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婆罗洲。
坤甸。
自伍廷芳与阿昌叔那次“友好”的拜访后，兰芳大统制共和国的旧都东万律，便被一种无形的低气压所笼罩。
荷兰人即将大军压境的消息，像雨季的瘴气，无声无息地渗透进这个百年华人自治体的每一个毛孔。
大唐总长刘阿生，感觉自己像是被架在火上炙烤的枯柴。
总厅之内，争吵声连绵不休，几乎要将这栋象征着百年基业的木楼屋顶掀翻。
“降！必须降！”
说话的是财政总管张敬亭，一个身材肥胖的商人，家族在坤甸经营着最大的米行和布庄。
“诸位，外有荷兰人的炮舰，内有金矿枯竭之忧，我们拿什么去挡？拿祖宗的牌位吗？那个太平洋渔业公司，背后是美国人，财雄势大。他们提出的条件虽然苛刻，但至少保留了兰芳的名号，也保全了我们在座各位的身家性命！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放屁！”
对面一个满脸大胡子的男人猛地站起，他是护卫队的副统领刘鼎，论辈分是刘阿生的族侄，
“张胖子，你收了那陈九多少好处？还有你家的生意早就和荷兰人勾勾搭搭，左右都是看人脸色吃饭，你当然想降！把那劳什子联合垦殖公司引进来，军权、外交、经济大权全交出去，我们兰芳还剩下什么？名号？屁！那就是个空壳子！我们这些人，以后都得看那什么公司董事会的脸色吃饭！百年的基业，就要毁在你这种软骨头手里！”
“我兰芳立国，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罗公带着我客家儿郎不愿为奴的一口气！今日向一个华人总会交权，明日向荷兰人低头，与亡国何异？我刘鼎宁可带兄弟们死在东万律的城头，也绝不受此屈辱！”
“死？说得轻巧！”
张敬亭冷笑，“你刘鼎一条烂命，死了就死了。可城内城外十几万客家乡亲呢？你让他们跟着你一起去死吗？你拿什么去跟荷兰人的克虏伯大炮斗？就凭你手下那几百杆连膛线都快磨平了的鸟枪？”
“死了也是堂堂正正的兰芳鬼！好过跪着当人家的狗！”
“你……你这是要让大家给你陪葬！”
一时间，总厅内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以降臣张敬亭为首的“主和派”，多是与殖民地贸易往来密切的商人和部分大姓宗族长老，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保全财富和地位。
而以刘鼎为代表的“主战派”，则多是军中宿将和一些坚守罗芳伯建国理念的老人，他们视兰芳的独立为主权，看得比性命还重。
刘阿生坐在主位上，听着两派的唇枪舌剑，一张老脸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他何尝不想保住祖宗基业？但伍廷芳那陆续送来的荷兰人军事和商业动向，像一块巨石，死死地压在他的心上。
“总长！您倒是说句话啊！”刘鼎急得双眼通红。
刘阿生疲惫地摆了摆手。“此事……容我再思量思量。”
金矿枯竭，贸易收入逐渐支撑不住，人心思动。
自己早就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无论选择哪一边，都将意味着兰芳的内部分裂与火并。他只能寄望于拖延，寄望于奇迹。
然而，阿昌叔从不相信奇迹。他只相信刀。
就在东万律的总厅里吵得不可开交之时，兰芳共和国的外围，阿昌叔亲自指挥的、更为血腥的“整合”已经如火如荼。
距离东万律百里之外的打拉根地区，盘踞着另一支由客家矿工组成的武装公司——“和顺公司”。
和顺与兰芳同根同源，却因矿脉归属和利益划分，百年来摩擦不断。
在荷兰人眼中，他们都是必须被铲除的“华人匪帮”。
和顺公司的首领，人称“金眼张”的张泽信，此刻正享受着雨季难得的清凉。
他躺在竹楼的吊床上，由两个达雅克族的女奴为他捶腿。
他听说了兰芳的困境，心中正盘算着如何趁火打劫，吞并兰芳残余的矿场。
突然，一名亲信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脸上满是惊恐。“大……大哥！不好了！山下的堂口……都被人端了！”
张泽信猛地坐起：“什么人？是荷兰人的部队吗？”
“不……不是！”亲信喘着粗气，“是……是一群打着义兴旗号的烂仔！有快枪！”
“义兴？”
张泽信愣住了。南洋的义兴堂口多如牛毛，哪个有胆子敢动他？
