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春寒比往年来得更久，正月底的上海闸北，巷口的积雪融了又冻，青石板路滑得能照见人影，踩上去咯吱响，像极了难民们冻得发僵的骨头在打颤。朝歌膳房的木门早被潮气浸得发黑，门轴缺了油，推开时发出“吱呀——”的哀鸣，跟巷子里断断续续的咳嗽声混在一起，透着股说不出的凄凉。
朱成碧正蹲在灶前刮锅垢，铁铲蹭着发黑的锅底，发出刺啦刺啦的响——锅里熬的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野菜粥，粥面上飘着几片枯黄的荠菜叶，是阿强冒着雪从郊区的野地里挖的，还掺了点去年剩下的碎玉米，颗粒分明，却带着股陈腐的霉味。“粮农说，今年华北旱得更凶，黄河边的地裂得能塞进拳头，连种子都留不下，”阿强早上回来时冻得嘴唇发紫，“这碎玉米还是他藏在炕洞里才没被日军搜走的，说‘给逃难的乡亲们填肚子，比被鬼子抢去喂马强’。”
灶台上摆着个豁口的粗陶碗，碗里盛着半块硬邦邦的糠饼，饼上还沾着点草屑，是今早一个从北平逃来的学生留下的。那学生叫沈青，十七八岁的年纪，穿的蓝布学生装满是补丁，袖口磨得露了棉絮，手肘处还破了个洞，露出里面的旧棉花。他怀里紧紧抱着个铁皮收音机零件盒，盒盖用铁丝捆着，生怕散了：“日军占了北平的学校，说我们‘宣传抗日思想’，把课本全堆在操场上烧了，火苗窜得比屋顶还高。我连夜逃出来，走了二十多天，白天躲在庄稼地里，晚上赶路，就靠这点糠饼撑着，有时候一天就啃一口。”
阿福蹲在旁边擦竹篮，竹篮的提手断了一根，用麻绳紧紧捆着将就用，竹条上的毛刺刮得他手心发红。“陈太太，巷口的日军岗哨又加了铁丝网，”少年的手冻得发紫，指节上裂着好几道小口子，渗着血丝，他却浑然不觉，“今早送粥去难民营，看见两个伪军在搜难民的包袱，连孩子的尿布都要翻开看，还骂骂咧咧的，说‘防着藏抗日传单’。有个老婆婆不肯让搜，被他们推在地上，包袱里的半袋小米撒了一地，老婆婆趴在地上捡，他们还笑着踩……”
朱成碧停下手里的铁铲，往灶里添了根湿柴，火苗蔫蔫地跳了跳，冒出的浓烟呛得她不住咳嗽，眼泪都流了出来。“张婶呢？让她把后院那批旧棉衣拆了，重新絮点芦花，”她抹了把眼角的泪，声音带着点沙哑，“昨儿个来的那个张老太，冻得连路都走不动，身上的单衣薄得像张纸，风一吹就贴在身上，再不添点暖和的，怕是熬不过这几天。芦花是阿强上礼拜去河边割的，晒得干，比棉花轻便，也能挡点寒。”
话音刚落，张婶就扶着个拄拐杖的老木匠进来了。老木匠姓周，六十多岁的年纪，头发全白了，梳得却整齐，左手少了两根手指，空荡荡的袖口晃着，是在天津修铁路时被日军的刺刀砍的——当时他不肯给日军抬炮，被日军抓住，硬生生剁了两根手指。“姑娘，求口热粥喝，”老人的声音发颤，拐杖头磨得发亮，一看就拄了很多年，“天津的铁路被日军占了，他们抓我们去修炮楼，白天干十五个时辰的活，晚上就关在茅草棚里，吃的是掺沙子的高粱米。我偷偷跑出来，老伴和儿子都被他们杀了，儿子才十六岁，就因为多说了句‘鬼子不是人’，就被他们用枪托活活打死……”
朱成碧赶紧舀了碗热粥递过去，粥勺碰到碗沿，发出清脆的响。她又从灶台上拿了块冻豆包——是前几天蒸的，用的是最后一点小米面，蒸出来的豆包又小又硬，却带着股淡淡的米香：“您慢点喝，粥烫。后院有柴房，铺了稻草，您先住着，等天暖和点，再想办法。要是您不嫌弃，以后就帮着膳房修修桌椅，咱们有粥一起喝。”
