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探七号”抵达日本壹岐岛的胜本港——根据《筹海图编》记载，这里是永乐二年倭寇的重要据点，也是源道义奉郑和之谕“擒献渠魁”的地方。程远站在胜本港的古海湾遗址前，手里捧着《日本一鉴》的抄本，书中“永乐甲申，源道义命将擒壹岐倭寇，献于郑和”的记载，与眼前散落着陶片的海湾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
“郑和使日的核心不是‘征伐’，而是‘震慑与教化’，”林珊展开一张明代壹岐岛地形手绘地图，图上用红圈标注的“倭寨”位置，恰好与现在的考古探方重合，“《四夷馆考》记载，郑和抵达日本后，并未直接派兵剿倭，而是通过源道义施压，让其主动清理倭寇据点。这种‘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既避免了战火，又彻底解决了倭患，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和为贵’思想。”
郑海峰的考古队在胜本港的沙丘下，发现了一处排列整齐的土坑墓群。墓中没有棺椁，只有简单的陶碗和日本刀作为随葬品，骸骨的姿势大多扭曲，骨骼上还残留着捆绑的痕迹。“这些骸骨很可能是当年被源道义擒获的倭俘，”郑海峰对着摄像机说，“碳十四检测显示，他们的死亡时间是1404±2年，正好是永乐二年，与‘献俘’时间完全吻合！”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其中一座墓中，发现了一枚刻有“倭”字的铜牌——铜牌的形制与明代军牌相似，但文字风格带有日本特色。“这应该是源道义给倭俘佩戴的标识，”方美怿用放大镜观察铜牌，“上面的‘倭’字是中文写法，说明源道义是按照明朝的要求处置倭俘，也证明郑和的谕令得到了严格执行。”
法医对骸骨进行了详细检测，发现其中一具骸骨的年龄约18岁，牙齿磨损严重，说明他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另一具骸骨的肋骨有明显的刀伤，推测是在抵抗中被抓获。“这些倭俘大多是贫困的日本渔民，因生计所迫沦为海盗，”林珊看着检测报告，感慨道，“郑和使日不仅解决了明朝的海防问题，也间接遏制了日本的海盗势力，让更多人免于沦为倭寇。这种和平解决问题的方式，比单纯的军事打击更有深远意义。”
当地的壹岐岛民俗博物馆得知这一发现后，主动提出与中国考古队联合举办“倭俘墓与中日和平”特展。展览开幕当天，一位日本老人带着祖传的《倭俘名册》来到现场，名册上记载了永乐二年被擒倭俘的姓名和籍贯，其中大部分来自日本的贫困渔村。“我的祖先曾是源道义的武士，”老人含泪说，“他在日记里写，郑和大人说‘人皆有求生之心，若能给予生路，何需刀剑相向’。这句话，我们家族世代相传。”
考古队返回宁波，在天一阁博物馆的库房里，发现了一批从未公开的明代档案——其中包括《郑和使日题本》《源道义献俘表》等珍贵文献，为郑和使日的历史细节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程远站在档案修复室里，小心翼翼地翻阅着《郑和使日题本》，上面用小楷写着“永乐二年十月，臣和率舟师抵日本对马岛，谕源道义：‘天子以两国生灵为念，若能擒倭献俘，定许通好贸易。’道义顿首称诺，遂遣将剿壹岐、对马倭寇”，字迹工整，盖有“内官监印”的朱红印章。
“这些档案是解开郑和使日谜团的关键，”林珊激动地说，“《郑和使日题本》详细记载了郑和与源道义的对话、献俘的数量（共二十三人）、勘合贸易的具体条款（十年一贡，人船不过二百），甚至包括舟师的规模（海船五十艘，兵三千人），这些细节在之前的文献中都语焉不详。”
方美怿在《源道义献俘表》中，发现了一幅手绘的“献俘图”——图中描绘了源道义将倭俘交给郑和的场景，郑和身穿绯色官袍，手持国书，身后的舟师船只排列整齐，气势威严却无剑拔弩张之势。“这幅图生动地还原了当时的场景，”方美怿指着图中的细节，“你看，郑和的手势是‘请’的姿势，而不是‘命令’，源道义则是躬身献俘，体现了双方的平等对话。这也印证了《日本一鉴》中‘和以礼相待，未施一兵’的记载。”