他话音未落，远处的雨林中，骤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
那声音清脆、连贯，绝不是他们手中那些老旧的单发枪所能发出的。
紧接着，几声沉闷的爆炸声传来，嘶喊声不绝于耳。
张泽信冲出竹楼，眼前的一幕让他肝胆俱裂。
只见山下的几个主要隘口，同时燃起了熊熊大火。
一群头上绑着红布的汉子，正呐喊着从四面八方冲杀而来。
他们的武器五花八门，有砍刀，有长枪，但冲在最前面的几十人，手里竟然都端着崭新的步枪！
更让他不寒而栗的是，在这群汉子之中，还混杂着一些个皮肤黝黑、眼神凶悍的打仔，他们手持转轮枪，行动如鬼魅，专门打哨兵的脑袋。
“顶住！给老子顶住！”张泽信拔出腰间的洋枪，声嘶力竭地吼道。
然而，他的抵抗在对方摧枯拉朽的攻势面前，如同螳臂当车。
那些手持连珠枪的悍匪，根本不与他们近战，只是远远地占据有利地形，进行精准的点射。和顺公司的矿工们还没看清敌人的脸，就成片成片地倒下。
混乱中，张泽信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的副手，也是他的堂弟，张泽义。
此刻，张泽义正带着一队人，从侧翼打开了寨门，将那群“义兴烂仔”放了进来！
“泽义！你……”张泽信双目欲裂。
张泽义远远地看了他一眼，随即转身，对着一名领头的老汉一拱手：“昌叔，幸不辱命。”
阿昌叔点了点头，他甚至没有亲自出手，只是站在一棵巨大的龙脑香树下，冷漠地看着这场单方面的屠杀。
他身后，站着数十名身穿黑色短衫、神情肃杀的汉子，他们是“九军”的骨干，是这场“整合”真正的操刀者。
那些所谓的“义兴烂仔”，正是从香港送来的第一批“开拓队”。
不到一个时辰，曾经在打拉根地区不可一世的和顺公司，便被彻底荡平。张泽信身中数枪，死不瞑目。
三天后，和顺公司被“香港义兴开拓队”兼并的消息，连同十几颗顽抗到底的头目的首级，一起被送到了东万律，摆在了刘阿生的面前。
总厅之内，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主战派”的成员，脸色惨白如纸。他们终于明白，对方根本没打算跟他们谈判。
“刘总长，”前来送信的，正是和顺公司的叛徒张泽义，他如今已是“婆罗洲联合垦殖公司”的筹备委员之一，
“昌叔让我给您带句话。兰芳的旗号，九爷要了。是体面地交出来，还是让东万律也像打拉根一样，血流成河。您，选一个。”
刘阿生瘫坐在椅子上，闭上了眼睛。
再拖下去，自己就更没得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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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丹戎巴葛码头。
作为大英帝国在远东的贸易心脏，这里永远是一派繁忙景象。
巨大的蒸汽货轮喷吐着黑烟，与来自福建、暹罗的传统帆船并排停靠。
不同肤色的水手和苦力，用各种语言叫喊着，将一箱箱的香料、锡锭和棉布运上运下。
在码头区一栋毫不起眼的四层南洋风格骑楼里，挂着一块“四海通”贸易公司的招牌。明面上，这是一家经营南北干货和船运代理的普通商行。
但在新加坡的华商中，所有人都知道，这家公司的主人，是如今海峡殖民地华人商圈里，一个不容小觑的外地佬——李齐名。
李齐名，四十一岁，广府人。
他总是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白色西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交游广阔，与殖民政府的官员、洋行的大班乃至各路私会党的头目，都维持着恰到好处的关系。
“爷，”一名精干的助手走了进来，低声汇报道，“长尾号到了。船上是天津来的第二批货，五百人，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分流到柔佛和霹雳州的几个新垦殖区去了。英国人那边，手续都齐全，没起疑心。”
“北地佬……”李齐名喃喃道，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他是旧金山冈州会馆的一个大华商，是陈九最早从旧金山派往南洋的骨干之一。
这些被称为“货”的北方灾民，将是南洋棋局上，最重要的一批生力军。
