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天启二年起，天下两京十三省，永不加赋！”
次日清晨，这道圣旨便由顺天府衙正式对外发布，告示一经张贴，街头巷尾立刻围满了人。
百姓们争先恐后地驻足观看，有人识字的便大声念出内容，人群里既有寻常百姓，也有商贾与乡绅。
“皇上有令，永不加赋喽！”
“好啊！”
一名宣旨的翰林官员刚念完诏书，围观的人群顿时沸腾起来，掌声四起。
“皇上真是体恤民情！”
“往后日子有盼头了！”
“皇上万岁！皇上是明君！”
人群中夹杂着不少应声而起的喝彩者，这些人并非偶然出现。皇帝颁布此令本就意在收揽人心，锦衣卫与东厂怎会错过这样的良机？他们早已安排妥当，专事鼓动舆论。
在这些人的带动下，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整条街都回荡着对天子的赞颂。
那名宣旨官脸上笑意盈盈，心中亦是欣慰。他本就效忠于当今圣上，见民心归附，自然倍感振奋。
接下来几日，城中处处可见官差与五城兵马司的兵丁敲锣打鼓，沿街宣讲圣旨内容。
信息司旗下的报馆更是连轴运转，昼夜不停印制报纸，终于赶出了数万份传单。
内阁还特地派遣专人，携带着告示与报纸奔赴城外各村各镇，务必将消息送至乡野。
至于传遍全国，真正落实到每一处州县，以当前的交通条件，少说得耗上半年。朱由校对此并不着急。
政令既出，执行便交给地方官吏去办。
他清楚，这道“永不加赋”的诏令，重心在于北方。那里民生困苦，民心思变，他需要借此赢得支持，树立威望。
南方虽富庶，但距离遥远，眼下尚不在考量之内。
只要他在北方稳固了权势与名望，大明境内便不会出现动荡或失控的局面。
回顾明末的历史，正是由于北方百姓对朝廷彻底失望，皇帝失去了对北方的掌控，才引发了连绵不断的民变与反抗。
其中，陕西成为农民暴动最为激烈的区域。这场动荡不仅源于天灾，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人为的压迫。
那时的陕西，接连遭遇旱荒、蝗祸与地震，流离失所者遍布乡野，百姓生活已濒临绝境。
可朝廷非但没有减免赋役，反而坚持征收常赋，辽饷也必须足额上缴。地方官吏趁机贪赃枉法，横征暴敛，令本已挣扎在生死边缘的民众更加困苦不堪。
陕西地广人杂，又地处要冲，北有蒙古土默特部，西有鞑靼势力，时常南下劫掠。
倘若边军能击退外敌，百姓尚可承受重负，勉强维持生计；一旦战败，家园尽毁，钱粮性命皆难保全。
与此同时，境内也不安宁，某些少数民族部落氏族群揭竿而起，烧杀抢掠，战火四起。
正因如此，西北地区的军队在长期征战中锤炼出较强的战斗力，相较于其他边镇，实属难得的精锐力量。
那位被后人称作心怀理想、体恤苍生却生不逢时的崇祯皇帝，不但未设法减轻民间疾苦，反而加征“剿饷”与“练饷”。
此举无异于将百姓推向反叛之路。明朝在他手中覆灭，实为必然结局。
那些后世极力美化他的人，若真将其置于当年陕西的境地，恐怕他自己都会毫不犹豫地投奔李自成，带头推翻这个王朝。
朱由校曾阅览古籍，隐约记得，明朝财政收入之中，竟有三成来自陕西一地，而富甲天下的江南诸府，仅负担两成。
由此可见，国家财政早已千疮百孔，朝廷与君主实际上受制于地方豪强。
换句话说，国库能有多少收入，全看这些地主乡绅愿不愿意掏钱。
至于普通百姓，毫无依靠，被榨取到最后一丝气力。这样的政权，何来信誉？又怎能凝聚人心？
因此当王二率先杀官起事，西北民众纷纷响应，短短数年间，各地涌现数十股大规模的反抗势力。
起初，不过是饥民为活命而揭竿，局势尚有转圜余地。
但到了崇祯四年之后，越来越多的边镇士兵加入叛军行列，战争性质自此彻底改变。
朝廷长期欠发军饷，即便偶尔拨付下来，也大多被各级将领层层截留。士兵到手的银粮少得可怜，连基本生计都难以为继。
皇帝尚且不会让兵士饿着肚子打仗，如今既不给钱也不给粮，却要求他们冲锋陷阵，谁还肯卖命？
民间有句老话：“宁可撑死，不愿饿死。”
那些走投无路的边军士兵，干脆扔下武器，投奔农民军去了。那边既能吃饱饭，又能抢掠财物，日子过得反而痛快。
因此，在明末动荡的年代里，西北各军镇几乎销声匿迹。朝廷极少调动这些部队，原因很简单——兵员早已逃散殆尽，许多将领成了空头指挥官，手下连一个像样的队伍都没有，谈何作战？
更棘手的是，边境还得防范蒙古部落的侵扰，以及少数民族的反抗。可军队已名存实亡，防御形同虚设。
当时的文武百官乃至皇帝本人，不可能看不到国家财政崩溃、赋税沉重带来的恶果。
但为何无人出手扭转局面？关键在于掌权者自身。
崇祯帝朱由检最是爱面子，宁可硬撑到底也不愿低头求变。
当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时，他私下已让王承恩准备出逃事宜，可只因大臣几句质问，便立刻退缩，再也不敢提半个“走”字。
此人度量狭窄，疑心极重，从不敢与权贵对抗，又怎会向天下士绅豪族动刀？
朱由校却与之截然不同。
若局势真的无法挽回，他宁愿亲手终结大明，也不愿看着它苟延残喘、任人宰割。
唯有稳住北方民心，才能为新政铺路。只要北方不爆发大规模民变，大明就不会陷入四面烽火的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