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个路口进行小范围试点，风险完全可控。如果效果不理想，立刻恢复原状，不会造成大的影响。”
“试点？”赵勇摆摆手，“袁博士，你刚从上面下来，可能不太了解基层工作的复杂性。一个试点，它就不是一个路口的问题。交警那边要抽调人手盯着吧？设备调试要时间吧？老百姓看到你在那儿折腾，议论就起来了。
现在县里大事一大堆，维稳、创收、扶贫……哪件不比这个红绿灯紧要？精力有限啊！”他再次拿起电话，做出要拨号的样子，这已经是无声的送客令。
袁天知道在赵勇这里暂时难以突破，他收起报告：“我明白了，谢谢赵县长。我再跟交警大队的同志沟通一下。”
交警大队大队长王德海是个黑脸膛的汉子，身材魁梧，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警服常服，说话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嗓门洪亮。
他的办公室在一楼，墙上挂着辖区交通图和几张褪色的奖状。听完袁天简要说明来意和方案，王德海的大手摩挲着下巴上的胡茬，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袁县长，您说用数据算出来能更顺畅？”他指着报告上复杂的图表，一脸为难，“这东西太玄乎了！我们搞交通管理，靠的是经验！哪个路口几点钟车多，哪个方向爱堵，老交警心里都有本账。您这调来调去的，万一……我是说万一啊，调乱了套，早高峰堵得更厉害了，老百姓的唾沫星子能把我们大队给淹了！上个月就因为处理事故慢了点，就有司机指着鼻子骂我们吃干饭！这责任，我这小肩膀可扛不住。”他连连摆手，态度坚决，“稳妥起见，还是按老办法来，虽然慢点，但起码不会出错！”
袁天感到了基层执行者那种根深蒂固的、对未知改变的本能抗拒和对“出事”后果的深深恐惧。他耐心解释：“王大队长，我理解你的顾虑。
这样，我们不进行任何正式改动，就在一个非高峰时段，比如周末的下午，找技术员按照我的方案临时调整一下信号灯参数，就一个小时，现场采集数据对比效果。如果效果不好，立刻恢复原状，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如何？”
如果效果不好，立刻恢复原状，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如何？”
王德海依旧犹豫，黑脸上满是纠结。袁天看着他，语气诚恳而坚定：“王大队长，拥堵是老百姓天天骂的痛点。如果能有办法哪怕改善一点点，也是我们为老百姓做了件实事。出了问题，责任我来承担！”
或许是袁天眼神里的真诚和那句“责任我来承担”起了作用，也或许是他副县长的身份终究有分量，王德海沉默了好一会儿，最终重重地叹了口气，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唉！袁县长，您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行吧！就按您说的，选个车少的礼拜天下午，在中心那个十字路口，试一个小时！不过咱可说好了，就一个小时！效果不好，立马复原！而且，绝对不能声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