“香港那边的开拓队呢？”他问。
“第三批也到了。都是些桀骜不驯的刺头。已经按老规矩，打散了送去婆罗洲，交给昌叔的人了。估计不用半个月，又得死掉三成。”
助手面无表情地回答，仿佛在谈论一批牲口的损耗。
李齐名点了点头。他的“四海通”贸易公司，正是陈九在南洋进行人口调集和物资输送的总枢纽，是他用总会的钱吞下了一个新加坡本地华商的公司另起炉灶而成。这是一个精密的、多层次的系统。
在明面上，他是一个广州来的商人，拥有雄厚的财力，通过合法的商业活动，与英国的太古、怡和洋行，以及本地的华商建立广泛的合作。
他高价从苏门答腊进口胡椒，从马来半岛进口锡矿，再转手卖给美国的总公司，赚取差价。这些真实的、利润丰厚的贸易，为他所有的秘密行动提供了完美的掩护。
在暗地里，他则利用这些贸易合同，名正言顺地向南洋各地输送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
一种，是从香港打包送来的三合会“烂仔”。他们被冠以“种植园护卫”、“矿场保安”的名义，签订看似合法的劳务合同，然后被送到婆罗洲、马来半岛等地最混乱、最危险的前线，成为陈九势力扩张的炮灰和“脏手套”。
另一种，则是如今刚刚开始的、从天津运来的北方灾民。
他们同样以“契约华工”的身份，被分派到由华人总会秘密控股或合作的种植园与矿山。他们与本地的福建、广府、客家社群语言不通，没有任何瓜葛，像一张白纸，也因此，他们只会忠于那个给了他们饭碗和活路的组织——华人总会。
他们是陈九用来替换南洋旧有华人社群结构、建立一支只听命于自己的新生力量的“种子”。
“告诉下面的人，”李齐名转过身，神情严肃，“北地佬那边，一定要安顿好。吃穿用度，不能克扣。派去的管工，必须是我们自己人。我不希望他们到了南洋，还要再受二遍苦。”
“明白。”
就在这时，另一名助手敲门进来，神色紧张：“爷，甲必丹陈旭年派人送来请柬，请您明晚赴宴。”
李齐名的眉头微微一皱。
陈旭年，新加坡潮州帮的领袖，柔佛苏丹的密友，整个海峡地区最有权势的华人之一。这个人，代表着南洋最根深蒂固的旧势力。
“他终于坐不住了。”李齐名冷笑一声。
柔佛源源不断的动作，他的四海通接连不断送过去的劳工，已经严重触动了这些传统侨领的利益根基。
“备车，”他对助手说，“去一趟汇丰银行。我需要拜访一下杰克逊先生。”
托马斯·杰克逊，汇丰银行新加坡分行的主理人。
枪炮固然重要，但英国人的支持，必不可少。
他一点也不觉得难堪，比起美国，这里的英国人还算好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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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华人总会。
陈秉章坐在他那间单独准备的办公室里，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疲惫。
自从接手总会日常事务以来，他每天都在处理着各种烂摊子。
湾仔的堂口又为了一个妓寨的看场权打了群架，油麻地的赌档被人举报，惊动了英国警察……这些过去三合会习以为常的“江湖事”，在总会转做正行的新规矩下，都变成了让他焦头烂额的麻烦。
更让他心烦的，是那些被他亲手送上船，派往南洋的“开拓队”。
一封从婆罗洲辗转送回的家书，被一个堂口小头目的老婆哭着送到了总会。
信上，那个曾经在香港街头不可一世的“红棍”，用歪歪扭扭的字，描述了他们在雨林里的生活。
“……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日日与蛇虫为伍。昌叔的人，把我们当狗一样使唤，冲在最前面送死。上个月攻打和顺公司，我们堂口的三十个兄弟，死了十七个……阿嫂，若我回不去，你便改嫁吧，勿要再等……”
陈秉章看着那封浸透了泪水和绝望的信，久久无言。
他知道，陈九是在用这些人的命，去为南洋霸业铺路。
这是必要的牺牲，是枭雄的手段。
但他毕竟是在同乡会馆里滚了一辈子的老人，虽然剥削起同乡来毫不手软，但这样大批大批地派人上战场，刀刀见红，让他无法对此心安理得。
“九爷的船，太大了……”
一天夜里，他对自己的心腹感叹道，“大到我们这些老家伙，已经看不清航向了。我只怕，这船开得太快，风浪太急。”
