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府稚子：生于风雨飘摇时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深秋，北京醇亲王府的菊花开得正盛，载沣的第四子溥任在东跨院的暖阁里降生。他的父亲是时任监国摄政王的载沣，母亲是侧福晋邓佳氏——一位性子温和、眉眼带笑的女子。此时，长兄溥仪已登基为帝，二哥溥杰、三哥溥倛（早夭）的名字早已被记入皇室玉牒，溥任的到来，像一瓣悄然飘落的菊花，为这座承载着太多政治重量的王府，添了几分寻常人家的暖意。
溥任的童年，是在王府的亭台楼阁与书墨香中度过的。他不像二哥溥杰那样常入宫伴驾，也不像父亲那样被政务缠身，更多时候，他是跟着母亲邓佳氏在西花园里玩耍。邓佳氏会教他认花草的名字，用糯米面捏小玩意儿，或是坐在葡萄架下，给他讲《二十四孝》的故事。那些故事里的“亲尝汤药”“扇枕温衾”，像种子一样落在他心里。
载沣虽忙，却总记得这个最小的儿子。每日散朝回来，若天色尚早，便会去书房看溥任练字。溥任的字起初歪歪扭扭，载沣从不呵斥，只是握着他的小手，一笔一划地教：“写字如做人，要稳，要正。”有时，载沣会拿出西洋的留声机，放些外国曲子，看着溥任跟着旋律摇晃，紧绷的脸上便会露出笑意。
王府的书房是溥任最爱去的地方。高大的书架上，既有线装的《资治通鉴》，也有封皮烫金的西洋画册。他常常踩着小板凳，抽出一本插图版的《西游记》，蹲在角落里看得入迷，直到太监来催吃饭才恋恋不舍地放下。那时的他，还不懂“摄政王”“皇帝”意味着什么，只知道父亲和兄长们身上，总有一种他读不懂的沉重。
二、少年岁月：王朝落幕中的成长
宣统三年（1912年），清帝退位的消息传到醇亲王府，载沣将自己关在书房里一整天。四岁的溥任扒着门缝，看到父亲对着一幅康熙帝的画像发呆，案几上的茶杯凉透了也没动。母亲邓佳氏把他拉到一边，轻声说：“以后，不能再叫‘皇上’了，要叫‘大哥’。”他似懂非懂地点头，心里却纳闷：为什么大哥不能再住在宫里了？
王朝落幕，王府的日子渐渐褪去昔日的奢华。侍卫减少了，宴席稀疏了，连院子里的牡丹都不如往年繁盛。但这些变化，对年幼的溥任影响不大。他依旧每日去书房读书，跟着府里的老先生学《论语》，只是先生讲课的内容里，多了些“天下为公”“民生为大”的新词。
十岁那年，溥任第一次走出王府，跟着管家去逛护国寺。庙会的喧嚣让他眼花缭乱：吹糖人的小贩捏出孙悟空的模样，说书先生唾沫横飞地讲着“三国”，还有穿短褂的学生举着传单，喊着他听不懂的口号。他攥着母亲给的铜板，买了一串冰糖葫芦，咬下去又酸又甜，比府里的点心多了几分烟火气。
回家后，他把见闻讲给父亲听。载沣听完，沉默半晌，说：“外面的世界变了，你要多看看，多学学。”从那以后，载沣不再限制他出门，有时还会让他带些王府里的旧书，送到琉璃厂的书局去卖，换些新式的课本回来。溥任抱着那些印着铅字的《科学常识》《算术》，觉得比线装书新奇多了。
这期间，二哥溥杰常来王府看他。溥杰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穿着西装，讲起东京的电车、学校，眼里闪着光。溥任缠着二哥问东问西，对那个“能造飞机、能修铁路”的世界充满向往。溥杰摸着他的头说：“将来，你也去读书，学真本事，别像咱们这样，被困在‘王爷’的名分里。”
三、成家立业：从贵胄到先生的转身
1931年，二十二岁的溥任娶了妻子金瑜庭。金瑜庭是内务府大臣金梁的女儿，自幼读过新式学堂，会算算术，还能讲几句英语。两人是经人介绍认识的，第一次见面在北海公园的五龙亭，金瑜庭穿着浅蓝色的旗袍，手里拿着一本冰心的《繁星》，溥任看她的眼神，像看到了书中的星星。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温馨。金瑜庭不喜欢“福晋”的称呼，让府里人叫她“金先生”。她把东跨院的一间厢房改成书房，摆上书桌、书架，还有一架缝纫机。溥任每天帮她整理书籍，她则教溥任用缝纫机——那“咔嗒咔嗒”的声响，比王府里的钟表声更让人觉得踏实。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北京）沦陷。看着街上横行的日本兵，听着广播里的亡国论调，溥任心里像压了块石头。他和金瑜庭商量：“不能让孩子们将来变成亡国奴，咱们办学吧，教他们学中文，学历史。”金瑜庭当即点头：“我支持你，家里的东西，能变卖的都卖了，凑办学的钱。”
夫妻俩说干就干。他们把醇亲王府的西花园腾出来，收拾出十间房做教室，又请了几位不愿为日本人做事的老秀才和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当老师。1938年，“竞业小学”正式开学，取“兢兢业业，教书育人”之意。溥任任校长，金瑜庭教算术和英语，学生大多是王府附近的平民子弟，学费给多给少全凭自愿，实在穷的，给些粮食、柴火也能入学。
