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捏着省电大的录取通知书，指腹反复摩挲着“省广播电视大学”那几个洇了雪水的红字，纸张边缘被雪水浸得发皱，指尖能触到油墨在湿纸上晕开的细微颗粒，直到指节因用力而泛白。扫帚早从手中滑落，木柄在雪地里歪着，扫过的雪痕像一道不规整的起跑线，断断续续延伸到脚边，而终点，就沉甸甸地落在这封烫得能焐热掌心的信上。
“快拆开看看啊！”邮递员还没走，脚蹬在自行车踏板上，车把上挂着的绿色帆布包晃了晃，露出里面几封待送的信件。他笑着催我，眉毛上沾着的雪粒被呵出的热气熏化，在眼角凝了颗小水珠，“这可是省电大的通知书，咱们这片儿今年头一份！”
周围的议论声渐渐围拢过来，像冬日里聚在煤炉旁的人群，带着不同的温度。隔壁科室的小王凑得最近，脑袋几乎要贴到我手上的信封，“张哥，你可太牛了！我去年考了一次都没考上，你这还是边上班边复习，太厉害了！”他说话时呼出的白气，落在信封上，又添了一层薄霜。
也有人悄悄往后退，比如总务处的老刘——平时总在茶水间说“残疾人还折腾啥，安安分分领工资得了”的老刘，此刻正缩着脖子往办公室门后的阴影里躲，手里攥着的扫把杆被他捏得发白，眼神却时不时往我这边瞟，像偷瞄糖块的孩子，藏着几分不甘。
我深吸一口气，冰冷的空气钻进肺里，带着雪后特有的清冽。指尖刚碰到信封的封口，想把那层薄薄的胶水撕开，就被一只温暖的手按住了。
是工会主席老韩，他刚从财务室出来，身上还带着账本的油墨味，“别急，“这么重要的东西，得找个干净地方好好拆，别沾了雪水，把里面的通知书弄湿了。”
他拉着我的胳膊往办事处的传达室走，路过扫雪的工具房时，还不忘回头喊了句：“小王，帮张毅把扫帚收一下！记得靠在屋檐下，别让雪埋了！”小王响亮地应了声“好嘞”，弯腰去捡扫帚，动作麻利得像怕耽误了什么大事。
传达室里生着个旧煤炉，铁皮炉身上积着层黑灰，炉口冒着淡淡的青烟，暖融融的热气裹住全身，与外面的寒风形成两个世界。炉上坐着个搪瓷水壶，壶嘴滋滋地吐着白气，把靠窗的那片玻璃窗熏得雾蒙蒙的。老李把自己的搪瓷缸子拿过来，用热水冲了冲，倒满刚烧开的水递到我手里，“先暖暖手，你看你手冻得，指节都红了。”
我捧着搪瓷缸子，温热的触感从掌心传到胳膊，一直暖到心口。缸子上印着的“劳动最光荣”五个字，因为常年使用，颜色已经淡了大半，却还能看清轮廓。
等指尖的冰凉慢慢褪去，我才重新拿起那封录取通知书，指尖轻轻沿着信封边缘摸了一圈——这是个厚实的牛皮纸信封，边角被邮递员的手磨得有些毛糙，正面用宋体印着“省广播电视大学招生办公室”，下面是我的名字和地址，字迹工整，显然是机器打印的，唯有右下角“录取通知书专递”几个字，是用红色油墨盖的章，格外醒目。
拆开信封时，指尖还是忍不住抖，指甲不小心刮到了里面的纸张，我心里一紧，连忙放慢动作。
抽出里面的东西时，首先我看到的是张淡蓝色的通知书，上面印着学校的校徽——一个圆形的图案，里面是打开的书本和广播电视塔的轮廓，校徽下方是“省广播电视大学”的校名，用的是烫金字体，在煤炉的光线下泛着柔和的光。
通知书正文写着“同意录取你入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学制三年”，落款处是学校的红色公章，旁边还印着报到时间和需要携带的证件清单。
“汉语言文学，好专业！”老韩凑过来看，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伸手拍了拍我的膝盖——他拍得很轻，显然是顾及到我的残腿，“以后咱们单位写材料、搞宣传，可就靠你这位大学生了！说不定将来，你还能给咱们办事处写个总结报告，送到区里去呢！”
他的话刚落，门外就传来一阵脚步声，是办公室的赵姐，手里拿着个深蓝色的布包，脚步匆匆地走进来。
“张毅，听说你考上电大了？”她把布包往桌上一放，解开上面的带子，里面露出几本书，“我这有几本以前攒的文学书，你拿着用，比光看教材强。汉语言文学专业，得多读点原着才行。”
我探头一看，是《红楼梦》和《鲁迅全集》，都是竖排的版本，书页边缘有些卷边，却干干净净，没有一点污渍，显然是精心保存过的。
赵姐拿起《红楼梦》，翻到第一页，指着扉页上的一行小字说：“你看，这是我年轻时老师送我的，写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现在转送给你，正好应景。”那行字是用钢笔写的，字迹娟秀，末尾还画了个小小的笑脸，看得出来，当年写下这行字的人，心里满是期许。
正说着，门外忽然传来争执声，像是老刘的声音，带着几分急躁，还有小王的声音，听着有些委屈。我探头往门外看，只见老刘正指着小王手里的扫帚，不知道在说什么，小王涨红了脸，手里紧紧攥着扫帚杆，像是在反驳。隐约间，我听见“凭啥他残疾人能上大学”“还不是走了运”的话，从老刘嘴里飘过来，像碎冰碴子，扎得人耳朵疼。