他的心腹，一个同样出身会馆的老人，压低了声音说：“秉章叔，下面的人，怨言也很大。都说九爷如今是皇帝做派，不拿兄弟们的命当命。我们是不是……该为自己留条后路？”
陈秉章浑身一颤，猛地回头，死死地盯着他。
“这种话，以后不要再让我听到！”他厉声喝道，“吃谁的饭，就要忠于谁。这是规矩！”
他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心里仍旧惴惴不安。
第二日，陈秉章处理完一桩堂口纠纷，揉着眉心。
手下人递上来一份密报，是香港和澳门几个堂口大哥联名写来的，措辞谨慎，却暗藏机锋，询问总会未来的“方向”，并委婉提及“兄弟们奔波卖命，所求不过富贵安稳”。
“富贵安稳？”
陈秉章冷笑一声，将密报点了扔进盆里，压根没有送给陈九看的心思。
他看着窗外维多利亚港的点点帆影，心中五味杂陈。
他何尝不知道下面的心思？跟着陈九，大家确实赚到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钱，甚至他一个老头子也威风八面，半个香港三合会的大佬也要喊他一声大爷，也置办了偌大产业，甚至能在洋人面前挺直几分腰杆。
但这条路，越走越让人心惊。
对抗殖民者，兼并兰芳，这已经不是江湖厮杀的范畴，这是……造反！是要掉脑袋，甚至诛连九族的！
“九爷啊九爷，您这是要把十几万兄弟，都压上啊……”
陈秉章喃喃自语。
他偶尔细想陈九的谋划。有时只觉得热血沸腾，有时细想，却感到一阵阵寒意。
这艘船，已经驶入了深水区，前方是惊涛骇浪，回头，却已是万丈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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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那晚被张先生的车马从广汀义山接到莱特街的大宅后，梅姑仿佛活在了梦里。
这辈子做牛做马，从未想过“福气”二字会落在自己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佣头上。
张家大宅是一座洋楼，白色的墙壁，蓝色的百叶窗，门前有修剪整齐的草坪和一座小小的喷泉。
梅姑成了这座大宅的管家，这是她以前在林家从未有过的身份。
张先生待她极其宽厚，不仅给了她远超普通“妈姐”的工钱，还专门在后院腾出两间干净明亮的屋子，让她和三个女孩居住。
最大的阿菊，甚至被张先生请来的英文老师启蒙，跟着学读书写字。
梅姑对张先生充满了感激。
在她眼中，张先生是个近乎完美的善人。
他英俊和蔼，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书卷气。
他不抽鸦片，不赌博，没有夫人，也不纳妾，对下人也温和有礼。
白天，他像槟城所有体面的华商一样，去港口的商行处理生意。
晚上，他常常在书房里读书，或是教阿菊写字，偶尔还会抱起最小的女娃，用不甚熟练的动作轻轻摇晃。
然而，在这份平静安稳之下，梅姑渐渐察觉到了一些异样。
大宅的夜晚，并不总是宁静的。
有时候，深夜会有马车悄无声息地停在后门。下来的不是衣着光鲜的绅士，而是一些皮肤黝黑、眼神警惕的男人。他们裹着纱笼，头上缠着布巾，脚上是磨损的皮质凉鞋或者草鞋。
他们从不走正门，也从不说话，身上带着一股海风和硝烟混合的特殊气味。
管家福伯会提着一盏被布罩住的、光线昏暗的马灯，将他们引进后院最深处。
梅姑好几次在夜里起来给孩子掖被子时，都看见那些人影在院中穿梭，将一个个沉重的、狭长的板条箱从马车上搬下来，堆进房间里。
箱子很重，搬运的男人脚步沉稳，却连一声闷哼都没有。
第二天经过时偶尔还能闻见一丝若有若无的臭味，像是西洋机器身上的。
每当这些人来访，张先生就会变成另一个人。
他会褪去白日的温和，神情变得异常严肃凝重。他会在书房里与那些人密谈，福伯则亲自守在门外，不许任何人靠近。
梅姑有一次去送宵夜的热茶，刚走到走廊，就被福伯用眼神制止了。
她只听到书房里传出几句低沉的、她完全听不懂的语言，那不是福建话，不是广东话，也不是英语或马来语，那是一种更为铿锵、短促的语言，情绪非常激动。
她还注意到，张先生的书房里，除了满架的书籍，还挂着一幅巨大的地图。那不是大清国的地图，也不是英属马来亚的地图。
有一次她进去打扫，斗胆凑近看了看。上面写了很多英文和字，密密麻麻，她看不懂。
