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27日清晨，北京西站的站台上，李泽岚跟着张红梅、陈昊等人登上前往河北保定的高铁。他怀里揣着两样东西：一是整理好的“青石乡薯条合作社实践手册”，记满了从种薯选种到利益分配的实操细节；二是苏振邦老红军的笔记，扉页上“多听农户说，少听干部讲”的字样被他用红笔圈了出来。
“泽岚，这次调研重点看三个合作社，都是当地报上来的‘典型’，但上周我们收到农户匿名信，说其中两家存在‘分红不透明’‘大户垄断利益’的问题。”张红梅递给李泽岚一份材料，语气严肃，“你来自基层，对合作社的‘猫腻’更敏感，多留意农户的‘话外音’，别被表面的‘光鲜’骗了。”
李泽岚点点头，翻开材料，第一家“利民合作社”的介绍赫然在目：“流转土地500亩，主打草莓种植，带动农户120户，年人均增收8000元”。数据亮眼，但他注意到材料里只字未提“利益分配方案”和“农户参与度”，心里泛起一丝疑虑——这和青石乡初期“只重规模、不重公平”的问题如出一辙。
高铁抵达保定后，当地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志强早已在车站等候，握着张红梅的手热情寒暄：“张处长，欢迎欢迎！咱们保定的草莓、苹果合作社在全省都是标杆，今天一定让你们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
第一站便是利民合作社。走进园区，连片的草莓大棚整齐排列，棚外悬挂着“产业振兴示范基地”的红色横幅，几位穿着统一服装的农户正忙着采摘，看到调研组到来，立刻放下手里的活，脸上堆起笑容：“领导好！我们合作社今年草莓大丰收，多亏了党的好政策！”
王志强指着大棚介绍：“张处长，您看，这是我们引进的‘红颜’草莓品种，亩产高达3000斤，通过电商平台销售，一斤能卖30块，农户跟着挣了不少钱！”他转头喊来合作社理事长刘建国，“建国，给领导们讲讲咱们的分红情况！”
刘建国拿着账本走过来，翻开页面展示：“去年合作社盈利150万，给农户分红60万，人均5000块，今年预计能涨到8000块！”账本上的数字清晰明了，签字栏里密密麻麻全是农户的名字。
张红梅点点头，转而看向李泽岚：“泽岚，你从基层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要问的？”
李泽岚目光扫过大棚里忙碌的农户，走到一位正在打包草莓的大妈身边，笑着问：“大妈，您在合作社干了几年了？除了分红，平时还有工资拿吗？”
大妈愣了一下，眼神有些闪躲，下意识地看向刘建国，小声说：“干了三年了，工资……有的，一个月2000块。”
“那分红是怎么算的呀？比如您家种了几亩草莓，年底能分多少？”李泽岚继续追问，语气平和，像在青石乡跟老乡拉家常。
大妈眼神更慌了，支支吾吾说不出话，刘建国连忙上前打圆场：“分红是按户平均分的，不管种多少，大家都一样，体现公平！”
“平均分？”李泽岚心里一沉，这正是青石乡合作社初期走过的弯路——看似公平，实则挫伤了种植大户的积极性，也让小农户失去了扩大种植的动力。他没有当场拆穿，而是借着“看草莓品质”的由头，走到大棚深处，拉住一位年轻农户的胳膊，压低声音问：“兄弟，实话跟我说，合作社的分红真能拿到手吗？有没有扣钱的情况？”
年轻农户左右看了看，叹了口气：“分红能拿到，但没账本上那么多。去年说人均5000，实际只发了3000，刘理事长说‘留一部分扩大规模’，可我们连扩大规模的会议都没开过。而且工资是按天算的，忙的时候能拿到2000，闲的时候就没了，不稳定。”
李泽岚心里有了数，不动声色地回到队伍中，给张红梅递了个眼神。张红梅会意，没有继续追问，只是对王志强说：“王局长，咱们去下一家合作社看看吧，重点看看小农户的种植情况。”
第二站是“富民苹果合作社”，情况与利民合作社大同小异——园区整洁、数据亮眼，但农户面对提问时总是“话到嘴边留半句”。李泽岚借着帮农户摘苹果的机会，又摸清了关键问题：合作社被当地一家企业控股，农户只能拿到“保底租金+少量分红”，大部分利润被企业拿走，所谓“带动增收”，不过是“把农户变成了企业的工人”。
中午在乡镇食堂吃饭时，张红梅把李泽岚和陈昊叫到身边：“看来匿名信反映的问题属实，这两家合作社都是‘面子工程’，看似规模大、数据好，实则没真正让农户受益。下午去第三家‘民生合作社’，咱们别让当地干部陪同，自己悄悄去，听听农户的真心话。”
下午，调研组借着“考察周边农田”的名义，甩开王志强等人，步行来到民生合作社。与前两家不同，这里的大棚有些陈旧，没有悬挂显眼的横幅，几位农户正坐在田埂上休息，看到陌生人到来，脸上露出警惕的神色。
“老乡们好，我们是农业部的，来看看大家种草莓的情况，想跟你们聊聊天。”李泽岚率先走上前，从包里拿出青川薯条，递给农户们，“这是我们老家做的薯条，大家尝尝，就当拉家常。”
农户们接过薯条，尝了一口，脸上的警惕渐渐消散。一位头发花白的大爷开口：“你们真是农业部的？能帮我们解决问题不？我们合作社的理事长，把政府给的补贴款挪用了，说好的分红也拖着不发！”
“大爷，您慢慢说，我们记下来。”李泽岚拿出笔记本，认真记录，“合作社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补贴款是怎么回事？”