周木匠接过粥碗，手抖得厉害，粥洒了些在手上，他却没擦，只是一个劲地说“谢谢姑娘，谢谢姑娘”，眼泪掉在粥碗里，漾起一圈圈涟漪。
陈玄这时从外面回来，灰布棉袍上沾着雪，领口别着个铜制烟盒，烟盒很旧，表面的铜绿都磨掉了些——这是地下党联络员老吴给的，里面藏着张用米汤写的密信，得用醋熏才能显影。他进门先跺了跺脚上的雪，雪沫子落在青砖地上，很快化成水：“华北出事了，”他把烟盒轻轻放在灶台上，声音压得很低，生怕被外面的人听见，“日军逼着国民政府签了《何梅协定》，把河北、察哈尔的主权全让出去了，现在北平、天津到处都是日军的岗哨，老百姓稍微多说一句‘抗日’，就被抓去‘问话’，好多人进去了就没出来。”
他顿了顿，从怀里掏出张皱巴巴的传单，传单边缘都磨破了，上面印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黑体字，是沈青从北平带来的：“沈青说，北平的学生都在罢课游行，举着标语喊口号，却被军警用水龙和警棍打，水龙里的水是冰的，浇在身上，冻得人直打哆嗦。好多学生都被抓进了监狱，监狱里连个像样的床都没有，只能睡在地上，每天就给一碗冷粥。”
朱成碧接过传单，小心地折好，藏进账本夹层——账本已经用了两年，纸页都泛黄了，里面还夹着去年张营长留下的半块冻豆包和那片干枯的枫叶，冻豆包早就硬得像石头，枫叶却依旧红得刺眼。“咱们藏在灶膛夹层的草药，没被发现吧？”她问，眼里满是担忧——那是老魏上月从皖南送来的柴胡和金银花，是治感冒和痢疾的良药，现在外面根本买不到。
陈玄摇头，走到灶膛边，用铁铲轻轻拨开灶灰，露出里面的夹层：“放心，我用‘掩气诀’把药味盖住了，就算日军来查，也只会以为是灶灰味。只是粮越来越少了，刚才去米行，王老板说，日军把上海周边的粮库都封了，只许卖掺了沙子的‘混合米’，还卖得死贵，一斤要五十文，比上个月贵了两倍。”
入春后，天还是冷得刺骨，刮的风像刀子一样，割在人脸上生疼。难民营里的人越来越多，大多是从华北逃来的，有的衣衫褴褛，有的带着伤，还有的怀里抱着饿得哭不出声的孩子。朝歌膳房的粥锅从早到晚都没停过，却还是不够分，晚来的人只能喝到些粥水，连野菜叶都捞不着。
有天早上，朱成碧刚推开店门，就看见巷口躺着个奄奄一息的女人。女人穿的棉袄破得露了棉絮，怀里紧紧抱着个刚出生的婴儿，婴儿用块破布裹着，脸冻得发紫，连哭声都微弱得像小猫叫，只有胸口微微起伏，证明还活着。“这是从保定逃来的，”旁边一个卖烤红薯的老汉叹着气说，“她男人被日军抓去当劳工，说是去修工事，到现在都没回来。她怀着孕逃出来，在路上生的孩子，没吃的没喝的，已经两天没合眼了，昨晚就躺在这儿，我给了她块烤红薯，她舍不得吃，全喂给孩子了。”
朱成碧赶紧上前，小心翼翼地把女人扶起来，女人的身体烫得吓人，嘴里还喃喃地说着“水……孩子……”。她让阿福去烧锅热水，又从自己的箱子里翻出件旧棉袄，是陈玄给她做的，虽然有点旧，却很厚实，她毫不犹豫地拆了，取出里面的棉花，给婴儿做了个小襁褓。陈玄这时也回来了，见状赶紧用指尖在婴儿眉心点了点，一缕淡金色的暖光注入——婴儿的哭声终于大了些，小手还抓了抓襁褓，女人看着孩子，眼泪掉在襁褓上，晕开一小片湿痕：“谢谢你们，你们是我们娘俩的救命恩人……要是孩子能活下来，我一定让他记着你们的好。”
沈青这时也过来帮忙，他蹲在旁边给女人喂水，动作很轻，生怕弄疼了她。沈青会修收音机，前几天把膳房里那个破旧的收音机修好了，每天晚上都能收到北平的抗日广播。“今晚有重要消息，”沈青调试着收音机，旋钮上的漆都掉光了，露出里面的金属，“听说红军到了陕北，要跟东北军合作抗日，咱们终于有盼头了！以后再也不是咱们自己跟鬼子拼了，会有更多人跟咱们一起抗日！”
