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霓裳羽衣曲
第四十六章 延龄蠹国
第一节：昇平假象
贞元八年（792年）的春天，长安城似乎恢复了几分往日的繁华。曲江池畔，柳丝如烟，仕女如云；东西两市，商贾辐辏，货值堆积。大明宫含元殿上，大朝会的仪仗依旧威严，各地进奏院呈上的贺表，言辞恭顺，仿佛四海宾服，天下和平。
然而，这升平景象，如同覆盖在朽木之上的薄薄锦缎，轻轻一触，便能窥见内里的千疮百孔。德宗李端坐于御榻之上，面容比几年前更显苍老和疲惫，眼神深处那丝经历患难后留下的惊悸与猜疑，并未随时间完全消散，反而沉淀为一种更深的固执与阴郁。
他不再像建中初年那样，热衷于大刀阔斧的改革，也不再轻言对藩镇用兵。河朔诸镇，自田悦、李纳、王武俊相继病死，其子田绪、李师古、王士真（后改名王武俊子承父业）相继袭位，朝廷均循例下诏承认，双方维持着一种脆弱的默契。德宗将主要精力转向了内政，或者说，转向了如何巩固他个人权威以及充实他那永远也填不满的琼林、大盈二库。
朝堂之上，昔日在奉天、梁州与他共度时艰的陆贽，已因直言极谏，屡触逆鳞，于贞元七年（791年）被罢去翰林学士之职，出为兵部侍郎，虽未远离中枢，但参决机要的地位已大不如前。取而代之，获得德宗信任的，是精于逢迎、善于理财（实为聚敛）的户部侍郎裴延龄。
第二节：聚敛之臣
裴延龄，河东闻喜人，出身名门（裴氏），然其人性狡黠，无学术，唯以勾剥百姓、迎合上意为能事。他深知德宗自经历窘迫后，对财富有着异乎寻常的渴望和安全感需求，便投其所好，上任伊始，便向德宗描绘了一幅动人的图景。
“陛下，”裴延龄在延英殿奏对时，眉飞色舞，“天下财富，如江海之水，取之不尽。然掌度支者，多迂阔书生，不知开辟之源，但知恪守旧章，坐视财用匮乏。臣请另置别库，以掌羡余（正常税收外的盈余），则国用可足，陛下亦无忧矣。”
所谓“羡余”，实则多是巧立名目，增加苛捐杂税，或是强行摊派，预征赋税。裴延龄甚至将国库正额收入，谎报为“羡余”，转入德宗私库，以供其挥霍。他还奏称：“左藏库（国家正库）司多有失落，臣于粪土中得银十三万两，杂货匹段百万有余，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羡余，应移入杂库，以供陛下支用。” 此等荒诞不经之言，德宗竟深信不疑，对裴延龄愈发宠信。
在裴延龄的主持下，两税法的“量出制入”原则被发挥到极致。朝廷每年下达的征收额度有增无减，地方官吏为完成考课，更是层层加码，横征暴敛。江淮一带，本是财赋重地，如今却“衣食天下之地，反为愁苦之区”。百姓不堪重负，逃亡者日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第三节：陆贽罢相
面对裴延龄的蠹国害民，朝中正直之士无不切齿。首当其冲的，便是刚直不阿的陆贽。其时，陆贽已于贞元八年（792年）四月，因宰相窦参倒台，被德宗起用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登上了相位。
陆贽秉政，以天下为己任，力图革除弊政。他深知裴延龄是祸乱朝纲的根源，便不断向德宗极言裴延龄之奸佞。他上疏痛陈：“延龄妄诞小人，性本邪秽，矫诡能媚，工于诞欺。其掌财赋，专事刻剥，以充羡余，实乃剥下媚上，窃陛下之府库，为个人之阶梯。长此以往，百姓困穷，邦本动摇，臣窃为陛下寒心！”
奏疏言辞激烈，道理透彻。然而，此时的德宗，早已被裴延龄的“理财能力”和甜言蜜语所迷惑，对陆贽的逆耳忠言，非但听不进去，反而心生厌恶。他觉得陆贽与那些武将一样，都在挑战他的权威，限制他的“财权”。
裴延龄则趁机在德宗面前诬陷陆贽，言其“结党营私”、“动摇军心”（因陆贽曾批评过神策军待遇过优），甚至捕风捉影，暗示陆贽对皇帝“怨望”。德宗的猜忌心被彻底点燃。
