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长庆销兵 （全章字数约二万）
第一节：新君登基
元和十五年（820年）闰正月，大明宫尚沉浸在宪宗暴卒的惊恐与疑云之中，太子李恒便在宦官梁守谦、王守澄以及宰相皇甫镈等人的拥立下，于太极殿东庑匆匆即位，是为唐穆宗。这位时年二十六岁的新君，其登基过程便笼罩在父皇死因不明的阴影与宦官权阉的操控之下，这似乎预示着他未来执政的基调。
穆宗与其父宪宗截然不同。宪宗一生励精图治，刚毅果决，以削藩雪耻为己任。而穆宗生长于深宫，自幼见惯的是父皇晚年服食丹药后的躁怒与宫廷的奢靡，他性格中更倾向于享乐与宽纵。对他而言，父皇那种殚精竭虑、与藩镇殊死搏斗的生活，或许并非他所向往。他更渴望的，是享受这来之不易的“太平盛世”。
即位之初，在朝野舆论的压力下，穆宗不得不首先处置导致宪宗服丹暴崩的直接责任人。他下诏将方士柳泌、僧大通等押赴京城闹市，杖杀之，其举荐者、宦官李道古被贬。而对于那位以聚敛媚上、举荐方士的宰相皇甫镈，穆宗亦知其民愤极大，将其贬为崖州司户。皇甫镈至贬所不久，便被赐死。这些举措，多少平息了一些朝野的怨气，也使得拥立他的宦官集团暂时清除了一个可能分权的潜在对手。
然而，对于弑君疑凶——宦官陈弘志等人，穆宗却未加追究。这其中的关键，不言自明。梁守谦、王守澄等宦官因拥立之功，权势更甚于前。穆宗投桃报李，对他们恩宠有加，梁守谦知内侍省事，封国公，王守澄亦为枢密使，宦官势力在皇权更迭中非但未受打击，反而进一步巩固。
第二节：元臣凋零
新朝伊始，自然需要一番新气象。穆宗将那些在宪宗朝因直言被贬或不受重用的官员陆续召回。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便是裴度。
裴度被从河东节度使任上召回，复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重登相位。他的回归，被天下视为朝廷将继承宪宗遗志、励精图治的标志。裴度亦感念穆宗知遇之恩，欲竭尽全力，辅佐新君，巩固那来之不易的统一局面。
然而，此时的朝堂格局已悄然生变。与裴度同时为相的，还有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元稹，以及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
元稹，字微之，河南洛阳人，与白居易齐名，乃一代文豪，诗才斐然。他早年也曾意气风发，指陈时弊，但在历经宦海沉浮后，其政治品格已非往昔。他急于进取，见裴度威望崇高，心生嫉妒，且与宦官魏弘简等人过从甚密，企图分裴度之权。
李逢吉，字虚舟，陇西人，性格阴险狡诈，善于钻营。他同样忌惮裴度，遂与元稹暗中结为党援，共同排挤裴度。他们利用穆宗不欲多事、乐于安逸的心态，不断在穆宗面前进言，称天下已平，当以宽仁治国，不宜再兴兵革，暗示裴度好大喜功，非承平之相。
穆宗本无宪宗之雄心，乐得听信此等“太平”言论。于是，裴度虽居相位，却屡受掣肘，其提出的许多巩固边防、慎择藩帅的建议，多被搁置。朝政主导权，逐渐滑向元稹、李逢吉以及他们背后的宦官集团手中。
与此同时，另一位宪宗朝的名相李绛，也被召回任命为兵部尚书，但已难有作为。而宪宗倚为干城的诸多能臣猛将，如高崇文、李光颜等，或已老迈，或镇守外藩，朝中砥柱之力，已然单薄。
第三节：销兵之议
长庆元年（821年），改元伊始，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开始在朝廷弥漫。在元稹、李逢吉等人的鼓吹下，穆宗和部分朝臣天真地认为，自淮西、淄青平定后，天下藩镇已然慑服，再无战事之忧。是时候“与民休息”，削减庞大的军费开支了。
此时，时任户部侍郎、判度支的崔俊（一说为萧俛），上了一道影响深远的奏疏。他详细计算了朝廷养兵的费用，指出为了应对藩镇战争，朝廷常年维持着规模巨大的中央直属军队（主要是神策军及各道戍卒），加之供养归顺的河北诸镇军队（以“出界粮”等形式补贴），财政负担极其沉重。他建议，天下既已太平，应当大规模“销兵”，即裁减兵员，以节省开支，充盈府库。
此议一出，立即得到了穆宗和元稹、李逢吉等人的大力支持。在穆宗看来，这既能体现自己的“仁政”，又能缓解财政压力，实为一举两得之美事。他立即下诏，命天下诸道军镇，每岁每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即允许百分之八的兵额因逃亡或死亡而自然减员，不再补充）。
这便是历史上着名的“长庆销兵”令。这道看似温和，实则极其愚蠢的政令，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现实：被裁撤的兵卒，大多是职业军人，除了打仗，别无谋生技能。一旦失去军籍，断了粮饷，他们立刻就成了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更重要的是，这道命令在执行过程中，各级将领为了迎合朝廷，或为了中饱私囊（克扣遣散费），往往采取强制、粗暴的手段进行裁汰，导致怨声载道。
