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水曾流寒血，雍城遍起残烟。
六世衰微谁可挽？公执铁券开边。
求贤不惜国柄，任法敢破陈篇。
若非当年秦公在，哪得始皇定九寰？
周显王七年，公元前361年，秦国雍城的宗庙哭成了一片海。老秦献公刚咽气，年仅二十一岁的嬴渠梁，也就是后来的秦孝公，穿着麻布孝服，站在宗庙的青铜礼器前，听着殿外此起彼伏的叹息声，心里跟揣了块冰似的——这“秦老板”的位置，看着是世袭罔替的风光，实则接手的是个连工资都快发不出的“破公司”。
《史记·秦本纪》里写得明白：“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翻译过来就是，其他六国开会团建，连个邀请函都不给秦国发，还背地里叫人家“西边的蛮夷”。更惨的是家底，献公在位时跟魏国死磕，少梁之战虽然赢了点地盘，可秦国本来就穷，经这么一折腾，粮食储备只够撑半年，边境上的士兵连像样的盔甲都没有，穿的是缝了又缝的麻衣，拿的是锈得掉渣的青铜剑——这哪是战国七雄，分明是七雄里的“困难户”。
孝公刚继位那几天，天天睡不着觉，夜里披着衣服在宫殿里转圈，看着墙上挂的秦国地图，越看越心焦。雍城的冬天冷得刺骨，宫殿里的炭火只够烧到后半夜，侍从想多添几块，还被他拦住了：“士兵们在边境冻得发抖，我这里多烧一块炭，就是多浪费一份国力。”这话传到军营里，士兵们倒是感动，可感动不能当饭吃，边境的匈奴还在时不时来抢一把，东边的魏国更是虎视眈眈，恨不得把秦国这块“肥肉”吞下去。
有天早朝，老臣甘龙颤巍巍地站出来，说要恢复旧制，靠祖宗的“德行”感化诸侯。孝公听着就乐了，手里把玩着一枚磨损的秦币，慢悠悠地说：“甘老大人，祖宗要是有灵，咱秦国也不至于穷到现在。人家魏国用李悝变法，现在粮食堆得吃不完；齐国靠邹忌改革，国力比咱强十倍。咱要是还抱着‘旧制’不放，再过十年，恐怕连雍城都保不住了。”
这话一出口，朝堂上鸦雀无声。孝公知道，光说不练假把式，要想让秦国翻身，必须得找个“能人”来帮衬。可秦国这名声，就跟现在的“三无公司”似的，怎么吸引人才？他思来想去，最后拍板：搞个“全球招聘启事”，也就是后来震惊列国的《求贤令》。
孝公写《求贤令》的时候，没让史官代笔，自己趴在案头写了三天三夜，写得手都酸了，最后还亲自修改了五遍。这篇令文后来被收录在《史记》里，堪称战国时期最有诚意的“招聘文案”，放到现在，绝对能上热搜#最敢说实话的老板#。
咱先看看原文有多实在：“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翻译过来就是：“我祖宗秦穆公当年可牛了，东打晋国，西压戎狄，天子都给咱颁奖，诸侯都来道贺。可惜后来几任国君不争气，国内乱得一团糟，魏国把咱河西的地盘抢了，诸侯都看不起咱，这是咱秦国最大的耻辱！我爹献公想报仇，没来得及就走了，我现在想起这事就心疼。现在只要有人能帮秦国变强，我不仅给你当大官，还跟你平分土地！”
这文案牛在哪？第一，不装。别的诸侯发求贤令，都吹自己国家多厉害，孝公倒好，上来就揭家底，把祖宗的“黑历史”和现在的“穷困境况”全说出来，显得特真诚；第二，够狠。“尊官”“分土”，这可是实打实的好处，相当于现在老板说“只要你能帮公司上市，我给你股份，还让你当cEo”，诱惑力直接拉满。
《求贤令》一发布，跟扔了颗炸弹似的，列国的人才都炸锅了。有本事的人都在琢磨：“秦国虽然穷，但这老板够实在，还舍得放权，说不定是个干大事的机会。”其中就有个叫卫鞅的，也就是后来的商鞅，当时正在魏国相国公叔痤家里当“中庶子”，说白了就是个秘书，空有一身本事没处使。
公叔痤临死前跟魏惠王推荐卫鞅，说：“这小伙子是个奇才，你要是不用他，就赶紧杀了他，别让他跑到别的国家去。”结果魏惠王以为公叔痤老糊涂了，没当回事。卫鞅听说秦国在招贤，心里一动：“与其在魏国当一辈子秘书，不如去秦国赌一把。”收拾了简单的行李，揣着一本《法经》，就往西直奔秦国而去——这一去，不仅改变了卫鞅的命运，更改变了整个秦国的命运。
