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海河上弥漫着潮湿的咸腥气息。直隶总督衙门内外戒备森严，中法两国代表即将在此展开决定越南命运的谈判。这座始建于雍正年间的官署，见证了无数重大历史时刻，而今又将见证一个新的转折点。
五月初，李鸿章接到总理衙门的急件，正式委任他为全权大臣，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进行条约细则的磋商。这份盖着御玺的委任状背后，是清廷内部复杂的政治博弈。主战派大臣们虽然不满，但在慈禧太后乘胜即收的明确旨意下，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与此同时，法国政府也授予巴德诺相应的全权代表资格，双方的外交照会在总理衙门与法国驻华公使馆之间频繁往来。
李鸿章在签押房里仔细研读着来自巴黎的《停战协定》副本，幕僚周馥在一旁整理着相关文书。爵帅，周馥轻声道，巴德诺此人素以强硬着称，曾在上海领事任上处理过四明公所事件，对我朝情形颇为熟悉。据悉，他此次带来的随员中，有两位是专门研究中国税务的专家。
李鸿章缓缓放下手中的公文，目光深邃：此番谈判，关键不在越南归属，而在滇桂通商条款。越南局势，早在去年李福协定中就已定下基调。如今我们要争的，是西南边境的利权。他特别嘱咐周馥，要将近年来云南、广西两省与越南的贸易数据整理成册，以备谈判时使用。
5月13日清晨，法国代表团乘坐装饰华丽的马车来到总督衙门。巴德诺身着外交礼服，胸前佩带着荣誉军团勋章，身后跟着六名随员，其中包括精通中国事务的翻译官戴理尔、商务专员杜布瓦、军事顾问勒克莱尔等人。衙门正厅已布置妥当，中法两国国旗分列两侧，红木长桌上铺着猩红毡毯，两旁摆放着精美的景德镇瓷器和法国塞夫尔瓷器，彰显着各自的文化特色。
首次会面在略显拘谨的气氛中开始。双方代表按照外交礼仪互致问候后，分别在长桌两侧就座。巴德诺首先发言，通过戴理尔的翻译，他强调法国政府希望尽快达成协议，但必须以《李福协定》为基础。总督阁下，巴德诺语气坚定，法国在越南的权益必须得到完全承认，这是谈判的前提。我国政府希望能在六月中旬前完成所有谈判程序。
李鸿章不疾不徐地回应：公使先生应当明白，镇南关之役后，中法双方的军事态势已发生变化。我朝虽愿和平，但在通商条件上，自当有所调整。他特意提到减税幅度和通商口岸设置等问题，暗示这些才是谈判的重点。首次会谈持续了两个时辰，双方主要就谈判议程和基本原则进行了初步交流。
随后的日子里，谈判以交替在总督衙门和法国领事馆举行的方式进行。每天清晨，李鸿章都要先阅读各地送来的电报，特别是左宗棠、曾国荃等督抚的来信。这些封疆大吏虽然不在谈判现场，但他们关于边防、通商的意见却时时影响着谈判进程。与此同时，巴德诺也定期向巴黎发送电报，汇报谈判进展并请示下一步指示。
五月中旬的一轮谈判陷入僵局。巴德诺坚持要求在中国境内开设更多通商口岸，并引用《李福协定》中的模糊条款，企图扩大解释范围。李鸿章则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边界贸易数据，指出过度减税将严重影响云南、广西两省的财政。双方就通商口岸的具体位置和数量展开了激烈讨论，法方最初要求开放五个口岸，而中方只同意开放两个。
根据我们收集的数据，李鸿章翻开面前的账册，去年云南边境的茶叶贸易总额为八十七万两，若按法方要求的税率征税，地方财政将损失近二十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其他商品的税收损失。法方商务专员杜布瓦则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降低税率反而会促进贸易总量，最终增加税收收入。这一轮的谈判从早晨持续到深夜，双方就具体数字进行了反复计算和争论。
在谈判间隙，李鸿章特意安排了一些非正式的会面。五月二十日，他邀请巴德诺到海河边的望海楼茶叙。在这种相对轻松的氛围中，李鸿章看似随意地提到：云南边民以茶马贸易为生，若完全放开贸易限制，恐生民变。近年来边境地区本就不太平，此事实在令人担忧。巴德诺虽然明白这是谈判策略，但也确实需要考量这些潜在风险。