难民们听到这话，都围了过来，挤在收音机旁，屏住呼吸听着。收音机的信号不太好，滋滋啦啦的，却没人抱怨。当广播里传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时，有人忍不住哭了起来，一个从东北逃来的老汉抹着泪说：“要是早这样，咱们的孩子也不用遭这份罪了……我儿子要是还在，也能跟着红军一起打鬼子了。”
入夏后，上海的天气变得闷热，像个大蒸笼，让人喘不过气。难民营里开始流行痢疾，不少难民上吐下泻，浑身无力，却没药治。朱成碧和陈玄急得团团转，老魏送来的草药早就用完了，去药铺买，药铺老板却摇着头说“日军把治痢疾的药都扣了，说是‘军用物资’，老百姓想买都买不到，就算有，也贵得离谱，一般人根本买不起”。
周木匠这时拄着拐杖走过来，他手里拿着一把野菜，叶子绿油油的，是马齿苋。“姑娘，这种草能治痢疾，”老木匠的声音很肯定，“我在天津的时候，村里闹痢疾，没钱买药，就靠吃这个好的。这种草到处都是，郊区的田埂上、河边都有，咱们去挖点回来，煮水给生病的难民喝，肯定管用。”
朱成碧听了，赶紧让阿福和阿强跟着周木匠去挖马齿苋。中午的太阳晒得人头晕，地面滚烫，他们却不敢停，手里的镰刀不停地割着，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地上，很快就干了。周木匠虽然少了两根手指，却割得很麻利，他说“多挖点，能救一个是一个，咱们不能看着乡亲们活活病死”。
挖回来的马齿苋洗干净，放进大锅里煮，水开后，一股清苦味飘了出来。朱成碧给每个生病的难民舀了一碗，看着他们喝下去，心里既期待又紧张。没想到第二天，真的有难民说“不拉肚子了，身上也有力气了”，朱成碧松了口气，赶紧让张婶把剩下的马齿苋晒干，藏在腌菜缸底，以备不时之需。“还是周师傅有办法，”朱成碧笑着说，“等以后太平了，咱们请您做套新家具，放在膳房里，让大家都记住您的功劳。”
周木匠摆了摆手，笑得很朴实：“姑娘，别说这些客气话，咱们都是中国人，互相帮忙是应该的。只要能把鬼子赶出去，我就算是累死，也心甘情愿。”
七月的一天，天阴得像要下雨，却没掉一滴泪。日军突然在闸北进行“大搜查”，说是“抓捕共党分子”，街上到处都是穿黄军装的日本兵和伪军，手里拿着“可疑人员名单”，挨家挨户地查，稍有不顺从，就拳打脚踢。
十几个日本兵踹开朝歌膳房的门，军靴踩在青砖地上，发出沉重的响声。他们翻箱倒柜地查，碗碟摔得满地都是，连腌菜缸都要掀起来看，缸里的咸菜撒了一地，散发着酸味。沈青藏在柴房的收音机零件盒被搜了出来，一个满脸横肉的日本兵举起军刀就要砍，嘴里还喊着“八嘎！抗日分子！”。
周木匠突然扑上去，用身体挡住沈青，他的拐杖掉在地上，发出“哐当”一声响：“他只是个学生，你们别杀他！要杀就杀我！我是中国人，我不怕你们！”
日本兵一脚把周木匠踹倒，周木匠摔在地上，嘴角流出血来，却还是挣扎着要爬起来。日本兵的军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冰凉的刀锋贴着皮肤，周木匠却没怕，眼睛瞪着日本兵：“你们这些鬼子，迟早会被我们赶出去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屈服的！”