卫鞅到了栎阳（当时秦国的都城，在现在的陕西西安附近），没直接去见孝公，而是先找了孝公的宠臣景监，托他帮忙引荐。景监收了卫鞅的礼物，又听他吹了半天牛，觉得这小伙子不像骗子，就答应帮他安排面试。
可谁知道，第一次面试，卫鞅就踩了雷。他跟孝公聊的是“帝道”，也就是尧舜禹那套治国理念，说要靠仁德感化百姓，慢慢实现天下太平。孝公听得直打哈欠，心里想：“我现在要的是快速变强，你跟我聊尧舜？这不是扯犊子吗？”等卫鞅走了，孝公把景监骂了一顿：“你推荐的这是什么人？净说些没用的废话！”
景监回来又把卫鞅骂了一顿，卫鞅却不慌不忙：“老板第一次没听进去，是因为我没找对路子。你再帮我安排一次，这次我跟他聊‘王道’。”第二次面试，卫鞅跟孝公聊的是周文王、周武王那套，说要靠礼仪教化百姓，建立稳定的秩序。孝公还是没兴趣，听完了跟景监说：“这人还是不行，跟我想要的不一样。”
景监又去找卫鞅，卫鞅这次却笑了：“我知道老板想要什么了，你再帮我安排一次，这次保证他满意。”第三次面试，卫鞅一上来就没绕圈子，直接跟孝公聊“霸道”，也就是怎么通过变法强兵，快速称霸诸侯。这下可算说到孝公心坎里了，孝公越听越精神，身子往前凑了凑，还时不时点头：“对，就是这个意思！”两人从早上聊到晚上，聊得忘了吃饭，孝公甚至把膝盖都往前挪了好几次（当时古人是跪坐，膝盖往前挪表示听得入迷），《史记》里说“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这场景，跟现在老板遇到一个能解决公司核心问题的人才，聊得忘了下班一模一样。
面试通过了，孝公心里却还有点犹豫：变法这事儿，牵扯太大，朝堂上肯定有很多人反对，要是搞不好，反而会引发内乱。有天晚上，孝公把卫鞅叫到宫里，两人对着一盏油灯，聊到半夜。孝公说：“我想变法，可又怕天下人笑话我，还怕老臣们反对，你说怎么办？”
卫鞅一句话就点醒了他：“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翻译过来就是：“想干大事就别怕别人说闲话，聪明的人都是在事情没成之前就看到机会，笨蛋都是等事情成了才明白。老百姓只能跟着享受成果，没法一起商量怎么开始。只要能让国家变强，就不用守着老规矩；只要能让百姓得利，就不用循规蹈矩。”
孝公听完，一拍大腿：“说得对！就这么干！”第二天早朝，孝公直接宣布要变法，让卫鞅负责制定变法条例。果然，老臣甘龙、杜挚立刻站出来反对，甘龙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杜挚也跟着附和：“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说白了就是“老规矩不能变，变了会出乱子”。卫鞅直接回怼：“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意思是“你们说的都是老掉牙的话，三代（夏商周）礼仪不一样，照样当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这些）法律不一样，照样称霸。聪明的人制定规矩，笨蛋才守着规矩不放。”
这番话把甘龙、杜挚怼得没话说，孝公趁机拍板：“卫鞅说得对！从今天起，秦国开始变法，谁要是敢反对，按律处置！”就这样，在孝公的全力支持下，卫鞅的变法大戏，正式在秦国拉开了序幕。
变法可不是嘴上说说，得有实际行动。卫鞅第一步就搞了个“立木为信”，这事儿现在还被当成“诚信”的典范。当时秦国老百姓对官府的话根本不信，觉得官府只会忽悠人。卫鞅就找了根三丈高的木头，立在栎阳的南门，贴了张告示：“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十金。”
老百姓围了一圈，都在那儿议论：“这木头又不重，搬过去就给十金？肯定是骗人的。”没人敢动。卫鞅又把赏金提到五十金，这下更没人信了，都说“官府这是想耍我们玩”。直到有个叫“张三”（史书记载里没名字，咱就给他起个常见名）的壮汉，心里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搬过去要是不给钱，大不了骂一顿官府，也不吃亏。”扛起木头就往北门走，一路引来无数人围观。
