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跳下车，双脚刚触到地面，那黏腻的泥浆便如活物一般缠上了裤脚。泥浆顺着裤管缓缓往下滴落，在泥泞的地面上积成一个个浑浊的小水洼，仿佛是大地被我们的闯入惊扰后流下的委屈泪水。
王善美突然发出一声低呼，他手中的公文包不知何时底部破了个洞，几页案卷正随着积水缓缓往地上滴落。那些案卷上的字迹在泥水里迅速晕染开来，变得模糊不清，就像我们此刻迷茫的前路。他急忙弯腰去捡，动作有些慌乱。就在这时，一张被雨水泡发的送货单从案卷中飘了出来，轻轻落在了我的脚边。
我蹲下身，目光被这张送货单吸引。1986年8月15日的日期下方，收货人签名处洇着一团可疑的墨迹。那墨迹颜色很深，像是有人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攥紧钢笔，将墨水都挤了出来，在纸上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抹去的痕迹。这痕迹仿佛是一个神秘的符号，暗示着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汽车站门口，一个卖茶蛋的老妇坐在小马扎上。她面前的锅里，茶蛋冒着腾腾热气，那浓郁的香味飘得老远，混着雨水蒸发的潮气，钻进鼻尖时竟带着几分暖意。老妇裹着件打了补丁的军大衣，领口立得老高，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双浑浊却精明的眼睛。那眼睛如同两潭深不见底的湖水，正紧紧盯着来往的行人。
见我们浑身湿透、裤脚挂着泥点，老妇突然笑了。她嘴角的皱纹挤在一起，露出几颗泛黄的牙，声音带着一种历经沧桑的沙哑：“小哥，从长垣来的吧？看这模样，怕是在村里遭了不少罪。”
王善美没说话，只是默默地点点头，然后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两毛钱，递了过去：“来两个茶蛋。”老妇接过钱，动作熟练地塞进腰间的蓝布荷包里。那荷包上绣的牡丹早已褪色，但针脚却依旧细密，仿佛在诉说着曾经的故事。她用长柄勺子在锅里搅了搅，茶蛋在褐色的卤汁里翻滚着，蛋壳上布满裂纹，卤汁顺着裂纹渗进去，散发出更浓的香气，引得人食欲大增。
“那地方邪乎得很，”老妇把茶蛋装进油纸袋，递过来时，声音压低了些，像是在说什么秘密，“前年发大水，村西头的河沟冲垮了，露出个古墓，里面挖出些青铜罐子、玉镯子。村里七个后生见了眼馋，连夜把东西挖出来卖了钱。结果你猜怎么着？”她顿了顿，故意卖了个关子，眼睛在我们脸上扫来扫去。见我们都紧紧盯着她，她才接着说，“不到半年，五个后生就没了——有在河边摸鱼时淹死的，有半夜骑车摔进沟里撞死的，还有一个，好好的突然就发了疯，最后跳进井里没了踪影。”
我心里一沉，下意识地看了眼王善美。只见他握着油纸袋的手紧了紧，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老妇又往我们身边凑了凑，声音压得更低，几乎要贴在我们的耳边：“剩下的那个，现在天天在司法所门口要饭呢，怀里总揣着块青铜碎片，见人就说‘欠债要还’，谁劝都不听。”
王善美咬了口茶蛋，卤汁的咸香在嘴里散开，却压不住他心里涌起的涩意。他突然摸向内袋，指尖碰到律师证的塑料封皮时，才稍稍松了口气——还好，证件还在。可当他翻开律师证封面，却愣住了：夹层里不知何时多了张冥币，是1988年版的贰角纸币。纸页粗糙，上面印着阎罗王的画像，画像周围还写着“地府通用”四个字，在晨光中显得格外清晰，甚至透着几分诡异。
他把冥币抽出来，指尖捏着纸页，只觉得一阵发凉。那凉意顺着指尖蔓延到全身，让他不禁打了个寒颤。远处传来长途汽车的鸣笛声，声音尖锐，打破了清晨的宁静。王善美最后看了眼脚边的泥地，几页泡烂的债条还躺在那里。雨水慢慢褪去后，那些晕染的“无”字竟在泥水里舒展开来，边缘的墨迹勾勒出古怪的弧度，像一个个诡异的笑脸，无声地嘲笑着我们这趟徒劳的旅程。