欧阳宗明则在档案中发现了一份《郑和使日物资清单》，上面记载了船队携带的“丝绸二百匹、瓷器五百件、金银器五十件”，以及“勘合百道、国书一册”。“这些物资既用于赏赐源道义，也用于与日本民间的贸易，”欧阳宗明说，“清单中没有记载大规模的武器，只有‘防身刀剑三十柄’，进一步证明郑和使日的目的是和平外交，而非军事征伐。”
天一阁博物馆决定将这些档案与考古队发现的锚链、铜牌等文物一同展出，命名为“郑和使日——被遗忘的和平之旅”。展览期间，每天都有大量中日游客前来参观，其中不乏研究郑和的学者。“过去我们总认为郑和下西洋是‘耀兵异域’，”一位来自日本的学者说，“但这些档案和文物证明，郑和的航海事业更注重‘和平通好’，尤其是使日之行，为东亚海域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程远在展览的讲座中说：“郑和使日的意义，不仅在于解决了当时的倭患，更在于开创了‘以对话代替冲突，以贸易促进友好’的外交模式。这种模式，对当今的国际关系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考古队前往福建长乐的龙江船厂遗址——根据《明成祖实录》记载，永乐二年“命京卫造海船五十艘”，而龙江船厂正是当年建造郑和使日舟师船只的主要场所。程远站在船厂的船台遗址前，手里捧着一本明代的《龙江船厂志》，书中“永乐二年，造‘使日海船’五十艘，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可容三百人”的记载，与眼前的船台尺寸完全吻合。
“郑和使日的舟师船只，是明代航海技术的巅峰之作，”林珊指着船台旁的木材加工遗址，“我们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福建松和桐油残留，与《龙江船厂志》记载的‘以福建松为材，桐油防腐’完全一致。这些船只不仅体型庞大，还配备了先进的罗盘和水密隔舱，为远洋航行提供了安全保障。”
郑海峰的考古队在船厂的废料坑中，发现了一块刻有“永乐二年造”的船板残件，上面还残留着榫卯结构的痕迹。“这块船板的厚度有三寸，采用‘鱼鳞式’拼接工艺，”郑海峰说，“这种工艺能有效抵抗海浪的冲击，我们在宁波桃花渡发现的船板残件，就是用同样的工艺制作的，证明它们来自同一批船只。”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船厂的工具窖中，发现了一套完整的明代造船工具，包括罗盘、墨斗、刨子等，其中一枚铜制的罗盘指针依然完好，指向精准。“这枚罗盘的刻度是二十四向，与郑和使日航线中使用的‘丁未针’‘庚酉针’完全匹配，”方美怿用光谱仪检测，“罗盘的铜锡比例是9:1，与我们在日本对马岛发现的永乐通宝成分一致，证明当时的手工业技术已经非常标准化。”
福建考古研究所的老研究员陈建国，带着自己珍藏了三十年的《郑和使日航海图》抄本来到考古队。这份抄本是他的祖父在民国时期从一位传教士手中获得的，图上详细标注了郑和使日的航线、停靠点、暗礁位置，甚至包括每天的航行里程。“我研究龙江船厂一辈子，一直怀疑这里造过使日的船只，”陈建国激动地说，“现在有了船台遗址、船板残件和这份航海图，所有的疑问都解开了！”
程远握着陈建国的手，感慨道：“考古事业需要传承，就像郑和的航海技术一样。正是因为有了像您这样的前辈，我们才能一步步还原历史的真相。”
“海探七号”抵达韩国济州岛的耽罗港——根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永乐二年郑和使日时，曾在此停靠补给，这也是郑和使日航线中唯一的朝鲜半岛停靠点。程远站在耽罗港的古码头遗址前，手里捧着一本朝鲜文的《耽罗日志》，书中“永乐二年冬，大明太监郑和率舟师抵此，求淡水、粮食，待风而行”的记载，与眼前的遗址布局相互印证。
“郑和使日不仅连接了中日，还间接促进了东亚三国的海上贸易，”林珊展开一张明代东亚海上贸易地图，“济州岛位于中日之间的航线中点，是天然的补给站。《耽罗日志》记载，郑和船队在此补给时，曾用中国瓷器交换朝鲜的人参、海带，这种民间贸易为后来的东亚海上贸易圈奠定了基础。”