到了北门，卫鞅当场让人把五十金给了张三，金灿灿的金子晃得众人眼都花了。这下老百姓都信了：“原来官府这次是来真的！”《史记》里写“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这招虽然简单，却给变法立了个“诚信招牌”，为后来的法令推行打下了基础。
接下来就是具体的变法内容，条条都戳中秦国的痛点：
1. 废井田，开阡陌：以前土地都是贵族的，老百姓只能租种贵族的地，交完租子自己剩不下多少。现在把土地分给老百姓，谁种的地谁有所有权，还能自由买卖——这相当于现在的“土地改革”，老百姓种地有了奔头，粮食产量一下子就上来了；
2. 奖励耕织：谁家粮食种得多、布织得多，就给奖励，还能免除徭役；要是家里穷得没饭吃，还不干活，就把全家罚为奴婢——这招直接把秦国变成了“农业卷王”，没过几年，秦国的粮仓就堆得满满的，再也不用愁粮食不够吃了；
3. 奖励军功：以前士兵打仗，立功了都是贵族得利，普通士兵最多混口饭吃。现在不一样了，不管你是贵族还是平民，只要在战场上杀了敌人，就按人头算军功，杀一个敌人给一级爵位，还能分土地、房子、奴婢；要是临阵脱逃，就杀全家——这一下就把士兵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秦国士兵后来成了“虎狼之师”，打仗的时候眼睛都红了，就想着多杀敌人赚军功，六国士兵见了都怕；
4. 推行县制：把秦国分成三十一个县，每个县设县令、县丞，由国君直接任命，以前贵族的封地被收回来，贵族再也不能在自己的封地里当“土皇帝”——这招加强了中央集权，孝公能直接掌控全国的权力，再也不用担心贵族叛乱；
5. 统一度量衡：以前秦国各地的尺子、斗、秤都不一样，买个东西都得换算半天，做生意特别不方便。现在统一了标准，不管在秦国哪个地方，用的都是一样的度量衡——这相当于现在统一了“计量单位”，方便了经济发展。
可变法哪有那么容易？贵族们利益受损，到处散布谣言，说卫鞅“乱政”，还故意违法给卫鞅难堪。有一次，太子驷（也就是后来的秦惠文王）不小心犯了法，贵族们都等着看卫鞅怎么处理——要是处理太子，就是不给国君面子；要是不处理，变法就成了“笑话”。
卫鞅也不含糊，跟孝公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意思是“法律推行不下去，就是因为上层有人违法。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不能处罚，但可以处罚他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一个割掉鼻子，一个在脸上刺字。”
孝公一听，咬了咬牙：“就按你说的办！”这下可把贵族们吓住了，连太子的老师都敢罚，谁还敢违法？公子虔被处罚后，躲在家里八年不敢出门，再也不敢反对变法。《史记》里说“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变法十年，秦国彻底变了样，路上没人捡别人丢的东西，山里没有盗贼，老百姓都能吃饱穿暖，士兵们打仗嗷嗷叫，私下里却不敢打架斗殴，整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变法让秦国富了起来，粮食多了，士兵强了，孝公心里的“复仇之火”又烧了起来——当年魏国抢了秦国的河西之地，还把秦国当“蛮夷”，现在该是时候报仇了。
公元前354年，赵国攻打魏国的盟国卫国，魏国派庞涓率军攻打赵国，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秦国求救，齐威王派田忌、孙膑率军救赵，就是后来着名的“围魏救赵”。孝公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就派卫鞅率军攻打魏国的河西之地。