就在这时，一阵拖拉机的突突声由远及近。一个老农戴着破旧的草帽，坐在拖拉机上，车斗里装着一些发霉的玉米棒。拖拉机在我们身边停下，老农跳下车，看了我们一眼，眼神中带着一丝好奇。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看这狼狈样。”老农问道。
王善美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我们的遭遇简单地说了一遍。老农听后，皱了皱眉头，说：“这长垣的事儿啊，我听说了一些。那古墓的事儿邪乎得很，你们还是小心点为好。不过，你们现在这是要去哪儿？”
“我们打算先到郑州，坐火车回宜城。”我回答道。
老农点了点头，说：“郑州啊，那可是个大地方。不过，你们这一路上可得注意安全。我看你们像是办大事的人，可别被这些邪乎事儿给绊住了。”
说完，老农又跳上拖拉机，突突的排气声渐渐远去，他的身影也消失在晨雾里。王善美突然想起上次火车站上那个戴眼镜的北京大学生，对方临别时塞给他一张字条。纸条叠得方方正正，上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1989年7月16日，郑州火车站，穿红毛衣的孕妇。”此刻字条正放在西装内袋里，被雨水浸得慢慢发潮，字迹也开始模糊。
他小心翼翼地掏出字条，轻轻展开，看着那已经有些模糊的字迹，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那个即将临盆的女人，是不是还攥着与他手中一模一样的欠条，在站台的雨棚下等候？等候那班永远不会到来的列车，等候一个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
“这案子，越来越复杂了。”王善美喃喃自语道。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别想太多了，我们先到郑州再说。也许到了那里，会有新的线索。”
王善美把冥币塞进律师证夹层，又将油纸袋叠好，放进公文包。他看着公文包上那个破洞，苦笑着说：“哪怕这三千元货款终究成了泡影，这些东西，也是这趟险途里，唯一能证明我们来过的痕迹。”
长途汽车的鸣笛声再次响起，仿佛是在催促我们上路。我拉了拉王善美的胳膊，声音带着几分疲惫，却依旧坚定：“走吧，先到郑州坐火车回宜城。”
“我看这案子，还没结束。”王善美说，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不屈的执着。
我点点头，跟着他往汽车走去。每一步都踏在泥泞的地面上，发出“噗嗤噗嗤”的声音，仿佛是我们与这片土地的对话。身后，卖茶蛋的老妇又开始吆喝起来，声音在晨雾里飘得很远，与汽车的鸣笛声、行人的脚步声混在一起，渐渐织成了1989年秋，豫东平原上一幅寻常却又透着几分悲凉的画卷。
而那本泡透的《刑事诉讼法》笔记本，还躺在拖拉机的车斗里，被发霉的玉米棒压着。纸上“仁义不施”与“而攻守之势异也”融成的混沌蓝，正慢慢被晨光晒干，留下一道深浅不一的印记，像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这道伤疤，不仅刻在纸上，更刻在我们的心中，提醒着我们这一路的艰辛与不易。
我们登上了长途汽车，汽车缓缓启动，驶向未知的远方。窗外的景色不断变换，但我们的心情却依旧沉重。那神秘的送货单、邪乎的古墓传说、突然出现的冥币以及那个未知的孕妇，都像一团团迷雾，笼罩在我们的前方。
“你觉得那个孕妇和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我忍不住问道。
王善美沉思了片刻，说：“目前还不清楚，但那个北京大学生既然特意留下这个字条，肯定有其深意。也许到了郑州，一切都会有答案。”
我望着窗外，心中默默祈祷着。希望这一路上的迷雾能够早日散去，让我们找到真正的真相，给那些受冤的人一个公道。而此时，汽车正载着我们，驶向那充满未知与挑战的郑州，一场新的较量即将拉开帷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