她知道，槟城北边的海上，正在打仗。荷兰人，那些红毛鬼，正在攻打一个叫“亚齐”的地方。
码头上的水手们都在谈论这件事，说亚齐人很凶悍，让荷兰人吃了大亏。
但这些都离她的生活太遥远了，就像报纸上的铅字一样，与她无关。
直到那一天。
那是一个雨夜，来访的队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狼狈。
其中一个男人似乎地位很高，他受了伤，被人搀扶着，后面还跟了几个随从。他一瘸一拐。当他们经过后院的走廊时，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瞬间照亮了那个受伤男人的脸。
那是一张轮廓极深、饱经风霜的脸，高高的颧骨，坚毅的下巴。头上缠着布巾、在裤子外面还围着一条纱笼。
梅姑的心猛地一颤，一股尘封的记忆涌了上来。
她认出了那张脸和头巾的特征。
很多年前，她刚到槟城不久，还在码头上做些浆洗的零工。
她见过这样的男人，槟城的老人告诉她，这些是“亚齐人”，非常傲慢，从不向任何人低头。
槟城有一整条亚齐人占据的街道，还有他们的寺庙。
闪电的光芒逝去，院子重归黑暗。
那些深夜的访客，那些沉重的长条木箱，书房里的地图，张先生凝重的神情……所有碎片在那一刻都拼凑了起来。
梅姑的心跳得很快，既恐惧，又有震撼。
那个温文尔雅、救了她和孩子们性命的张先生，背地里和这些正在打仗的民族竟然牵扯很深。
她默默地退回到自己的房间，不敢发出任何声响。
她心里清楚，张先生和福伯似乎没有刻意防着她，她没有感到害怕。
自己只是一个妈姐，张先生待自己极好，那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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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香山和旧金山，
关于是否应该主动前往南洋应征的争论，已经私下里涌动不休。
致公堂的一个老人翻出早已封存的洪门会簿，重申“忠义”誓言，一封封按着血手印的请战书，雪片般地递向总堂。
“大丈夫当提三尺剑，立不世之功！南洋，才是我辈的用武之地！”
有些人，选择了沉默。
他们依旧看报纸，做生意，或者管理工厂，或者每日下田劳作，修整家园，用实际行动，表达着对平静的眷舍。
太平军的旧部和致公堂反应激烈，总会留下来的管事不敢做主，只好汇总了一份文件，送往香港。
澳门，振华学营。
白先生的军事推演课，已经进入了更深的层次。
沙盘上，不再仅仅是苏门答腊或婆罗洲，而是整个南中国海，甚至包括了台湾和福建沿海。
李庚，已经成长为学员中最出色的一员。
他的战术构想，非常大胆，偶有奇招，时常让教官们都感到惊讶。
但他内心的变化，却无人知晓。
在一次课上，吴教官再次讲述了太平天国的兴亡。
这一次，他似乎备课很久，讲了派系之争，天京城内的腐化、内斗和最终的血腥悲剧。
“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比最狠毒的敌人还要可怕。”
这句话，深深地印进了李庚的心里。
他想起了陈九。
那个只露了几面的“九爷”，那个教官提及的华人领袖。
随着南洋最近的布置当作案例呈上推演课，有些心思灵动地已经反应过来。
他们很快，也许就该毕业了。
陈九正在做的，不也正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席卷整个海外华人的“起义”吗？
他会成为下一个洪秀全吗？他们正在建设的这个“海上政权”，最终会不会也走向腐败和内斗？
那天夜里，李庚有些失眠了。他趁着哨兵换岗，溜出营房，来到后山的山崖上。
月光下，他从贴身的衣物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了那件早已洗得发白的、妹妹的红布衫。
他将布衫紧紧地贴在脸上，仿佛还能闻到家乡泥土的气息。
“小蝶……”他喃喃自语，“哥现在，有饱饭吃了，有新衣穿了，还在学着做大事。可是……哥走的这条路，到底对不对？”
黑夜，没有给他答案。
只有远处，那座彻夜不息的的兵工厂里，传来一阵阵有节奏的、锻打钢铁的声音。
“当！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