原来，民生合作社是农户自发成立的，没有企业控股，也没有“明星品种”，靠种植普通草莓维持生计。去年，政府给合作社发放了20万产业补贴，要求用于建设冷库和采购农机，可理事长却把钱挪用来给自己盖房子，导致草莓成熟后无法储存，只能低价卖给中间商，农户们不仅没拿到分红，连本钱都快赔进去了。
“我们去找乡干部反映，他们说‘合作社自己的事自己解决’，没人管我们！”一位大妈抹着眼泪说，“要是再这样下去，我们只能把地收回来自己种，可自己种又卖不出去，难啊！”
李泽岚看着农户们焦急的神情，想起青石乡合作社刚成立时，老乡们也因为“资金被挪用”的谣言闹过矛盾，后来是通过“党员联户”公开账本、公开决策，才稳住了人心。他拿出“青石乡实践手册”，翻到“合作社管理规范”那一页，递给农户们：“老乡们，我们老家的合作社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后来我们成立了‘农户监督小组’，不管是补贴款还是分红，都要大家一起商量、一起监督，每一笔钱怎么花，都贴在村口的公告栏上，谁也不敢乱花。”
他详细讲解了青石乡的做法：由农户选举代表组成监督小组，与理事长共同管理资金；建立“阳光账本”，每月在村里公示收支情况；对接电商平台和批发市场，绕开中间商，直接把农产品卖给消费者。农户们听得认真，脸上渐渐露出希望的神色：“这个办法能行吗？我们能自己成立监督小组吗？”
“当然能！”李泽岚肯定地说，“合作社是大家的，就得大家说了算。明天我帮你们写一份‘监督小组章程’，你们可以先选几个靠谱的人，跟理事长谈，要求公开账本，把补贴款追回来，要是他不同意，我们帮你们向县里反映！”
一旁的张红梅看着这一幕，眼神里满是赞许。离开合作社时，她拍了拍李泽岚的肩：“泽岚，你这‘基层经验’真是宝藏！下午这一趟，比上午看两家‘典型’收获还大。明天咱们就帮农户们起草章程，同时找王志强谈谈，让县里介入调查补贴款挪用的事。”
当天晚上，李泽岚在酒店房间里，结合青石乡的经验和民生合作社的实际情况，连夜起草了《农户监督小组章程（草案）》，从选举办法、监督职责到资金管理，都写得详细具体，甚至附上了青石乡“阳光账本”的模板。陈昊看到后，忍不住感叹：“泽岚，你这章程太实用了，比我们在部里写的‘宏观政策’接地气多了！农户们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李泽岚笑了笑，翻开苏振邦的笔记，在空白处写下：“政策好不好，要看农户会不会用、愿不愿用。基层的问题，要用基层的办法解决。”他知道，这次河北调研只是开始，未来在农业部的工作中，还会遇到更多“纸面光鲜、实际吃亏”的合作社，而他能做的，就是把青石乡的“土办法”变成可推广的“好政策”，让更多像民生合作社这样的“草根组织”活下去、活得好，让更多农户真正从农业产业中受益。
第二天，李泽岚把起草好的章程交给民生合作社的农户们，看着他们认真讨论、选举监督小组成员，心里满是踏实。而张红梅则带着调研材料，找到了王志强，严肃指出了三家合作社存在的问题，要求县里立刻介入调查民生合作社补贴款挪用事件，同时对全县合作社进行排查，重点解决“利益分配不公”“资金管理不透明”等问题。
离开保定前，民生合作社的农户们特意来送调研组，那位头发花白的大爷握着李泽岚的手，激动地说：“领导，谢谢您！有了这个章程，我们心里就有底了！以后合作社办好了，我一定给您寄我们种的草莓！”
李泽岚笑着说：“大爷，不用谢我，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合作社办好了，比什么都强！”
坐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李泽岚看着窗外掠过的农田，心里感慨万千。他知道，农业“稳定”之后的“增效”与“可持续”，不是靠几个“明星合作社”就能实现的，而是要解决千千万万个像民生合作社这样的“草根组织”的难题——让他们有规范的管理、有稳定的销路、有公平的收益，让小农户真正融入现代农业，这才是农业产业振兴的核心，也是他在农业部工作的意义所在。
回到北京后，李泽岚根据调研情况，撰写了《河北保定农业合作社调研报告》，不仅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还附上了“青石乡实践方案”和《农户监督小组章程（草案）》，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合作社阳光管理”模式，加强对小农户自发合作社的政策扶持和指导。张红梅看完报告，立刻呈报给司长张建军，张建军在报告上批示：“此报告接地气、有实招，可作为部里制定‘合作社规范化管理办法’的重要参考，由综合处牵头，进一步完善方案，在部分省份试点推广。”
看着批示，李泽岚心里满是成就感。他知道，自己在农业部的第一份调研任务，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而这只是开始——未来，他还要带着“基层经验”，走遍更多农村，解决更多实际问题，让农业不仅“稳定”，更能“增效”“可持续”，让更多农户像青石乡的老乡们一样，靠着农业产业，过上“有奔头”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