贞元十年（794年）十二月，在位不足三年的陆贽，被德宗罢去相职，贬为太子宾客。次年，再贬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别驾。一代贤相，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最终远谪巴蜀蛮荒之地。陆贽的罢相，标志着贞元朝后期，正气彻底被邪气压制，朝政加速走向腐败。
第四节：西北隐忧
就在德宗沉迷于裴延龄为他编织的财富幻梦，并在朝堂上排挤忠良之时，帝国的西北边境，警报再次频频传来。
吐蕃依旧是最大的外患。自平凉劫盟（贞元三年，787年）之后，唐蕃关系彻底破裂。吐蕃连年戍边，陇右、河西走廊依旧在其控制之下，关中时受威胁。德宗不得不依赖李晟（虽已失势，但威名尚存）、浑瑊等宿将以及日益庞大的神策军来维持西线防御。
然而，神策军在其实际掌控者——左神策护军中尉窦文场、右神策护军中尉霍仙鸣的经营下，规模急剧膨胀，待遇优厚远超诸镇，却逐渐暴露出了纪律松弛、训练废弛的弊病。许多长安富家子弟、市井无赖，为逃避赋税、谋求进身，纷纷贿赂宦官，挂名神策军籍，坐享厚饷，却不堪一战。真正戍守边陲、浴血奋战的，反而是那些待遇微薄的外镇兵将，军中怨气日积。
贞元九年（793年），为防御吐蕃，加强关中与蜀地联系，西川节度使韦皋（接替张延赏）奏请朝廷，联合南诏，开辟“清溪关道”，重新经营巂州（今四川西昌）地区，这虽然取得了一定战略效果，但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第五节：党争初萌
陆贽罢相后，朝堂之上，再无足以压制群小、调和鼎鼐的重臣。以裴延龄为首，聚集了一批趋炎附势之徒，如礼部尚书李齐运、京兆尹李实等，把持要害部门，排斥异己，贿赂公行。
而另一边，一些较为正直的官员，如尚书左丞赵璟、给事中袁高、谏议大夫阳城等，则对裴延龄集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不断寻找机会进行抗争。他们虽然势单力薄，但代表着朝中尚未完全泯灭的良知。
一次，德宗欲任命裴延龄为宰相，诏书都已草拟。给事中袁高负责封驳诏书，他拉着吏部侍郎赵璟一同去见宰相赵愼（陆贽罢相后上任，较为中立），抗言道：“裴延龄奸佞刻薄，天下皆知。若其入相，恐祸乱国家！吾辈职在封驳，虽死不敢奉诏！” 赵愼亦知裴延龄之恶，便入宫力谏。德宗见阻力太大，只得暂时作罢。
阳城更是率拾遗、补阙等谏官，伏于延英殿外玉阶之下，叩头泣谏，极论裴延龄之罪。德宗大怒，欲加严惩，幸得太子李诵（后来的顺宗）出面劝解，方才作罢，但将阳城等人远贬出朝。
这些斗争，虽然未能扳倒裴延龄，却使得朝堂之上的对立情绪日益公开化和激烈化。以裴延龄为首的“聚敛派”与以陆贽旧部及部分清流为代表的“清议派”之间，界限逐渐分明，开启了中晚唐牛李党争的先声。
第六节：暮气深沉
至贞元后期（795年及以后），德宗朝的政治已然暮气深沉。德宗本人年事渐高，愈发怠于政事，深居禁中，与宦官、弄臣为伍。他对藩镇完全采取姑息政策，只要不公然反叛，便听之任之。对朝臣，则用其聚敛之能臣，远其忠直之诤臣。
裴延龄等人更加肆无忌惮，为了满足德宗和自身的贪欲，不断加重对东南八道等朝廷直控区域的盘剥。史载：“是时，宫中取物于市，以中官为宫市使，率用直百钱物，买人直数千物……名为宫市，其实夺之。” “五坊小儿”（为皇帝饲养鹰犬的宦官爪牙）更是横行市里，讹诈百姓，无恶不作。长安城内，怨声载道。
曾经那个在奉天城头与士卒同甘共苦、誓言中兴的德宗皇帝，已然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猜忌、吝啬、沉浸在虚假太平和私库财富中的老人。帝国的肌体，从中枢到地方，正被贪婪、腐败和姑息一点点侵蚀。
希望，似乎并未完全断绝。它转移到了那些在地方上默默耕耘、试图有所作为的官员身上，如西川韦皋、淮南杜佑等；它也寄托在东宫那位因风疾而不能轻易言语，却一直冷眼旁观、深知时弊的太子李诵身上。但至少在贞元末年的长安，黑暗似乎比光明更为浓重。帝国的航船，在浑浊的暗流中，正滑向一个未知的、却注定不会平静的未来。
（第四十六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