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储位伴药炉，龙潜三十载身孤。
刚扶玉玺安天下，却付江山与子夫。
革弊政，起贤徒，昙花一现永贞图。
可怜壮志随云散，只留青史叹命途。
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长安城飘着那年最后一场雪，东宫少阳院的药味比御膳房的肉香还浓。李诵坐在窗边，看着檐角的冰棱往下滴水，手里攥着的《倚天屠龙记》翻了半页没动——不是不想动，是右手抬不起来了。
这年他四十四岁，当太子已经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前，他还是个能拉三百斤弓、跟父皇德宗在行宫并肩打叛军的热血青年。那年朱泚造反，德宗带着一家老小往奉天跑，半道上粮食吃完了，李诵揣着几个麦饼徒步护驾，脚底板磨出血泡都没哼一声。德宗当时摸着他的头说：“吾儿类我。”可谁能想到，二十多年过去，“类我”的儿子先熬成了药罐子。
要说李诵这太子当得，那叫一个“忍”字诀练到满级。德宗脾气爆，又爱猜忌，宰相换了一茬又一茬，李诵愣是没跟任何一任宰相走太近。
早年卢杞当宰相，这人是出了名的“奸相”，天天给德宗灌迷魂汤，满朝文武敢怒不敢言。有人劝李诵：“太子您得说说，再这么下去朝堂要乱了！”李诵摇摇头：“父皇选的宰相，我要是瞎掺和，不成了挑拨父子关系？”后来卢杞倒台，德宗问他：“当年你咋不提醒我？”李诵还是那套话：“儿臣只知尽孝，不懂朝政。”德宗听完，反倒觉得这儿子稳重。
可稳重归稳重，架不住常年担惊受怕。德宗晚年多疑，连自己亲儿子都防着，东宫的人只要跟外臣多说一句话，保准被锦衣卫（当时叫神策军）盯上。李诵白天得陪着德宗处理奏章，晚上还得琢磨怎么别说错话，久而久之，这心劲儿就熬没了，身体也垮了。
贞元二十年九月，李诵突然中风，嘴歪眼斜，话都说不利索了。德宗听说后，踩着雪就往东宫跑，一进门看见儿子躺在床上，连端碗的力气都没有，老皇帝当场就哭了：“吾儿苦矣！”从那以后，德宗天天派人送药，可李诵的病就像烂泥潭里的石头，怎么捞都捞不起来。
《旧唐书·顺宗本纪》里写：“二十年九月，太子有疾，不能朝。上忧之，数自临视。”就这短短一句话，藏着多少父子间的无奈——老子怕儿子熬不过自己，儿子怕自己熬不到登基，偏偏俩人都没说破。
转过年来正月，德宗也病了。老皇帝躺在病床上，最惦记的还是儿子的病，好几次想召见李诵，可又怕看见儿子那副模样伤心。直到正月二十三，德宗快不行了，拼着最后一口气叫人把李诵抬过来。父子俩对视一眼，德宗想说什么，可喉咙里只发出“嗬嗬”的声音，李诵趴在床边，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掉，却连一句“父皇”都说不出来。
当天晚上，德宗驾崩。宫里顿时乱成一锅粥——老皇帝没了，新皇帝是个中风的病人，连登基大典都没法主持，这要是传出去，藩镇会不会造反？宦官会不会作乱？
多亏了宰相卫次公还算镇定，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拍着桌子喊：“太子虽有疾，天下属心久矣！若立他人，必大乱！”这话算是定了调子。正月二十四，李诵在太极殿登基，是为唐顺宗。
可谁都没想到，这位熬了二十六年的太子，登基后只当了一百八十六天皇帝。
顺宗登基那天，场面有点尴尬。按规矩，新皇帝得站在太极殿的龙椅前，接受百官朝拜，可顺宗连站都站不稳，最后是宦官扶着他，半坐半靠在龙椅上，连“平身”两个字都说得含糊不清。
