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战略框架的深入推进，“深层博弈”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省发改委协调工作中的常态。江辰在应对各种利益协调难题的同时，将更多精力投向另一个关乎框架长远生命力的关键领域——营商环境优化。他深知，无论是绿色转型还是创新发展，最终都需要依靠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来实现。而吸引、培育、留住这些市场主体，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然而，在调研和实际工作中，他发现，一些阻碍市场主体发展的“无形门槛”依然存在，且更加隐蔽、更难破除。
这些“门槛”，并非明文规定的限制条款，而是潜藏在审批流程、监管执法、政策执行等环节中的隐性壁垒、差异化待遇和不确定性。它们可能源于部门规章之间的冲突、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或是长期形成的潜规则和路径依赖。
一个典型案例，发生在一家专注于工业废水处理技术研发的民营科技企业——“清源环科”公司身上。该公司拥有多项核心技术，其开发的低成本高效废水处理工艺，在几个示范项目中效果显着，符合框架大力支持的绿色技术方向。企业计划扩大生产规模，需要新建一个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投资不大，但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
然而，在项目前期推进过程中，企业却遭遇了一系列“软钉子”。先是项目选址，因涉及一块性质待定的存量建设用地，规划、国土部门对土地用途合规性的认定意见不一，让企业无所适从。接着，在环评审批环节，虽然技术本身环保优势明显，但审批部门要求提供的辅助证明材料繁多且标准模糊，审批周期被一再拉长。更让企业负责人困惑的是，在申请省里的绿色产业扶持资金时，明明符合申报条件，却总感觉不如一些大型国企或知名外企那样受到重视，流程推进缓慢。
企业负责人通过“四方桌”沟通机制，向江辰反映了这些困扰。“江主任，我们不怕竞争，也愿意遵守规则。但我们感觉，像我们这样的民营小企业，在获取资源、通过审批时，似乎总有一层看不见的‘玻璃墙’，办事的难度和成本无形中增加了很多。这挫伤了我们的投资热情和创新积极性。”
江辰高度重视这个案例，他让专班将此作为一个典型，进行深入剖析。调查发现，“清源环科”遇到的并非个例。许多创新型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在准入、融资、招投标、享受政策等方面，确实面临一些难以言明的障碍：比如，某些领域名义上对民资开放，但实际操作中设置过高的业绩门槛或隐性所有制偏好；一些优惠政策条款解读空间大，执行标准不统一，导致企业“看得见、摸不着”；不同部门监管要求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让企业疲于应付；还有一些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作祟，对外来企业、新业态采取排斥或歧视态度。
这些“无形门槛”，就像空气阻力，虽然看不见，却实实在在地消耗着企业的动能，抑制着市场的活力。它们使得框架中鼓励创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要求，在落地时打了折扣。
江辰意识到，优化营商环境，不能只满足于减少几个审批事项、缩短几天办理时间，必须向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开刀，破除这些“无形门槛”。他决定将“营商环境攻坚”作为框架落实下一阶段的重点任务之一。
他牵头成立了由省发改委、市场监管局、司法厅、政务办等部门组成的“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工作组”，亲自担任组长。工作组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开展一次大规模的“隐性壁垒”排查清理行动。行动采取“上下结合、内外联动”的方式：一方面，组织各地市、各部门自查自纠，梳理本地区、本领域可能存在的不合理门槛和歧视性措施；另一方面，通过企业座谈会、问卷调查、第三方评估、设置投诉举报平台等多种渠道，广泛听取市场主体的真实感受和诉求。
排查结果触目惊心。各类“无形门槛”名目繁多，涉及市场准入、政府采购、资质标准、监管执法、政策享受等方方面面。有的门槛源于过时法规未能及时清理，有的源于部门权力边界不清，有的则是长期形成的习惯做法甚至利益固化的表现。
面对排查出的问题清单，江辰要求工作组采取“清单管理、销号制度”的方式，坚决予以清理。对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坚决取缔；对部门规章或政策文件设置的不合理限制，责令限期修订；对源于习惯做法或自由裁量权的，建立明确的规范和标准，压缩弹性空间。同时，推动建立涉企政策统一解读和咨询平台，提高政策透明度和稳定性。
更重要的是，他推动建立了一项长效机制：营商环境观察员制度。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家代表、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担任观察员，对各地各部门的营商环境进行常态化监督评价，发现问题可直接向工作组反映。
破除“无形门槛”的行动，阻力不小，涉及部门利益的调整和权力运行方式的变革。但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江辰的强力推动下，一批长期困扰企业发展的隐性壁垒得到清理，市场主体的获得感明显提升。“清源环科”的新建项目，在工作组的协调下，也得以加快推进。
优化营商环境是一场持久战，“无形门槛”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必须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才能让公平、透明、便利成为清江省发展的鲜明底色，才能真正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