卫鞅率军到了河西，没直接跟魏军硬拼，而是派人给魏军将领公子卬送了封信，信里说：“当年我在魏国的时候，跟你关系挺好，现在咱们成了敌人，我不忍心跟你打仗。不如咱们约个时间，在军营里喝顿酒，签个和平协议，然后各自撤兵，怎么样？”
公子卬觉得卫鞅够意思，就答应了，没带多少人就去了卫鞅的军营。结果刚喝了两杯酒，卫鞅使了个眼色，埋伏好的士兵就冲了出来，把公子卬抓了起来。魏军没了将领，一下子乱了套，秦军趁机发起进攻，把魏军打得大败，收复了河西之地——这就是《史记》里说的“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
虽然这招有点“不地道”，但在战国时期，兵不厌诈，能打赢才是硬道理。河西之战的胜利，让秦国终于收回了被魏国占领几十年的土地，更重要的是，秦国终于有了东出函谷关的跳板，再也不是那个被六国看不起的“蛮夷之国”了。
公元前343年，周天子周显王派人给孝公送了祭肉，封孝公为“伯”（诸侯之长），这可是当年秦穆公才有的荣誉。公元前342年，诸侯们都来秦国朝贺，连以前看不起秦国的韩国、赵国，都派人来送礼——秦国终于扬眉吐气了，孝公站在雍城的城楼上，看着前来朝贺的诸侯使者，心里感慨万千：“当年爹临终前攥着我的手，说‘一定要让秦国变强’，今天总算对得起爹，对得起列祖列宗了！”
这时候的秦国，已经不是那个连诸侯会盟都挤不进去的“破落户”，而是能让周天子亲自颁奖、诸侯主动巴结的“强国新贵”。各国的使者看着栎阳城里整齐的街道、装备精良的士兵，还有粮仓里堆得冒尖的粮食，都在心里嘀咕：“这秦国咋跟开了挂似的？再这么下去，以后中原的事儿，恐怕得听秦国的了！”
孝公可没飘，他知道秦国现在只是“初步小康”，离真正的“称霸诸侯”还有距离。他跟卫鞅商量：“现在河西之地收回来了，但魏国的底子还在，咱们得趁胜追击，再扩大点地盘。另外，栎阳城太小了，而且位置偏东，不利于掌控西边的戎狄，不如咱们迁都吧？”
卫鞅觉得这主意好，两人选来选去，最后选定了咸阳（现在的陕西咸阳）。咸阳地处关中平原腹地，左边是函谷关，右边是散关，前面是武关，后面是萧关，四面都有天险，易守难攻，而且土地肥沃，适合发展农业。公元前350年，孝公下令迁都咸阳，还在咸阳修了新的宫殿、城墙，制定了新的都城规划，把全国的百姓和贵族都迁到咸阳附近，方便管理。
迁都之后，孝公又让卫鞅搞了“第二次变法”，进一步巩固变法成果：一是“废井田”更彻底，把以前贵族手里的土地全部分给百姓，彻底打破了贵族对土地的垄断；二是“推行小家庭制”，规定家里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否则就要多交赋税，这招不仅增加了国家的税收，还提高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三是“统一度量衡”更细化，连马车的车轮间距都统一了，方便全国的交通和贸易。
第二次变法之后，秦国的国力又上了一个台阶。公元前341年，魏国跟齐国打了“马陵之战”，庞涓战死，魏军主力被消灭，魏国从此一蹶不振。孝公抓住这个机会，再次派卫鞅率军攻打魏国，这次秦军势如破竹，不仅把魏国在河西的最后一块地盘抢了过来，还打到了魏国的都城安邑附近。魏惠王吓得赶紧派人求和，把河西之地全部还给秦国，还把都城从安邑迁到了大梁（现在的河南开封）——这一下，魏国彻底失去了“霸主”的地位，而秦国则成了西部最强大的国家。
熟悉历史的都知道，“变法者”大多没好下场，比如后来的吴起、王安石，要么被杀，要么被罢官。但卫鞅在秦国变法二十年，不仅没被收拾，还被孝公封了“商君”，给了他商於之地（现在的陕西商洛一带）十五座城，成了秦国最有权势的大臣之一，这背后全靠孝公的“无条件信任”。
有一次，有个叫赵良的隐士找到卫鞅，劝他：“你现在权力太大了，得罪的贵族也太多了，不如早点交出权力，回老家养老，不然等孝公不在了，你肯定会倒霉。”卫鞅没听，不是他狂妄，是他知道，孝公会一直护着他。