郑海峰的考古队在码头的泥沙中，发现了大量的中国瓷器残片、朝鲜半岛的青瓷残片和日本的陶器残片，这些残片的年代都集中在永乐二年前后。“这些残片证明，当时的济州岛已经是东亚三国贸易的中转站，”郑海峰说，“我们在其中一片中国瓷片上发现了‘郑和使日’的字样，虽然只有一半，但足以证明这是当年船队留下的遗物。”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码头旁的水井遗址中，发现了一枚明代的“永乐通宝”和一枚朝鲜的“朝鲜通宝”，两枚铜钱紧紧贴在一起，像是被人特意收藏的。“这两枚铜钱是东亚贸易的实物证据，”方美怿说，“它们的年代相同，说明当时中日韩三国的货币已经可以互通，而郑和使日正是促成这种互通的重要契机。”
韩国济州岛文化院主动提出与中国考古队联合发掘耽罗港遗址，并计划建立“郑和使日补给站纪念馆”。在联合发掘启动仪式上，韩国文化部长官说：“郑和使日不仅是中日两国的历史，也是东亚三国共同的历史。它证明，早在六百年前，东亚就已经通过海洋实现了和平交流与贸易往来。”
程远在仪式上回应：“我们希望通过共同发掘和研究，还原东亚海上贸易圈的形成过程，让和平、合作、共赢的精神在东亚地区永远传承下去。”
“郑和使日——东亚和平的航海传奇”国际特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展厅内，从宁波桃花渡的锚链残件到日本对马岛的勘合碑，从福建龙江船厂的船板到韩国济州岛的铜钱，一件件文物串联起郑和使日的全过程，也展现了东亚海上和平秩序的形成历程。
联合国秘书长在开幕式上致辞：“郑和使日的故事，告诉我们和平不是偶然的，而是需要智慧、勇气和包容来维系的。六百年前，郑和用航海技术和外交智慧，解决了地区冲突，促进了贸易往来；今天，我们更应该以史为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程远站在展厅的核心区域，向各国代表介绍：“郑和使日是中国古代‘以和为贵’外交思想的生动体现。他带着舟师却不轻易动武，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通过贸易促进友好，这种模式对当今世界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宁波到对马岛，从济州岛到京都，郑和的航线不仅是地理上的连接，更是文化、友谊和和平的连接。”
展览期间，中日韩三国联合发布了《郑和使日历史研究共同宣言》，承诺将共同保护郑和使日相关的文化遗产，加强学术交流，推动东亚文化遗产的联合申遗。“郑和使日的遗产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而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日本学者山田裕司说，“我们应该共同守护这份遗产，让它成为东亚和平的象征。”
展览结束后，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带着儿子欧阳海禾，在联合国总部的“郑和使日”展区前合影。海禾手里拿着一个由三国文物残片复刻而成的“和平徽章”，奶声奶气地说：“爸爸，妈妈，以后我也要像郑和爷爷一样，用大船带大家做朋友，不打仗！”
方美怿笑着摸了摸儿子的头：“好啊，等你长大了，我们一起去发掘更多郑和爷爷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和平的重要性。”
程远和林珊站在不远处，看着这温馨的一幕，相视而笑。“你看，”林珊靠在程远肩上，“我们的考古事业不仅还原了历史，还在孩子心里种下了和平的种子。这就是我们毕生追求的意义。”
程远握住她的手，望向窗外的日内瓦湖：“郑和使日的探索还没有结束，未来我们还要去日本的平户港、朝鲜的釜山港，寻找更多当年船队的遗迹。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能让更多人知道，中国古代的航海文明，不仅是探索未知的勇气，更是追求和平的智慧。这种智慧，将永远照亮人类文明的航程。”
夕阳下，日内瓦湖的波光映照着联合国总部的玻璃幕墙，仿佛与六百年前郑和使日舟师的船帆交相辉映。程远和他的伙伴们知道，属于郑和使日的故事还在继续，属于中国海洋文明的传奇，也将在一代又一代考古人的坚守中，永远流传下去——这传奇里，有跨越国界的友谊，有以和化戈的智慧，更有人类对和平与繁荣的永恒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