陈玄赶紧上前，从怀里掏出几盒日本烟，又塞了些银元给那个日本兵，脸上陪着笑：“太君，误会，都是误会！他只是个木匠，脑子不太好使，这学生是来投奔亲戚的，不懂事，您别跟他们计较。这些烟和钱，您拿着，买点酒喝。”
日本兵收了烟和银元，脸色缓和了些，对着其他日本兵摆了摆手：“走！”说完，还狠狠踹了周木匠一脚，才扬长而去。
等人走后，大家赶紧把周木匠扶起来，张婶用布条帮他擦嘴角的血，沈青扶着周木匠，眼泪掉了下来：“周师傅，谢谢您……都是我不好，连累了您。”
周木匠笑了笑，拍了拍沈青的手：“傻孩子，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不保护你，谁保护你？你是学生，是国家的希望，以后还得靠你们建设国家呢。我这把老骨头，挨几脚没事，只要你没事就好。”
入秋后，时局更乱了。日军在上海增兵，军舰停在吴淞口，炮口对着闸北，像一头凶猛的野兽，随时准备扑上来。每天都有飞机在天上盘旋，撒着“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的传单，传单飘在地上，被难民们踩在脚下，谁也不看。
难民们越来越怕，有的想往南方逃，却发现路都被日军封了，路口设了岗哨，盘查得很严，“说是‘防止流民闹事’，其实就是不让咱们走，想把咱们困在这里，当他们的‘顺民’。”一个从南京逃来的难民说，“我听说南京那边也不太平，日军在周边修了很多炮楼，怕是迟早要打过来。”
朱成碧和陈玄商量着，得把膳房的物资转移到租界里，闸北太危险了，随时可能被日军搜查，物资要是被搜走，难民们就没了指望。他们找杜先生帮忙，杜先生在租界里有个小仓库，平时用来放洋行的货物，现在正好空着。“现在闸北太危险了，”杜先生坐在膳房的板凳上，喝着小米粥，“日军随时可能动手，你们得早做打算，最好把难民也转移到租界边缘，至少租界里有工部局管着，日军不敢太放肆，能安全点。”
朱成碧点了点头：“谢谢您，杜先生。我们这就准备，明天一早就转移物资。”
转移物资那天，天还没亮，巷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偶尔传来的狗叫声。阿福、阿强、沈青、周木匠一起帮忙，把草药、棉衣、粮食装进竹篮，陈玄用“掩气诀”盖住物资的味道，避免被日军的军犬闻到。大家趁着日军换岗的间隙，悄悄往租界走，每个人都提着心，生怕被发现。
路上遇到伪军盘查，伪军手里拿着手电筒，照得人睁不开眼。“干什么的？这么早要去哪里？”伪军的声音很粗，带着不耐烦。
沈青赶紧上前，从怀里掏出张假的“租界洋行工作证”——是周木匠用木头刻的，虽然粗糙，却能糊弄人：“长官，我们是洋行的伙计，去租界送货物，要是晚了，老板要骂人的。”
伪军接过工作证，看了看，又用手电筒照了照竹篮，竹篮里盖着布，看起来像是普通的货物。他又问了几句，见沈青回答得流利，才挥了挥手：“走吧走吧，别耽误老子睡觉。”
大家松了口气，赶紧加快脚步，往租界走。到了仓库，大家都累得满头大汗，却没人抱怨，赶紧把物资搬进去，摆得整整齐齐。朱成碧看着堆在角落里的物资，心里却沉甸甸的：“还有好多难民没转移出来，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也接过来，不能把他们留在闸北。”
陈玄点头：“我跟老吴联系，他说地下党有秘密通道，能把难民从闸北送到租界，就是通道有点窄，只能容一个人走，得慢慢来。”
