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骁推开西厢房的木门时,晨露正从窗棂的雕花上滴落,在青砖地洇出细碎的水痕。父亲坐在临窗的竹椅上,手里捧着那本翻破了的《农桑要术》,阳光穿过他银白的发,在书页上投下斑驳的影。听见动静,父亲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先是茫然,随即漾开笑意:“骁儿,今儿的露水重,菜畦的土该松了。”
“我这就去。”林骁应着,目光掠过父亲手腕上的旧银镯——那是母亲嫁给他时带的嫁妆,磨得发亮,却依旧圈着岁月的温度。父亲今年一百零五岁了,耳朵背了,眼睛也花得厉害,却每天雷打不动地要坐在窗边“看书”,其实字早就看不清了,只是习惯性地摩挲着泛黄的纸页,像在触摸那些早已刻进骨血的农耕岁月。
正往院里走,东厢房传来母亲的咳嗽声,林骁快步过去,见母亲正扶着床头想起身,鬓角的白发沾着些微汗。“娘,慢点。”他伸手搀住,指尖触到母亲胳膊上松弛的皮肤,像晒干的棉絮,轻得让人心疼。母亲今年一百零四岁,身子骨比父亲弱些,却依旧记得家里每个人的喜好,早上刚念叨着要给重孙女绣个虎头鞋,说“女孩子家,得有双辟邪的鞋”。
“你爹又在看那本书?”母亲喘着气问,被林骁扶到藤椅上坐下,“他呀,一辈子就认这些土理儿。”话里带着嗔怪,眼角的皱纹却堆着笑意。
“他是想当年呢。”林骁端来温水,看着母亲小口抿着,忽然想起三十年前,母亲还能踩着板凳够屋檐下的玉米,如今连走路都得人扶。可奇怪的是,她的记性却好得惊人,能清晰地说出二十年前某顿年夜饭的菜色,能准确地指出哪个孙辈该添衣裳了,那些琐碎的温暖,像她指间常年戴着的顶针,虽不起眼,却牢牢固定着这个家的日常。
吃过早饭,林骁扛着锄头去菜畦,远远看见父亲拄着拐杖,正蹲在油菜地里,用枯瘦的手指一点点扒拉着土。“爹,您咋下来了?”他赶紧过去扶,父亲却摆摆手,声音含混地说:“这土板结了,苗长不旺……”话没说完,就被一阵咳嗽打断,咳得背都驼成了虾米。
林骁接过锄头,三下五除二把土松好,父亲在旁边看着,忽然说:“民国三十八年那年,也下过这么大的雪,你爷爷就是在那年冬天……”声音渐渐低下去,像是陷入了遥远的回忆。林骁没接话,只是默默地把锄刃上的泥擦掉——父亲总爱说这些陈年旧事,有些林骁听过几十遍,有些却是第一次听,每一次都像在时光的河床上捡贝壳,虽不耀眼,却带着海水的咸涩与温润。
午后,重孙女放学回来,蹦蹦跳跳地扑到母亲怀里:“太奶奶,老师夸我字写得好!”母亲摸索着摸她的头,从兜里掏出颗水果糖,颤巍巍地塞进孩子手里:“咱囡囡就是厉害,比你太爷爷强,他当年写个‘田’字都歪歪扭扭。”
父亲坐在旁边听着,忽然大声说:“我那是忙着种地,没空练字!”他耳朵背,说话总不自觉地拔高音量,惹得孩子咯咯直笑。母亲瞪他一眼:“就你有理。”这一幕,像极了林骁小时候常见的光景,只是当年的呵斥带着火气,如今却像老茶壶煮水,咕嘟着温情的泡。
日头偏西时,林骁烧了热水,给父母擦身。擦到父亲的背,看见那些深浅不一的疤痕——有年轻时扛石头磨的,有打仗时留下的,还有去年不小心摔的,每道疤都藏着一个故事。父亲忽然抓住他的手,掌心的老茧硌得林骁生疼:“骁儿,我跟你娘……活够了。”
林骁心里一紧,刚想开口,母亲却在一旁接话:“别听他胡扯,他是怕给你添麻烦。”她顿了顿,声音轻得像羽毛,“不过啊,人活百岁,能见着四代同堂,值了。”
“值了……”父亲喃喃重复着,眼睛望着窗外那棵老槐树,树影婆娑,像极了他和母亲初遇时的模样。那年母亲才十六,梳着麻花辫,在槐树下纳鞋底,父亲挑着柴经过,看愣了神,柴担掉在地上,惊飞了满树的麻雀。
林骁忽然明白,父母说的“活够了”,不是绝望,而是满足。就像庄稼熟了要归仓,果子红了要落地,他们把一辈子的光阴,都酿成了家里的烟火气——灶台上永远温着的粥,晒谷场上翻晒的粮食,儿孙绕膝时的笑语,这些东西比“活几百岁”更实在,更绵长。
夜里,林骁坐在灯下算账,听见父母在里屋说话。母亲说:“老头子,明儿想吃你种的菠菜,做个菠菜面。”父亲应:“行,我明儿早点起,去摘最新鲜的。”声音都轻得像叹息,却带着一种不必言说的笃定——他们或许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却知道此刻的彼此还在,这就够了。
窗外的月光,和几十年前一样,静静淌过屋檐,淌过菜畦,淌过这对百岁老人的睡榻。林骁放下账本,望着月光的方向,忽然觉得,所谓的“长寿”,从来不是数字的竞赛,而是用一生的时间,把“在一起”这三个字,过成了柴米油盐里的日常,过成了岁月带不走的、最珍贵的遗产。而他能做的,就是把这份遗产,像传家宝一样,稳稳地接过来,再传下去。
天快亮时,林骁做了个梦,梦见年轻的父亲挑着柴,母亲在槐树下笑,而他,还是那个追着蝴
蝶跑的孩子。梦里的阳光很暖,像极了父母掌心的温度,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