孝公对卫鞅的信任，可不是嘴上说说。有一回，朝堂上有个贵族诬告卫鞅“谋反”，还拿出了伪造的证据。孝公连查都没查，直接把那个贵族拉出去砍了，还对大臣们说：“商君是我秦国的功臣，谁要是再敢诬告他，就是跟我作对！”
还有一次，卫鞅的女儿嫁给了太子驷（后来的秦惠文王），有大臣说：“商君是臣子，他的女儿怎么能嫁给太子？这不合规矩。”孝公却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商君为秦国立了大功，他的女儿配得上太子。”就这么一句话，堵住了所有人的嘴。
其实孝公心里清楚，卫鞅的变法虽然让秦国变强了，但也把贵族得罪遍了，卫鞅的命运，跟他这个国君牢牢绑在一起。他不止一次跟卫鞅说：“我活着一天，就保你一天；等我百年之后，我会让太子继续信任你，你放心大胆地干。”
卫鞅也没辜负孝公的信任，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秦国的变法和建设上，连家都很少回。有一年，卫鞅的母亲在魏国去世，他因为忙着制定新的税法，都没能回去奔丧。孝公知道后，亲自去卫鞅家里安慰他，还把自己的一块封地赏给了卫鞅的母亲，算是替卫鞅尽孝。
《史记》里虽然没直接写两人的“友谊”，但从“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孝公行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这句话就能看出来，要是没有孝公的全力支持，卫鞅的变法早就被贵族们推翻了。这对君臣，一个敢放权，一个敢做事，堪称战国时期的“君臣典范”，比后来刘备和诸葛亮的“鱼水之情”，还要早一百多年。
公元前338年，孝公病倒了。这一年，他才四十四岁，本来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却因为常年操劳国事，积劳成疾，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弥留之际，孝公把卫鞅叫到床边，拉着他的手说：“我不行了……秦国就交给你和太子了。你一定要帮太子把秦国继续变强，完成我没完成的心愿……”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卫鞅也红了眼眶，跪在床边说：“君上放心，我一定不负您的重托，就算粉身碎骨，也要让秦国称霸诸侯！”
孝公还想再说点什么，却一口气没上来，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这位把秦国从“破落户”带成“强国新贵”的君主，就这样走完了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孝公去世后，太子驷继位，也就是秦惠文王。惠文王刚继位，以前被变法打压的贵族们就跳了出来，为首的就是当年被割掉鼻子的公子虔。他们联名诬告卫鞅“谋反”，说：“卫鞅权力太大，现在君上刚继位，他肯定会趁机夺权，不如早点把他杀了，以绝后患。”
惠文王虽然知道卫鞅是功臣，但刚继位根基不稳，需要贵族们的支持，而且他当年因为犯法，老师被处罚，心里对卫鞅也有点记恨。于是，他下令逮捕卫鞅。
卫鞅知道自己难逃一死，就从咸阳逃了出来，想逃到魏国去。可魏国因为当年被卫鞅骗了公子卬，还丢了河西之地，对他恨之入骨，不肯收留他。卫鞅没办法，只能回到自己的封地商於，组织家丁和百姓反抗，但寡不敌众，最后还是被秦军抓住了。
公元前338年，卫鞅被处以“车裂”之刑（也就是五马分尸），他的家族也被满门抄斩。一代变法功臣，就这样落了个惨死的下场，让人唏嘘不已。
但有意思的是，惠文王虽然杀了卫鞅，却没废除卫鞅的变法。他心里清楚，秦国能有今天的强大，全靠卫鞅的变法，要是废除了变法，秦国就会回到以前的“破落户”状态。所以，他一边杀了卫鞅，平息贵族们的怨气，一边继续推行变法，还重用卫鞅培养的人才，比如公孙衍、张仪等人，让秦国的国力继续增强。