五月二十五日，谈判进入最关键的阶段——关于铁路修筑权的条款。巴德诺拿出事先拟好的草案，其中中国修造铁路时，应允向法国业者之人商办这一条引起了李鸿章的警觉。他立即召来精通法文的伍廷芳，要求逐字核对法文文本。在仔细研究后，伍廷芳指出法文文本中的devra sadresser à lindustrie fran?aise具有强制性含义，这与中文版本的存在微妙差异。
此条款关系重大，李鸿章在当晚与幕僚的会议上说，若完全应允，则西南铁路之利尽归法商。周馥建议在条款中加入俟中国筹款不足时的前提，张佩纶则主张删除整条。经过深思熟虑，李鸿章决定保留条款，但要求增加彼此言明，不得视此条为法国一国独享之利益的补充说明。这一立场在次日的谈判中遭到法方强烈反对，巴德诺称这违背了之前达成的谅解。
六月初的天津已经闷热难耐。谈判桌上，双方就税款减免幅度展开激烈争论。法方要求完全按照最低税率征税，李鸿章则坚持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的模糊表述。这个看似简单的措辞之争，实则关系到每年数十万两白银的税收。双方文书官员连夜修改条款措辞，试图找到都能接受的表述方式。最终在六月三日凌晨，达成了进口税照税则减五分之一，出口税照税则减三分之一的折中方案。
6月5日，李鸿章接到朝廷密旨，要求必须在六月中旬前完成条约签署。与此同时，法国远东舰队在闽江口的活动也增加了压力。李鸿章意识到，拖延可能导致局势再生变故。他指示手下加快谈判进度，同时致电南洋大臣曾国荃，要求密切关注法国军舰动向。
最后阶段的谈判经常持续到深夜。总督衙门的议事厅里烛火通明，双方随员不断修改着条约文本。中法文版本的对照工作尤为繁琐，每个词都要经过反复推敲。伍廷芳和戴理尔为此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有时为了一个词的翻译要查阅多部词典。李鸿章和巴德诺则在一旁耐心等待，偶尔就重大分歧进行直接磋商。
在关于边界勘定条款的讨论中，李鸿章坚持要求明确勘界时间和程序。法方最初提议从速勘定，在中方坚持下改为此约画押后六个月内，中法两国各派官员，亲赴中国与北圻交界处所，会同勘定界限。这一明确的时间限定为后续的勘界工作奠定了基础。
6月8日，当最后一条关于法军撤出台湾、澎湖的条款达成一致时，已是子夜时分。李鸿章特意命人准备了夜宵，在偏厅款待法国代表团。席间，巴德诺不经意间提到法国将在越南修建铁路的计划，这个信息被李鸿章默默记在心里。他知道，这或许预示着法国将进一步扩大在印度支那的势力范围。
6月9日上午，签约仪式在总督衙门正式举行。李鸿章身着朝服，巴德诺穿着正式的外交礼服，分别在用中法文书就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上签名用印。条约共十款，每款都凝聚着近一个月的艰苦谈判。当双方交换签字文本时，门外响起了礼炮声，标志着这场历时二十八天的谈判正式结束。
当日下午，李鸿章立即将条约文本发往北京。在随奏折附上的说明中，他详细解释了各条款的谈判经过，特别强调了在通商税率和铁路条款上争取到的修改。同时，他也指出条约中可能存在的隐患，建议朝廷尽早筹划西南边防事宜。
11月28日，当这份条约在北京交换批准时，李鸿章的思绪却已飘向更远的未来。在给两广总督张之洞的信中，他提到：越南之失，诚为可惜。然西南边防，自此更形重要。铁路之议，恐将成为日后列强效仿之先例。这些预见在之后的岁月里逐一应验，列强纷纷援引最惠国待遇，要求同等的铁路修筑权。
条约生效后，中法双方按照约定开始了边界勘定工作。这一过程又持续了数年之久，期间出现了许多新的争议和问题。而通商口岸的开设，则逐渐改变了中国西南地区的经济格局，蒙自、龙州等地先后开埠通商，外国商品开始大量涌入西南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