十月的一天，秘密通道开通了。通道入口在闸北一个废弃的菜窖里，出口在租界边缘的一个破庙里，很隐蔽，不容易被发现。朱成碧和陈玄带着难民，沿着通道往租界走。通道又窄又黑，伸手不见五指，只能靠前面的人拿着火把照明，火把的光忽明忽暗，映着难民们疲惫的脸。
孩子们吓得哭，大人们就抱着他们，小声安慰：“别怕，很快就能到安全的地方了，到了那里，就有热粥喝，有暖和的衣服穿。”有个三岁的小男孩，一直紧紧抓着妈妈的手，眼睛睁得大大的，说“妈妈，我不怕，我要跟叔叔阿姨一起打鬼子”，引得大家都笑了，通道里的紧张气氛也缓解了些。
走到一半，通道突然塌了一块，石块掉下来，压住了一个老奶奶的腿。老奶奶疼得叫出声，大家都慌了，陈玄赶紧上前，用仙力把石块移开，自己的手却被石块划伤了，流着血。“陈老板，您没事吧？”难民们围上来，眼里满是愧疚，“都怪我们，要是我们走快点，就不会出事了。”
陈玄摇了摇头，用布条包扎好伤口：“没事，一点小伤，不碍事。大家赶紧走，别耽误时间，要是天亮了，就危险了。”
等把最后一个难民送进租界，天已经亮了。朱成碧看着难民们在仓库里安顿下来，有的在铺草席，有的在煮热水，有的在给孩子喂奶，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沈青调试着收音机，广播里传来红军在陕北打胜仗的消息，大家都欢呼起来，有的还鼓起了掌，仓库里充满了久违的笑声。
十一月初，下起了冷雨，淅淅沥沥的，下得人心里发闷。租界里的日子也不好过，日军的特务经常来查，问东问西，还盯着仓库里的难民，说“这些人都是‘不稳定因素’”。杜先生的洋行也被盯上了，日军说他“资助抗日分子”，要封他的洋行，还好杜先生找了租界的工部局帮忙，送了些钱，才暂时没事。
朱成碧和陈玄开始在租界里摆摊，卖些自己做的腌菜和冻豆包，赚点钱买粮食和草药。腌菜是用租界里买的白菜做的，虽然不如家里的好吃，却也能下饭；冻豆包用的是从粮农手里买的杂粮面，蒸出来的豆包有点糙，却很顶饿。
阿福和阿强负责摆摊，他们把摊子设在租界的菜市场旁边，每天天不亮就去占位置。阿福会吆喝：“腌菜嘞！冻豆包嘞！自家做的，干净又好吃！”阿强则负责收钱，他把钱放在一个铁盒子里，小心翼翼的，生怕丢了——这可是大家的救命钱。
沈青负责传递消息，他经常去租界里的学校，跟学生们联系，把北平、天津的抗日消息告诉大家，再把上海的情况传给地下党。周木匠则帮着租界里的居民修些家具，桌子、椅子、柜子，只要能修的，他都修，居民们会给些粮食或者钱，周木匠把这些都交给朱成碧，用来补贴难民。
张婶带着女人们缝棉衣，她们把从旧货市场买来的旧衣服拆了，重新絮上芦花，缝成棉衣，给孩子们穿。虽然条件艰苦，却没人抱怨，大家都觉得，只要能在一起，能为抗日出份力，再苦也值得。
有天摆摊时，阿福遇到了之前在闸北认识的报童阿毛。阿毛的腿被日军打断了，只能拄着拐杖卖报，报纸用绳子挂在脖子上，声音沙哑地喊着“卖报嘞！卖报嘞！北平学生大游行！”。“阿福哥，”阿毛看到阿福，眼里泛起了光，“闸北好多房子都被日军烧了，朝歌膳房也被烧了，我路过的时候，看见膳房的木门都被烧黑了，里面的东西全没了……”
阿福听了，眼泪掉了下来，手里的腌菜坛子差点掉在地上：“咱们的家没了……咱们在闸北的家没了……”
朱成碧知道后，心里很不好受，却还是安慰大家：“只要咱们人在，家就还在。膳房烧了没关系，以后咱们再建一个，比以前的更好。等把鬼子赶出去，咱们就回闸北，重新开起朝歌膳房，还做小米粥，还蒸冻豆包，让大家都能吃上热乎的。”