无数被强行裁撤的悍卒武夫，无处可去，纷纷逃入山林为盗，或者被那些心怀异志的潜在藩镇所收容，成为了日后动乱的武装基础。而依旧留在军中的士卒，也因同袍被裁、前途未卜而人心惶惶，军心涣散。
第四节：卢龙复叛
“销兵”令的恶果，最先在看似平静的河北地区爆发。元和末年，河朔诸镇在宪宗的兵威下，表面上归顺朝廷。魏博由忠顺的田弘正（田兴）镇守，成德是王承宗（后其弟王承元继位并归朝，由田弘正兼任成德节度使），卢龙（幽州）则由刘总主动归朝，朝廷派遣张弘靖前往接任。
然而，这种归顺的基础极为脆弱。河北之地，脱离中央实际控制已近六十年，其风俗、人情、军心皆与内地不同。当地军士骄横惯了，对空降而来的朝廷文官本就心存轻视。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卢龙首先发难。节度使张弘靖出身名门（张延赏子），为人雍容华贵，不晓河北军情，到任后深居简出，政事多委之幕僚。其手下幕僚韦雍、张宗厚等人亦傲慢无礼，克扣军饷，辱骂士卒为“反虏”，言“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两石弓，不若识一丁字！” 极大伤害了当地军人的自尊。
是月，韦雍等人出行，冲撞了前来衙门的军中低级军官，双方发生冲突。张弘靖偏袒幕僚，拘捕了闹事军士。积压的怒火瞬间被点燃！当晚，乱兵鼓噪而起，攻入节度使府，囚禁张弘靖，杀韦雍、张宗厚等幕僚多人。
乱兵随后推举看似懦弱无能、实为前幽州节度使朱滔之孙的朱克融为留后，囚禁了朝廷派来的监军。卢龙镇再次脱离朝廷控制！
第五节：成德、魏博连锁反应
卢龙复叛的消息，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迅速在河北引发了连锁反应。
同年八月，成德镇也发生兵变。原成德节度使田弘正（自魏博调任）虽忠于朝廷，但其带来的两千魏博亲兵，却被朝廷以“销兵”和节省开支为由，强行遣返。田弘正数次上表请求留驻或拨给粮饷，均被中书（元稹、李逢吉把控）驳回。田弘正只得将其遣散。
成德军士本就对这位“外来”的节度使及其魏博背景心存芥蒂，见其亲兵被遣，认为其势单力孤。部将王庭凑（cou），乃契丹族人，骁勇阴狠，早有异志。他趁机煽动对朝廷“销兵”政策不满的士卒，于夜间作乱，攻入府署，杀田弘正及其僚佐、将吏、家属三百余人！王庭凑遂自为留后。
紧接着，魏博镇也闻风而动。节度使李愬（原淮西功臣，调任魏博）虽欲出兵讨伐王庭凑，却因忧愤成疾，一病不起。魏博军士趁机作乱，囚禁了朝廷派来的新任节度使田布（田弘正之子），逼其效仿河朔故事，恢复割据。田布不愿背叛朝廷，悲愤自杀。魏博军士遂拥立牙将史宪诚为留后。史宪诚表面归顺，实则控制了魏博。
顷刻之间，宪宗耗费十余年心血，无数钱粮将士生命换来的河北局面，竟在“长庆销兵”令和朝廷措置失当的催化下，土崩瓦解。卢龙、成德、魏博三镇再次脱离中央，恢复了事实上的割据状态。
第六节：无奈姑息
河北剧变，震动长安。穆宗这才从太平迷梦中惊醒，慌忙召集廷议，商讨对策。裴度力主立即发兵征讨，尤其应重点打击首恶王庭凑，为田弘正报仇，以正国法。
然而，元稹、李逢吉等人唯恐裴度再立军功，权势更盛，便以“国力未复”、“不宜两线作战”（时吐蕃亦在边境滋事）为由，极力反对。他们甚至暗中唆使宦官，在穆宗面前诋毁裴度，称其“欲起兵端，非良相”。
穆宗本无坚定意志，又被宦官和近臣包围，加之对战争的天然畏惧，最终拒绝了裴度的建议。他试图采取“以藩制藩”的策略，命令魏博史宪诚、横海杜叔良（杜希望子）、昭义刘悟、义武陈楚等镇出兵，会同裴度（被任命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讨伐成德王庭凑。
然而，此时的诸道兵马，早已不是宪宗时代那支号令严明、士气高昂的军队。“销兵”令后，军心离散，诸将观望，谁也不愿真正出力。魏博史宪诚更是首鼠两端，暗中资助王庭凑。前线战事屡屡失利，耗费巨大，却毫无进展。
长庆二年（822年），在战事迁延、国库空虚的情况下，穆宗君臣不得不再次回到姑息的老路上。他们被迫承认既成事实，下诏任命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史宪诚为魏博节度使，连同此前叛乱的朱克融（卢龙），朝廷一并赐予旌节。
这意味着，朝廷正式放弃了在河北地区的统治权，重新回到了宪宗之前的姑息状态。裴度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他心灰意冷，多次请求辞去相位。长庆二年，穆宗终于同意，以裴度为淮南节度使，使其离开了权力中枢。
“长庆销兵”，这场因短视和盲目乐观引发的政策灾难，不仅未能节省开支，反而直接导致了河北得而复失，葬送了元和中兴最核心的成果。大唐帝国统一的光芒，在短暂闪耀之后，迅速黯淡下去，重新陷入了藩镇割据的泥潭。而穆宗的统治，也由此转向了无可挽回的颓势。
（第五十二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