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的时间，在北方是高速运转的齿轮，是日渐坚固的堡垒，是“北原支队”威名的初步确立。
当云凌确认北方根据地各项事务已走上正轨，防御体系足以应对常规威胁后，他履行了诺言，将守卫与发展的重任交给了亚历山大、雷德、晓歌、贝拉、辛西娅等已然能够独当一面的骨干，自己则亲率训练有素、求战心切的第二旅主力，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离别时，北境已是初春，冻土稍融，但寒风依旧。亚历山大等人送行的目光中充满了信任与不舍，他们深知，云凌此去，面对的将是与北境截然不同的复杂局面。
队伍一路向南，气候逐渐变得湿润，风雪被连绵的阴雨所取代，视野中的白色世界也过渡为泥泞的灰绿。
然而，随着愈发深入南方，云凌和第二旅的战士们感受到的，并非预想中的热烈欢迎或易于发动的群众基础，而是一种无形的、坚韧的隔阂。
南方的困境，远超他们此前的预估。
首先遇到的难题，是难以动员的“自由民”。与北方大量依附于贵族庄园、饱受奴役、一呼百应的农奴和贫苦矿工不同，南方地区，尤其是靠近卡西米尔边境一带，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自由民”。
他们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小型作坊，或是依靠为移动城市提供零散服务、在商贸路线上做些小生意为生。他们构成了南方社会某种意义上的“中产阶级”雏形。
按理说，他们也应受到贵族税吏、商业联合会盘剥和感染者纠察队的骚扰，生活并不轻松。
但当整合运动的宣传员向他们宣讲“打破旧秩序”、“感染者与非感染者平等”、“为了所有人的未来而战”时，得到的回应却大多是警惕、观望，甚至是抵触。
“你们说的好听，可打起来，我们的房子、田地、货摊怎么办？”
“贵族老爷固然可恨，但你们这些感染者……谁知道会不会更糟？”
“我们虽然辛苦，但好歹还能活下去。跟着你们造反，失败了可是要掉脑袋的！”
这些“自由民”拥有一定的私有财产，虽然微薄，却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他们害怕战火摧毁他们仅有的一切，害怕剧烈的社会变革会让他们失去现有的、相对“稳定”的生活。
整合运动那套在北方无产者中极具号召力的理论，在这里遭遇了“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云凌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精准论断）。动员他们，远比动员一无所有的赤贫者要困难得多。
而另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则出在南方的感染者群体本身。
由于南方经济相对“发达”，对感染者的压榨也更为“精细化”和残酷。他们不仅被投入条件更恶劣的矿场、工厂，还大量充斥在诸如危险品运输、源石废料处理、乃至一些非人道的源石技艺实验中。
长期的、系统性的、毫无希望的压迫，使得南方感染者的处境比北方同胞更为绝望，也催生出了一种更加偏激、排外、甚至近乎疯狂的心态。
当云凌和第二旅，这支纪律严明、装备相对整齐（尽管云凌已刻意让部队保持低调），并且队伍中还存在着相当比例非感染者的“整合运动”出现时，并没有得到预想中的同胞之情。
一些零散的南方感染者团体，对他们抱持着极深的怀疑。
“看他们的装备！他们肯定和那些城里老爷有勾结！”
“那个领头的，还有那么多士兵，根本就不是感染者！他们凭什么代表我们？”
“说什么团结一切被压迫者？笑话！非感染者都是潜在的叛徒和压迫者！只有纯粹的感染者才能信任！”
更让云凌感到无力的是，这些南方感染者团体中，盛行着一种“以暴制暴、同态复仇”的极端思想。
他们袭击非感染者村庄时，手段往往异常残忍，不分青红皂白，将一切非感染者视为仇敌。
这种毫无区别的恐怖行为，不仅进一步激化了感染与非感染群体之间的矛盾，也让整合运动试图建立的“超越感染与否的广泛统一战线”理念，在南方面临着巨大的道德困境和信任危机。
云凌试图与一些较大的南方感染者团体接触，寻求合作，但收效甚微。对方要么要求整合运动彻底清除内部的非感染者成员，以示“纯粹”；要么就质疑云凌这个“非感染者”领袖的动机，认为他只是在利用感染者达成不可告人的目的。
站在临时搭建的南方指挥部里，看着地图上标注出的、错综复杂的势力范围和充满敌意的标记，听着部下汇报的种种困难，云凌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南下的道路，远比他预想的要崎岖和复杂。这里没有北境那种相对简单的敌我矛盾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有的只是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及被极端绝望扭曲了的反抗形态。
他带来的第二旅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在这里，许多问题无法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解决。
他需要新的策略，需要更耐心的沟通，需要找到能够打破僵局的关键支点。南方的整合之火，想要点燃并形成燎原之势，恐怕还需要经历更多的磨难与考验。
而此刻，他不由得更加怀念北境那片虽然寒冷，却目标明确、人心相对齐聚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