开学那天，溥任站在临时搭起的讲台上，看着台下几十张带着泥点的小脸，忽然想起父亲教他写字时说的话：“要稳，要正。”他清了清嗓子，说：“从今天起，咱们在这里学认字，学做人。记住，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不能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四、执教生涯：竞业小学的烟火气
竞业小学的日子，是溥任一生中最充实的时光。每天天不亮，他就起床，和工友一起打扫院子，生炉子。学生们来了，他会站在门口，接过他们手里的窝头、咸菜，笑着说：“先去洗手，早饭放窗台上，下课再吃。”
课堂上的溥任，不像个“前清王爷”，倒像个邻家大叔。他教国文，讲《论语》时，不说“君君臣臣”，只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做人的本分；讲历史，从三皇五帝讲到鸦片战争，讲到圆明园被烧时，声音会哽咽，学生们也跟着红了眼眶。
有个叫狗剩的孩子，家里穷得买不起笔墨，总用树枝在地上写字。溥任看到了，把自己用了多年的狼毫笔送给了他，又从家里拿来一锭墨：“好好写，字写好了，人就立住了。”狗剩后来成了小学的校工，一直待到学校停办，逢人就说：“溥校长是活菩萨。”
金瑜庭的算术课生动有趣。她用算盘教加减乘除，用面团做教具讲分数，学生们学得津津有味。有次教“容积”，她带了一篮子鸡蛋，让学生们算鸡蛋放进水缸里会溢出多少水，算完了，就把鸡蛋分给大家吃。
学校的经费一直紧张。溥任和金瑜庭把家里的首饰、家具变卖了个遍，连邓佳氏留下的一个翡翠镯子，也被金瑜庭拿去换了钱，买了课本和煤。载沣看着儿子儿媳整日忙碌，头发渐渐花白，心疼地说：“要不，把王府卖了吧。”溥任却摇头：“爹，这是咱们最后的念想，不能卖。钱不够，我再想办法。”
他真的想了不少办法。去琉璃厂给人抄书，一个字一个铜板；在胡同口摆个小摊，卖自己写的春联、福字；甚至跟着学生家长去郊外挖野菜，回来分给老师们改善伙食。有人打趣他：“溥王爷，您这日子过得够糙的。”他笑着答：“糙点好，糙点接地气。”
抗日战争胜利那年，全校师生在院子里摆了几桌酒席，用的是学生家里凑的白菜、土豆，还有一坛劣质烧酒。溥任端起碗，说：“咱们赢了！记住这一天，是无数人用命换来的。”说完，一饮而尽，眼泪和酒一起流进了嘴里。
五、时代变迁：从王府到胡同的平淡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溥任看着解放军战士在王府墙外露营，不进民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心里感慨万千。他对金瑜庭说：“这才是真正的军队，国家有希望了。”
新政府接管了教育事业，竞业小学并入公立学校。溥任主动提出，将王府的部分院落捐给国家，自己则带着家人，搬到了王府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住起了四合院。院子不大，有棵枣树，一间正房，两间厢房，却收拾得干干净净。
没了学校的牵挂，溥任反而更忙了。他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负责整理晚清史料。每天早上，他提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笔记本和放大镜，挤公交车去馆里。馆里的年轻人都叫他“溥先生”，他从不摆架子，谁有问题请教，他都耐心解答。
金瑜庭则在家里操持家务，带孙子孙女。闲暇时，她会织毛衣，做布鞋，把孩子们穿小的衣服改改补补，接着穿。有次，孙子抱怨衣服上有补丁，金瑜庭就说：“你爷爷小时候，衣服上的补丁比这还多呢。好日子是省出来的，不是比出来的。”
载沣晚年身体不好，溥任每天都会去看父亲。他推着轮椅，带父亲去什刹海散步，看孩子们放风筝，听小贩吆喝。载沣看着湖边钓鱼的老人，说：“这辈子，争过，抢过，最后才明白，平平安安最难得。”溥任握着父亲的手，点点头：“您说得对。”
1951年，载沣去世。溥任按照父亲的遗愿，将醇亲王府全部捐给国家，一部分成了宋庆龄故居，一部分成了幼儿园。他说：“这宅子住了几代人，留给国家，能发挥更大的用处。”
六、家庭温情：烟火里的相守
溥任和金瑜庭共育有三子二女：长子金毓嶂、次子金毓峑、三子金毓岚，长女金毓琨、次女金毓珵。他们给孩子取的名字，都带个“毓”字，却不用爱新觉罗的姓氏，而是随母姓金——这是溥任的意思：“新时代了，别再顶着‘皇族’的帽子，做个普通人最好。”