可就是这么个连话都说不利索的皇帝，一上台就搞了场大动作——史称“永贞革新”。
顺宗心里跟明镜似的：自己身体不行，要是不趁着刚登基的劲儿干票大的，等哪天撑不住了，这江山就成了宦官和藩镇的囊中之物。他早就暗地里培养了一群心腹，为首的是王叔文和王伾，还有柳宗元、刘禹锡这些后来被称为“二王八司马”的官员。
这群人里，王叔文最有本事，也最敢干。顺宗登基第二天，王叔文就以皇帝的名义下了两道圣旨：第一道，废除“宫市”；第二道，废除“五坊小儿”。
先说这“宫市”，就是皇宫里的人到市面上买东西，说是买，其实跟抢差不多。宦官拿着一块破布，就能说这是“御用布料”，要你十匹好布的钱，你还不敢不给。有个农夫拉着一车柴去卖，宦官过来就说：“这车柴宫里要了，给你半匹布当钱。”农夫不答应，宦官直接把柴抢走，还把农夫打了一顿。这事传到顺宗耳朵里，他气得拍桌子（当然，是左手拍的），所以登基第一件事就是废宫市。
再说说“五坊小儿”，五坊是皇宫里养雕、鹰、鹞、鹘、狗的地方，这些管五坊的宦官就叫“五坊小儿”。他们比宫市的宦官还横，到了老百姓家里，说是“皇家养的鹰要喝水”，就得让你端最好的茶；要是说“狗饿了”，就得给肉吃，不给就砸你家东西。顺宗废了五坊小儿，老百姓听说后，街上放鞭炮的比过年还热闹。
《新唐书·顺宗本纪》里记：“罢宫市，罢五坊小儿。”就这七个字，背后是多少百姓的苦，又是多少宦官的恨。
可顺宗没停手，他知道，宦官最厉害的不是抢东西，是手里有兵权。当时神策军的兵权全在宦官手里，顺宗想把兵权收回来，交给自己信任的大臣。王叔文推荐了范希朝和韩泰，让他们去接管神策军。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宦官头子俱文珍当场就炸了：“兵权是咱们的命根子，给了他们，咱们还活不活？”他连夜召集其他宦官，跑到顺宗面前哭哭啼啼：“陛下，神策军是保卫皇宫的，要是交给外人，万一他们造反，谁来保护您？”
顺宗本来身体就不好，被宦官这么一闹，气得头晕眼花，话都说不出来。王叔文想再争辩，可宦官根本不给机会，直接把范希朝和韩泰挡在神策军军营外，俩人连军营的门都没进去。
兵权没拿回来，顺宗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到了三月，他连早朝都没法上了，所有奏章都得靠王叔文等人先看完，再念给他听，他点头就准，摇头就驳回。可这么一来，满朝文武都觉得：这皇帝跟个傀儡似的，实权都在王叔文手里。
藩镇也开始闹事。淮西节度使吴少诚上书，说王叔文“专权乱政”，要求顺宗把王叔文撤职。俱文珍趁机联合几个老臣，天天在顺宗面前说王叔文的坏话，说他“想谋反”“想架空皇帝”。
顺宗心里清楚王叔文是忠臣，可他自己说话没人听，身体又撑不住，只能眼睁睁看着王叔文被排挤。五月，俱文珍等人逼着顺宗下旨，让王叔文去当渝州司户参军，把他赶出了长安。
王叔文走的那天，天上下着小雨。他骑着马出长安城门，回头看了一眼皇宫，叹了口气：“吾志未竟，奈何天不假年！”我们中学课本里学的“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说的就是刘禹锡和王叔文这群人的遭遇。
王叔文被赶走后，顺宗的日子更不好过了。俱文珍等人见顺宗没了靠山，就开始琢磨着换皇帝。他们选中的人，是顺宗的长子李纯——也就是后来的唐宪宗。
