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框架实施进入第三个年头，清江省的发展改革工作在前两年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基础上，逐步展现出系统性、深层次的特征。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一些以往被掩盖或尚未充分暴露的矛盾和问题开始浮现，同时，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也出现了一些需要重新认识和把握的新现象、新趋势。这些“新情况”，既带来了新的挑战，也蕴含着新的机遇，考验着主政者的洞察力和应变力。
一季度经济数据分析会上，省统计局汇报的一组数据引起了江辰的特别注意。数据显示，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稳定增长，但内部结构发生微妙变化：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放缓，而高技术产业投资、社会领域投资（如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增速明显快于平均水平。更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投资中，用于研发创新、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的投入比重显着提升。与此同时，消费数据也显示出新特点：网络零售额占比持续提高，绿色智能产品、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服务性消费需求旺盛。这些结构性变化，虽然尚未改变投资和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基本格局，但其内涵和质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
江辰要求综合处和研究室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度分析。初步研究认为，这反映了清江省经济正在从要素驱动、投资拉动为主，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内需拉动转变的积极迹象，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求结构持续改善的体现。但同时也带来新问题：传统投资动能减弱，如何培育壮大新动能，确保经济增长不失速？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如何防范化解相关领域的风险？适应新消费需求的有效供给如何跟上？
几乎同时，区域发展也出现了新情况。前期重点扶持的“绿色发展示范带”和“科技创新走廊”核心区，发展势头良好，创新要素集聚效应初步显现。但调研发现，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加剧，核心区域与周边区域的差距有拉大趋势，“虹吸效应”开始显现，人才、资金、技术等优质要素进一步向核心区集中，部分周边县市感到发展压力增大。如何更好促进区域内部协同联动，避免“中心膨胀、周边塌陷”，成为需要高度关注的新课题。
在产业发展层面，新情况更为复杂。一方面，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发展迅猛，但普遍面临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链供应链存在断点风险的问题。另一方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但大量中小企业反映，面临“转型是找死，不转是等死”的两难困境，技术、资金、人才瓶颈突出。更值得关注的是，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在促进就业、方便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监管规范、公平竞争、数据安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一系列新问题。
社会发展领域的新情况同样不容忽视。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日益显现，劳动力年龄人口占比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对养老服务、医疗保障、劳动力供给等带来长期压力。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对生态环境、公平正义、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类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更趋多元，通过互联网等渠道表达诉求、参与治理的意愿强烈，对政府的回应能力和治理水平是新的考验。
甚至在工作推进机制上也遇到了新情况。随着“放管服”改革深化，大量审批权限下放，基层承接能力不足的问题凸显，“接不住、管不好”的现象时有发生。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协同事项越来越多，传统的条块分割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协调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突出。考核评价体系虽经优化，但如何更科学地衡量高质量发展成效、更精准地评价干部实绩，仍需要持续探索。
这些层出不穷的“新情况”，通过各类会议、调研报告、信息简报、网络舆情等渠道，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江辰的案头。他感到，清江省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更加复杂、更加需要精细化管理的新阶段。过去那种依靠大项目拉动、粗放式扩张的模式难以为继，必须转向更多依靠创新、改革、开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内涵式增长。过去那种“一刀切”的工作方法也效果不彰，必须更加注重分类指导、精准施策、系统治理。
他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要求各业务处室加强对本领域新情况、新问题的跟踪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预案。他特别强调，要对新情况保持敏锐性，既不能视而不见、反应迟钝，也不能惊慌失措、乱了方寸。要深入分析新情况产生的深层原因和发展趋势，区分主流和支流，区分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区分机遇和挑战。要把应对新情况作为完善工作思路、创新政策举措、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契机。
针对经济结构变化，他指示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预警，更加关注结构性指标和质量效益指标，及时优化宏观调控政策。针对区域发展新态势，他要求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建立健全区域协同机制，促进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针对产业发展新挑战，他部署要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支持中小企业纾困解难，同时要探索对新业态新模式的包容审慎监管。针对社会领域新诉求，他督促要加快补齐民生短板，创新社会治理，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工作推进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洞察力，及时识别这些新情况，准确把握其本质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