老韩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他放下手里的搪瓷缸子，刚要起身出去，却被我拉住了胳膊。“算了韩主席，”我把录取通知书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那里贴着胸口，能感受到纸张的温度，“没必要跟他争，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可老韩没听我的，他径直走了出去，声音不大，却很有力，像冬天里敲在冻地上的锤子：“老刘，说话注意点分寸。张毅这一年多，每天早上五点就去档案室看书，晚上加班到十点多，档案室的灯多少天都是他最后关的？你每天下班就往家跑，看见过吗？他腿不方便，走路上班要比别人多花半小时，却从来没迟到过一次，你做到了吗？”
老刘被说得脸一阵红一阵白，嘴巴动了动，想反驳，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只能嘟囔着“我就是随口说说，又没别的意思”，然后灰溜溜地拿起自己的扫帚，往办公楼后面的空地走，脚步走得飞快，像是怕再被老韩抓住话柄。
小王跑过来，脸上带着得意的笑：“韩主席，您说得太对了！张哥每天在档案室学习，我好几次加班都看见，他桌上的台灯亮到很晚，有时候还能听见他小声背英语单词呢！”
等老李回来，我正翻着赵姐给的《鲁迅全集》，翻到《故乡》那一页，里面夹着一片干枯的枫叶，颜色已经变成了深褐色，却还保持着完整的形状。
赵姐说：“这是我当年去北京出差时捡的，想着夹在书里当书签，后来忘了，你要是不嫌弃，就用着吧。”
那天下午，我没再去扫雪，却比扫雪还累。同事们三三两两地来传达室祝贺，有人从家里带了苹果，塞到我手里，说“祝你以后学业顺利”；有人拍着我的肩膀，说“以后就是大学生了，可得多带带我们这些没文化的”；也有人只是站在门口，远远地看着，眼神复杂，说不上是羡慕还是嫉妒。
我把录取通知书小心地放进一个铁盒子里——那是我去年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外面印着“上海牌手表”的字样，里面放着我平时用的钢笔和笔记本。
我把铁盒子放在书桌的最上层，和之前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放在一起，那本书里还夹着“忘了我，别忘理想”的字条，每次翻开，都能想起档案室里那些挑灯夜读的日子。
傍晚回家时，雪又下了起来，细碎的雪花像柳絮一样，轻轻落在肩头，很快就化了，留下一点冰凉的痕迹。
我走得比平时慢，不是因为残腿不方便，而是想多感受这份踏实——手里拿着赵姐给的书，口袋里装着录取通知书，心里像揣着个小太阳，暖烘烘的。
路过巷口的老槐树时，我忽然看见树下站着一个人，穿着藏青色的棉袄，围着一条米白色的围巾，身形很像她——那个在档案室里给我送复习资料的人。
我心里一动，快步走过去，想看清她的脸，可等我走近，却只看见一片飘落的槐树叶——明明是冬天，槐树的枝干早就光秃秃的，不知道这叶子是从哪儿来的，它轻轻落在雪地上，很快就被新下的雪盖住，只留下一点淡淡的影子。
我站在槐树下，愣了一会儿，然后笑着摇了摇头——不管那个人是不是她，这份“别忘理想”的嘱咐，我终究没辜负。
回到家，我把录取通知书铺在桌上，就着台灯的光，仔细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拿出笔记本，一笔一画地在第一页写下：“1985年冬，收到省电大录取通知书。从此，路再远，也要走下去。”字迹算不上好看，却写得格外认真，每一笔都透着股坚定。
写完，我翻开赵姐给的《红楼梦》，刚读了两行“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就听见窗外传来自行车的铃铛声，叮铃铃的，在安静的巷子里格外清晰。
我探头一看，是下午的那个邮递员，他骑着自行车，在我家门口停下，手里拿着一个小包裹，冲我喊：“张毅，还有你的包裹！刚才送完通知书，回去整理邮件，发现还有一个你的，没写寄件人！”
我连忙跑出来，接过包裹，触感很轻，外面是一层牛皮纸，用麻绳捆着，绳结打得很整齐。我拆开一看，里面是一沓崭新的笔记本，封面是淡绿色的，上面印着“省广播电视大学”的校徽，和录取通知书上的一样。笔记本的扉页上没有字，却夹着一张小小的书签，上面用铅笔画着一朵梅花——花瓣层层叠叠，画得很细致，右下角还有一个小小的“梅”字，那是她的名字里的字。
我捏着书签，站在雪地里，雪花落在书签上，很快就化了，留下一点湿润的痕迹。忽然想起档案室里那本被我翻烂的《复习大纲》，想起那些咬着铅笔头解不出微积分的夜晚，想起考试时因紧张而颤抖的钢笔尖，眼眶一下子热了。
雪还在下，落在我的头发上、肩膀上，把整个巷子都染成了白色。我把书签放进笔记本里，和录取通知书一起，收进了那个铁盒子里。
明天，我要去档案室收拾东西——把我的复习资料、红蓝铅笔、还有那个裹着旧布的热水袋都拿回来，那里的“秘密基地”，该留给别人了。
而我的新路程，才刚刚开始。我知道，未来的路或许依然崎岖，要一边上班一边上课，要克服残腿带来的不便，要面对别人异样的眼光，但至少，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像雪地里的那道扫痕，虽然不规整，却实实在在地向前延伸着，通向更远的地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