孩子们的童年，充满了胡同的烟火气。清晨，金瑜庭在灶台前烙饼，香味飘出院子；傍晚，溥任下班回来，会给孩子们带一串糖葫芦，或是一本小人书。周末，一家人去北海公园划船，溥任摇着橹，金瑜庭教孩子们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笑声顺着水波漂得很远。
长子金毓嶂记得，小时候家里穷，冬天没有暖气，父亲就把煤渣压成煤饼，烧炉子取暖。夜里，父亲会起来好几次，添煤、封火，生怕孩子们冻着。有次他发高烧，父亲背着他走了三里地，去医院看病，汗水浸湿了后背的衣服。
次子金毓峑喜欢读书，溥任就把文史馆里淘汰的旧书带回家，给他当课外读物。父子俩常常在灯下讨论书中的故事，从《史记》到《红楼梦》，一聊就是半夜。金毓峑后来成了大学教授，常说：“我对学问的兴趣，都是父亲培养的。”
三子金毓岚最像溥任，性子温和，喜欢孩子。他后来成了一名小学老师，在岗位上干了一辈子。他说：“父亲常说，教书育人是积德的事。我就是想跟他一样，看着孩子们长大。”
两个女儿出嫁时，溥任没有给多少嫁妆，只每人送了一本自己手抄的《金刚经》。他说：“日子是自己过的，钱多钱少不重要，心善、踏实，比什么都强。”
1971年，金瑜庭因病去世。弥留之际，她拉着溥任的手，说：“这辈子，跟着你，没享过福，却踏实。孩子们都长大了，我放心。”溥任握着妻子冰冷的手，泪水无声地淌。他在妻子的灵前放了一束野菊花——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金瑜庭别在衣襟上的花。
七、暮年岁月：胡同里的布衣老者
妻子去世后，溥任的日子过得更简单了。他依旧每天去文史馆上班，只是脚步慢了些；依旧喜欢在胡同里散步，和老街坊打招呼；依旧坚持手抄古籍，一笔一划，工工整整。
他的书房不大，书架上摆满了书，桌上放着砚台、毛笔，还有一个用了几十年的搪瓷杯，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有记者来采访，问他：“您是前清王爷，现在过这样的日子，觉得委屈吗？”他笑了：“委屈什么？我现在有工资，有房子，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比那些在战乱中丢了性命的人，幸福多了。”
他很少提及自己的“皇族”身份，也从不允许孩子们炫耀。有次，小孙子在学校跟同学吵架，说“我爷爷是王爷”，回来被他狠狠说了一顿：“王爷算什么？能当饭吃？做人，要靠自己，不能靠祖宗。”
晚年的溥任，最大的乐趣是和孩子们在一起。孙子孙女来看他，他会拿出珍藏的糖果，听他们讲学校的趣事。他教重孙子写毛笔字，说：“写字要中锋用笔，做人也要行得正、站得直。”
2008年，溥任迎来百岁寿辰。全家人在胡同里的小饭馆摆了几桌酒席，没有惊动任何人。席间，长子金毓嶂举杯：“爸，您这辈子，活得踏实，活得明白，是我们的榜样。”溥任笑着，眼里闪着光：“我没做过什么大事，就是守着一家人，守着心里的本分。”
2015年4月10日，溥任在北京逝世，享年107岁。临终前，他看着窗外的枣树，轻声说：“春天了，该发芽了。”
八、余韵：平凡中的坚守
溥任去世后，他的故事渐渐被人知晓。有人称他为“最后的王爷”，他的子女却更愿意说：“他就是个普通的父亲，一个教书先生。”
他留下的，没有金银财宝，只有一屋子的书，一摞摞手抄的古籍，还有子女们心中那句“做人要踏实，要正直”。长子金毓嶂后来成了北京市政协委员，为民族团结奔走；次子金毓峑在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三子金毓岚退休后，义务在社区讲历史，说的都是老百姓听得懂的故事。
醇亲王府如今成了着名的景点，每天有无数人来参观。导游会指着西花园的方向说：“这里曾经办过一所竞业小学，校长是末代摄政王的儿子溥任。他没当过一天王爷，却做了一辈子先生。”
胡同里的老邻居还记得，那个每天提着布包、笑眯眯的老者，会蹲在墙根下看孩子们下棋，会帮着收废品的老太太捆纸壳，会在冬天把自己做的煤饼分给邻居。他们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他是个“好人”。
溥任的一生，没有波澜壮阔的传奇，没有惊心动魄的抉择，就像他住了一辈子的胡同，平凡、安静，却充满了烟火气。他从王府走出，褪去了贵胄的光环，选择做一个普通人，用教书育人的执着，用待人接物的真诚，在时代的变迁中，守住了自己的本分与初心。
或许，这才是对“贵族”最好的诠释——不是血脉的高贵，不是权势的显赫，而是历经风雨后，依然能守住内心的平和与善良，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自己的尊严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