孝公要是泉下有知，应该会感到欣慰。他虽然没能亲眼看到秦国称霸诸侯，但他打下的基础，却为后来的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始皇铺平了道路。一百多年后，他的六世孙秦始皇嬴政，就是靠着孝公和卫鞅留下的“变法遗产”，横扫六国，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朝。
《史记》里说：“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这段话，不仅是对孝公和卫鞅的评价，更是对秦国崛起的最好总结。
现在回头看孝公的一生，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个被严重低估的君主。提起战国时期的明君，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齐桓公、晋文公，或者后来的秦始皇，但很少有人会想到秦孝公。可要是没有孝公，就没有卫鞅的变法，没有变法后的强大秦国，也就没有后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来说，孝公才是“秦朝统一”的“第一奠基人”。
他的一生，就像一场“逆风翻盘”的游戏：
开局：接手一个“经济破产、军事落后、国际地位低下”的烂摊子，相当于游戏里选了最难的“地狱模式”；
中期：靠一篇《求贤令》招到“顶级玩家”卫鞅，然后“无条件信任”，让卫鞅放手改革，相当于给游戏开了“正确的外挂”；
后期：迁都咸阳，东出函谷，收复河西，让秦国从“蛮夷之国”变成“强国新贵”，相当于成功“通关”，还解锁了“称霸诸侯”的隐藏剧情。
他身上最难得的品质，不是雄才大略，而是“敢认错、敢放权、敢坚持”。
敢认错：他不像其他诸侯那样，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而是敢于承认秦国的落后，还在《求贤令》里公开揭祖宗的“黑历史”，这种勇气，在当时的诸侯里，没几个能做到；
敢放权：他把秦国的军政大权都交给卫鞅，甚至允许卫鞅处罚自己的儿子和老师，这种“用人不疑”的魄力，比后来的刘邦、朱元璋，还要大气；
敢坚持：变法遇到阻力时，他没有退缩，而是坚定地站在卫鞅这边，哪怕得罪所有贵族，也要把变法推行下去，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正是秦国能变强的关键。
有人说，孝公的运气好，遇到了卫鞅；可反过来想，要是卫鞅没遇到孝公，他可能一辈子都只是魏国相府里的一个小秘书，永远没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就像现在的职场，一个有能力的员工，要是遇到一个不信任、不放权的老板，也很难做出成绩。所以，孝公和卫鞅的相遇，是“明君遇贤臣”的幸运，更是秦国的幸运。
孝公去世后，秦国百姓为了纪念他，在咸阳城外修了一座“孝公祠”，每年都有人去祭拜。直到秦朝灭亡后，这座祠堂还存在了很长时间。后来，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专门去咸阳考察，还去了孝公祠，听当地百姓讲述孝公的故事，最后在《秦本纪》里，给了孝公极高的评价。
如果用现在的话来总结孝公的一生，大概就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创一代’，接手了一家濒临破产的‘家族企业’，靠真诚招聘到‘顶级cEo’，用二十年时间把企业打造成行业龙头，为后来企业成为‘行业垄断巨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战国策》《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