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账册与核算之法在西域推行，如同给奔涌的商路注入了一道理性的河床，虽不能杜绝所有暗流，却让水面之下的交易变得清晰可辨。敦煌官署的算盘声日夜不绝，钤印的棉布在西行商队中逐渐成为信誉的象征。
然而，长安城中，暗流并未平息。
一场春雨过后，武英殿的晨议上，一位资历颇老的御史大夫出列，手持玉笏，声音沉缓：“陛下，老臣近日闻听，西域‘官造标准’之下，民间织户苦不堪言。官府定价，挤压其利，更兼新式织机造价高昂，小门小户无力购置，长此以往，恐生民怨。”
此言一出，几位与江南丝帛利益攸关的官员纷纷附议，言语间虽未直接否定新政，却将“与民争利”、“苛政扰民”的帽子，隐晦地扣了上来。
龙椅上的李琮静静听完，未露喜怒，目光转向一旁的谢知非。谢知非会意，柔声开口，却直指核心：“王御史忧国忧民，其心可鉴。却不知，所言‘民间织户苦不堪言’，是源于敦煌官署的奏报，还是道听途说？那新式织机，是强令购买，还是官坊出资，民户以日后织布分成抵扣？”
她语气平和，却问得那老御史一时语塞。谢知非继续道：“臣妾听闻，敦煌官坊设有‘织机贷’，贫寒织户可立契租用，以布抵债。更有合作民坊，其利较以往散卖时，增了三成不止。若此为‘苦’，不知何以为‘乐’？”
李琮此时方才开口，声音不容置疑：“西域之事，朕自有明断。数据不会撒谎，敦煌每旬皆有详报。至于民间疾苦，”他目光扫过众臣，“朕已命皇后协理内廷，清查近年来各地贡赋、宫中用度，裁汰奢靡，节用裕民。内外一体，方为正道。”
退朝后，李琮与谢知非回到后宫。
“江南那些人，还是不死心。”谢知非轻声道。
“他们垄断东南财赋久矣，自然不愿见西域另立格局。”李琮冷笑，“不过，他们越是这样，越是证明我们做对了。只是，光靠朝堂争论，难断是非。”
他沉吟片刻，对谢知非道：“知非，朕欲让你以省视桑农、体察民情之名，暗中查访江南织造现状，尤其是中小商户真实境况。你在明，朕的人在暗，务必拿到实据。”
谢知非眼中闪过一抹了然与坚定：“臣妾明白。”
与此同时，西域。
萧煜接到密报，有一支大型粟特商队，携大量来自波斯的精美丝帛即将抵达敦煌，其价格之低廉，明显意在冲击西域棉布的市价。
“来者不善。”萧煜眉头紧锁，“这背后，定有江南大商的影子，他们想用价格战拖垮我们。”
阿依努尔却道：“未必是坏事。我们的棉布厚实耐磨，本就与丝帛受众不同。他们想挤占市场，我们便让他们挤占。正好借此机会，让商队更深入西方，去寻找更需要我们棉布的地方。同时，我们也可借此压低波斯丝帛的进价，转售内地，或由官坊收购，研究其织染技法。”
张允（工部技术官）也提出建议：“我们的新式织机已能稳定产出中等棉布。或可借此机会，鼓励民坊尝试用棉纱仿制一些波斯纹样，或开发更适合西域本地喜好的新花色，以‘新’对‘廉’。”
萧煜采纳了二人的建议，并未对粟特商队进行阻挠，反而提供了便利。结果正如阿依非尔所料，粟特人的丝帛虽吸引了一部分追求奢华的客户，但西域棉布凭借其性价比和实用性，在军中、平民以及更注重实用的远途商队中，市场依然稳固。反而因为丝帛大量涌入，价格下跌，被官坊趁机收购了一批，送往格物所研究。
一个月后，长安。
谢知非自江南返回，带回了厚厚一摞笔录与账目副本。
“陛下，江南三大商行把持行会，对中小商户盘剥极重，抽成高达五成，且以次充好、欺行霸市之事屡见不鲜。许多小作坊主苦不堪言，这才对西域新政心生向往。”她顿了顿，又道，“臣妾已暗中联络了几位可信的商户，他们愿提供三大商行勾结官府、偷漏税赋的证据。”
李琮看着那些证据，眼中寒光一闪：“是时候了。”
数日后，一场由皇帝亲自主持，户部、刑部、御史台共同参与的审计，突然降临江南三大布商总号。证据确凿，三大商行及其背后官员贪腐、垄断、不法经营之罪行迅速被查实，主事者锒铛入狱，家产抄没。
李琮借此东风，迅速颁布《商贾律例修订案》，明确反对垄断，鼓励公平竞争，保护中小商户权益，并将西域试行成功的“官造标准”与“合作分成”模式，择其善者，向全国推广。
消息传至西域，人心大振。
萧煜对阿依努尔感慨：“陛下在长安的这一仗，干净利落，为我们扫清了多少障碍。”
阿依努尔望着东方，轻声道：“陛下让我们在西域立起一根柱子，他自己，则在长安为我们撑起了整片天空。”
敦煌官署内，张允在新的织机图纸上，画下了基于波斯丝帛灵感的新纹样。他知道，来自东方的压力暂时消退，但商业的竞争、技术的革新，永无止境。而他们，正走在这条由皇帝开辟的、充满挑战却前景广阔的新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