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镇抚使后，董天宝手里终于有了“卖官”的权力。明朝本就有“捐纳”制度，可之前的官都是“明码标价”，少了点“竞争感”——董天宝要把它改成“拍卖”，让买官的人抢着出钱，把“权力”的价格抬到最高。
他先让人把京城周边的官职摸了个底，按“油水”多少分成三档：肥缺（通州税吏、苏州县令）起拍价五千两，中缺（保定县丞、济南主簿）三千两，瘦缺（西北县尉、西南巡检）一千两。这定价有讲究——通州是漕运枢纽，税吏每年能收十万两；苏州是江南富庶地，县令一年捞个五万两不成问题，五千两起拍，买官的人觉得划算，自己也能赚翻。
然后，他请了十几个富商和地主来家里吃饭——这些人都是想当官的，之前就托人找过他。酒过三巡，董天宝放下酒杯：“各位，今天请大家来，是有件好事告诉你们。朝廷最近有一批官职空缺，我能帮大家拿到——但不是白拿，得看大家的诚意。”
一个叫王员外的富商立刻站起来：“董镇抚，您说，要多少钱？只要能当官，多少钱我都愿意出！”
董天宝笑了：“王员外别急，咱们明天在我的粮行里举行一场‘拍卖会’，谁出价高，谁就能拿到官职。”他没说的是，这些富商里，有个叫张老板的，是刘瑾的人——刘瑾早就盯上了卖官的利润，想通过张老板分一杯羹。董天宝心里清楚，得让张老板“赢”几次，又不能让他独吞，得好好算计算计。
第二天，拍卖在粮行后院举行。董天宝坐在主位上，手里拿着名册，身后站着两个锦衣卫，气场十足。“各位，今天拍卖的第一个官职，是通州税吏，起拍价五千两，每次加价不少于五百两。”
王员外立刻举牌：“五千五百两！”
张老板不甘示弱：“六千两！”
两人你来我往，价格很快涨到了八千两。王员外咬了咬牙：“八千五百两！”他心里算着账，通州税吏一年能赚十万两，八千五百两买个官，半年就能回本，值！
张老板看了眼旁边的随从，随从点了点头——刘瑾给的底线是一万两。张老板举起牌：“一万两！”
全场都安静了，王员外的脸白了——他没那么多现钱。董天宝笑着一拍桌子：“好！通州税吏，归张老板了！”他心里乐开了花，这一万两，比他预期的多了五千，刘瑾那边也有交代。
张老板得意地笑了，可他不知道，董天宝早就看出他是刘瑾的人——故意把价格抬到一万两，就是想让刘瑾多花点钱，也显得自己“尽力了”。
接下来拍卖苏州县令，价格也一路飙升到九千两，被一个李姓地主拍走。就在董天宝准备宣布下一个官职时，一个穿长衫的读书人突然闯了进来，手里拿着举人功名状：“董镇抚，你怎么能卖官？保定县丞是我的官职，你凭什么卖给别人！”
这读书人叫李秀才，考中举人后，按规矩该补保定县丞的缺，却听说官职被卖了，气得跑来理论。张老板皱了皱眉：“哪来的穷书生，也敢来管董镇抚的事？”说着就要让人把他赶出去。
董天宝却抬手拦住：“慢着。”他打量着李秀才，心里的算盘又响了——李秀才是读书人，背后可能有文人圈子，要是把他得罪了，传出去不好听。而且他打听了，李秀才的老师是个退休的御史，在官场还有人脉，正好可以利用。
“李秀才，你别急。”董天宝笑着站起来，“保定县丞是个苦差事，地方偏，油水少，我给你留了个更好的——苏州主簿，下个月就上任。”他从怀里掏出五百两银子，“这五百两，是给你的‘安家费’，你拿着，好好当官，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我。”
李秀才愣住了——苏州主簿是中缺，比保定县丞好太多，还有安家费。他犹豫了一下，接过银子：“董镇抚，谢……谢谢！”
张老板不乐意了，拍卖会结束后，他找到董天宝：“董镇抚，你为什么把苏州主簿给李秀才？那应该是我的！”
“张老板，别急。”董天宝笑着给他倒了杯茶，“李秀才是读书人，要是我不给他人官职，他会去告我。到时候，不仅你拿不到官职，我也会有麻烦——这对你，对刘公公，都没好处。”他顿了顿，又说，“下次有肥缺，我优先给你留着，怎么样？”
张老板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没再追究。可他回去后，还是把这事告诉了刘瑾。刘瑾眯着眼，手指摩挲着玉如意：“这董天宝，倒是会办事。不过，他也别想独吞卖官的利润——下次，让他给咱家多留几个肥缺。”
董天宝得知刘瑾的意思后，心里冷笑——他才不会让刘瑾独吞。下次拍卖，他要把一些“看似肥缺，实则烫手”的官职卖给张老板，比如江南某个刚闹过灾的县令，让刘瑾吃个哑巴亏。
可他没注意到，张君宝一直在旁边看着。张君宝心里越来越慌：“哥，你这样卖官，早晚要出事的。”
“出事？”董天宝冷笑，“只要我把钱分对人，就出不了事。兵部尚书的儿子要娶亲，我送了一万两彩礼；东厂的刘瑾公公要盖新府，我送了五千两木料钱——他们都得了我的好处，怎么会查我？”他顿了顿，又说，“而且，我卖的官，都是能赚钱的。他们上任后，会加倍搜刮百姓，再把钱交给我——这叫‘良性循环’。”
张君宝没说话，只是看着董天宝，眼神里满是失望。他不知道，李秀才的老师早就看董天宝不顺眼了，李秀才把卖官的事告诉老师后，老师开始暗中收集董天宝的罪证——一场针对董天宝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