十二月初，上海的学生们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游行，从南京东路走到外滩，学生们举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标语，喊着口号，声音震天响。不少工人和商人也加入了游行，队伍越来越长，像一条长龙，在上海的街头涌动。
朱成碧和陈玄带着难民们，推着板车，车上放着凉粥和冻豆包，给游行的学生送水和吃的。“你们辛苦了，喝点水，吃点东西，有力气继续游行！”朱成碧把水递给学生们，“你们是好样的，中国有你们，才有希望！”
沈青也加入了游行，他举着传单，大声喊着口号，脸涨得通红：“咱们不能再忍了，要跟鬼子拼到底！要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人民是不会屈服的！”
游行结束后，沈青带回了个好消息：“北平、天津的学生也举行了游行，全国的学生都在响应，咱们的救亡运动越来越大了！好多爱国商人也开始捐钱捐物，支持抗日，以后咱们的物资会越来越多，抗日的力量也会越来越大！”
大家听了，都很兴奋，围在一起讨论着，眼里满是希望。周木匠说：“要是我儿子还在，肯定也会参加游行，他从小就有志气，说长大了要当军人，打鬼子。”张婶也说：“等我孙子长大了，我也要让他去抗日，把鬼子赶出去，让他过上太平日子。”
除夕那天，租界里的仓库很热闹。朱成碧煮了锅红薯粥，红薯是从郊区的农民手里买的，虽然有点小，却很甜。她还做了些冻豆包，用的是最后一点白面，虽然不多，却让大家感受到了年味。
周木匠用剩下的木头，给孩子们做了些小玩具，有小木枪，有小木马，孩子们拿着玩具，在仓库里跑着闹着，笑声不断。沈青给大家讲北平的故事，讲学生们如何罢课，如何跟军警对抗，听得大家都很入迷。张婶带着女人们唱着抗日的歌谣，歌声虽然不专业，却很响亮，在仓库里回荡。
陈玄看着大家，心里很感慨：“虽然咱们现在在租界里，日子很苦，没什么好东西，却很热闹，像一家人一样。只要大家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就一定能熬过去。明年，咱们一定会看到更多的人站起来抗日，一定会把鬼子赶出去，一定会迎来太平的日子。”
朱成碧点了点头，从账本里拿出那片干枯的枫叶和半块冻豆包，放在桌上：“这是张营长留给咱们的，也是咱们的念想。明年，咱们要把这些念想变成行动，为抗日出更多的力，帮助更多的难民，让更多的人加入抗日的队伍。”
窗外的雨还在下，却挡不住仓库里的暖意。大家围在一起，喝着热粥，吃着冻豆包，聊着天，虽然身处乱世，却充满了希望。朱成碧知道，1935年的日子虽然苦，有离别，有伤痛，却也有团结，有坚持。只要大家心中的抗日之火不熄，只要大家还在互相支撑，就总有一天能把鬼子赶出去，能迎来家国平安的那一天。
账本的最后一页，朱成碧用铅笔写下：“一九三五年除夕，雨，与难民四十余人共度于租界仓库。粥虽稀，情却暖；屋虽小，志却坚。愿来年，抗日烽火燎原，百姓重归家园，山河无恙，家国安宁。”
写完，她把账本合上，放在桌上。火光映在账本上，照亮了“家国平安”四个字，也照亮了这乱世里，大家心中那团不灭的希望之火。这火苗虽然微弱，却能汇聚成燎原之势，支撑着大家，熬过一个又一个黑夜，等着春天的到来，等着胜利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