六月，俱文珍带着一群宦官和老臣，跑到顺宗的病榻前，说是“百官请求陛下立太子”。顺宗躺在床上，看着这群人虎视眈眈的样子，心里明白：自己要是不答应，指不定会出什么事。他颤抖着抬起左手，在立太子的诏书上画了个圈。
几天后，李纯被立为太子。俱文珍还不满足，又开始逼着顺宗退位。七月，宫里传出消息：顺宗“自愿”退位，当太上皇，太子李纯登基。
《旧唐书·顺宗本纪》里写：“永贞元年八月庚子，诏曰：‘朕以寡德，纂承大统……今传位于皇太子，宜令所司择日册命。’”这道圣旨，说是顺宗“自愿”，可谁都知道，背后是宦官的逼迫。
退位那天，顺宗被人从病床上扶起来，换上太上皇的衣服，送到兴庆宫居住。他看着儿子李纯穿着龙袍，接受百官朝拜，嘴唇动了动，却什么都没说。也许他想起了二十六年的太子生涯，想起了刚登基时的雄心壮志，想起了王叔文那群还没来得及施展抱负的大臣，可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李纯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二王八司马”全贬到偏远地方。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刘禹锡被贬到朗州，其他几个人也没好下场。永贞革新就像一场短暂的烟火，刚点亮夜空，就熄灭了。
顺宗当了太上皇之后，身体越来越差。他住在兴庆宫，身边只有几个老宫女伺候，想见儿子李纯一面都难。有时候他坐在窗边，看着远处的皇宫，能看一整天，嘴里还念叨着“王叔文”“改革”之类的话，可没人听得懂，也没人愿意听。
元和元年正月，顺宗在兴庆宫驾崩，享年四十六岁。从登基到驾崩，不过一年多时间，真正掌权的日子，更是只有短短一百多天。
《新唐书》里评价顺宗：“顺宗之为太子也，留心艺术，善隶书。德宗之世，天下多故，太子常忧惧，不能言。及即位，锐意改革，而疾已甚，在位七月而逊位。”这段话算是公允，可也藏着惋惜——要是顺宗身体好点，要是他能多掌权几年，唐朝的命运，会不会不一样？
顺宗死了，可关于他的议论没停过。有人说他是个可怜的皇帝，半生熬太子，登基就生病，最后被宦官逼着退位，一辈子都在憋屈中度过；也有人说他是个有魄力的皇帝，明知自己身体不行，还敢跟宦官、藩镇叫板，搞永贞革新，虽败犹荣。
其实顺宗这一生，就像他登基时那场雪——来得突然，去得也快，可雪化了之后，总有人记得，曾经有过那么一场雪，想把长安的脏东西都盖住。他搞的永贞革新，虽然只维持了一百多天，可废除宫市、五坊小儿，实实在在帮老百姓解了困；他想收回兵权，虽然没成功，可也让后来的皇帝知道，宦官专权是个大麻烦。
就像刘禹锡在《玄都观桃花》里写的：“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顺宗虽然走了，可他的革新精神，他的那份不甘，却一直留在了唐朝的历史里。后来宪宗虽然贬了“二王八司马”，可也吸取了顺宗的教训，打压藩镇，整顿朝政，开创了“元和中兴”，说不定在某个深夜，宪宗也会想起自己的父亲，想起那个躺在病榻上还想改革的皇帝。
顺宗的故事，说到底，是一个普通人在皇权旋涡里的挣扎。他不是什么千古一帝，没有唐太宗的雄才大略，也没有唐玄宗的风流倜傥，可他有一颗想让天下变好的心，哪怕自己只有一百多天的时间，哪怕自己连话都说不利索，他也想试试。
这就够了。
毕竟，不是每个皇帝都能开创盛世，可只要心里装着老百姓，只要敢为天下先，就算只当一百多天皇帝，也值得被记住。
参考《新唐书》《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