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统一王朝建立之初，为何国家经济总能迅速繁荣起来？
其关键在于资源的重新分配。
长期战乱之后，百姓渴望安定生活，而此时往往地广人稀，土地成为最宝贵的资源。
农民最渴望的事，莫过于拥有一片良田，能够自给自足，衣食无忧。
然而，历朝历代从未真正重视土地私有化的隐患，也未曾意识到土地国有化的重要性。
如此关键的资源，竟被完全掌控在士大夫阶层与地方豪强手中，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失误。
官员们即使明白其中危害，也绝不会如实禀报皇帝。
因为他们本身便是既得利益者，怎会轻易放弃财源？
历代皇帝之中，四百余位里，唯有朱元璋真正关心百姓疾苦。
其余帝王，大多将百姓视为草芥。
即便有皇帝察觉隐患，也多在王朝衰败之时，早已错过最佳时机，再难扭转局势。
以明末为例，小冰河气候导致粮食减产，内部动荡不安，外部又有强敌压境。
此时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直接冲击国家财政，危害成倍增长。
土地作为国家根本资源，怎可落入私人之手？又怎能让它成为官绅士族对抗朝廷的资本？
因此，朱由校决心改革。
他深知，土地必须国有，绝不能允许私人占有。
国有化虽是封建王朝发展的必然选择，但一旦推行，便会打破现有的脆弱平衡。
这等于向天下所有地主豪强、官绅士族宣战。他们必将激烈反对，甚至策动“民变”，以此逼迫朝廷让步。
万历年间，皇帝只是收回部分矿税，便引发激烈对抗。税监遭殴杀，谣言四起，民心骚动。
如今若要推行土地国有，无异于断其根基，其反抗之烈可想而知。
正因如此，朱由校只能选择从边远地区入手。
他最终决定，在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的西南地区先行试点，并找寻一个合适的名义，以免引起过多关注。
他反复思索，最终以“时局动荡、民族融合”等理由，宣布将部分土地收归国有，暂定五年为限。
在这五年中，土地归属朝廷，百姓可继续耕种，但须向朝廷缴纳租用费用。
此费用不经过地方官吏之手，而是由皇帝亲自指派官员与钦差大臣南下督办，直接收取。
这样的安排或许会让某些官员心生疑虑，但总比公然宣告要稳妥得多，至少他们不会仅因一点怀疑就轻易采取激烈手段。
接着，他发布了一道旨意，凡受此次战乱影响的地区，一律免除一年赋税。
而那些因战乱重新分配土地、重新编入户籍的人家，则免除两年赋税，三年内租赁费用也相应减少。
若百姓缺乏耕作所需的器具，朝廷将根据实际情况提供一定支持，包括农具与种子。
其实朱由校原本打算直接免除五年赋税，以土地国有化的时间为基准。
可他的力量尚不足以与那些势力彻底撕破脸面，也未到公开对抗的地步，因此不得不有所保留。
五年的缓冲期，足够他完成许多布局。只要安顿好百姓，解决关外的老奴问题，他便能集中精力应对更大的麻烦。
在大明，赋税的主力始终是底层的普通民众。
即使这五年继续征税，所得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对整体财政毫无决定性作用。
这些穷苦人家实在太过贫困，别说多余的粮食钱财，就连一口完好的铁锅都难寻。
若他不设法扶持他们、理解他们的困境，还一味索取，那与那个只知加税的朱由检有何分别？
他们早已被压榨得只剩一条命，甚至这条命连一顿饱饭都换不来，卑微得如同泥土中的尘渣。
在西南这种极度贫瘠的地方，收一年的全省税粮，可能还不及他去江南抄一家大户来得实在。
这样不仅来钱快，也不会伤及无辜，反而能在百姓心中树立明君的形象，可谓一举数得。
再说大明的税制本身就混乱不堪，早在太祖皇帝时期就明确规定：
百姓所交赋税与官员俸禄发放，都必须以实物计算。
也就是说，百姓用粮食作为货币上缴赋税，朝廷也只收粮食，或布匹绸缎等有实际价值的物品。
这套税制在明初，也就是宣德以前尚能运转，但随着时间推移，弊端很快暴露无遗。
更糟糕的是，这些漏洞被文官们抓住，渐渐地，税制也如卫所军户制度一般，变得扭曲失衡。
当时的大明尚未进入银本位时代，白银虽可用作流通，却未成为主流货币。
朝廷曾发行洪武通宝与官方宝钞，试图取代市场上的主流交易媒介。
可最荒唐的操作也在这里——朝廷发行的货币，自己却不愿回收，导致士绅官员都不敢使用这些铜钱和纸币。
最终的受害者，还是那些不懂朝政、不明真相的普通百姓。
他们辛勤劳作，顶着风吹日晒种出粮食，再通过市场与官方两个渠道，把原本珍贵的粮食换成了没人愿意收、不断贬值的通宝和纸钞。
这样一来，刚建立不久的大明朝廷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大受影响，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而之后的每一位皇帝，只要一上位，就好像是要立刻展示自己的威严。
他们急不可待地铸造出永乐通宝、洪熙通宝之类的货币，连纸钞也要换成带有自己年号的才算满意。
这还不算什么，最令人费解的是，每当一种新货币发行，前一位皇帝所用的通宝与纸钞就立即被宣布无效，无法继续流通。
那些家里还存有旧币的人，真是欲哭无泪，只能默默承受这一切。
至于想通过官府回收或者兑换，那是想都不用想的事。即便旧币在世时已经大幅贬值，更何况如今连皇帝都换人了。
那些拿着旧币跑到官府讨说法的百姓，能不被打一顿赶出来，就已经算是运气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