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采纳了群臣的建议，将脑海中一系列想法和部署暂时放下。
为了继续对老奴施加压力，他正式下旨，任命周兴武为山海关总兵官，率军驻守这一连接关内外的关键要道。
既然以辽阳、沈阳为核心的防御体系初步形成，后勤与通信自然也不能落后。
这一步也是进一步巩固朝廷对关外地区的控制。
那些在辽东世代盘踞的豪强地主，家底没有一个能经得起深查。
朱由校打算逐步清理这些人，换上自己信任的力量。
眼下，他还要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从辽阳、沈阳迁移到广宁、锦州等地的百姓多达数十万，如何保障他们的生计是头等大事。
长期依靠朝廷拨粮救济并非长久之计。加之辽东气候严寒，百姓流离失所，缺乏稳定的住所。短时间内尚可维持，时间一久，极易引发动乱。
如此庞大的人口滞留关外，对如今的朱由校和大明朝廷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即便没有建奴或蒙古骑兵入侵，仅靠当地百姓耕种所得的粮食，远远无法满足需求，每年仍需从国库调拨大量物资予以支援。
“苦寒之地”绝非夸大其词。关外的自然条件并不适合农耕文明的发展。
就连长期生活在此地的异族，都难以承受这种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煎熬，更何况是从未经历过这般恶劣环境的汉人。
这也是历代王朝不愿大规模向外扩张的原因之一。在这方面，不能一味责怪帝王无为或执政者保守。
对于农耕文明而言，打下来的土地若无法居住、难以耕种，便毫无价值可言。
明朝之所以放弃关外大片土地，除国力衰退、军备不足外，更关键的一点是无法动员百姓前往屯垦。
当年朱元璋为充实辽东人口，出台多项优惠政策，软硬兼施，耗费巨大精力才勉强让这片土地有了些人气。
即使如盛唐那般强盛，开疆拓土无数，许多地方依旧无法真正掌控，汉人数量稀少，反而引来大量异族迁入中原。
在对待边疆民族的策略上，大唐与大明大体相似，均采取“以夷制夷”的方式，分化瓦解异族部落，自己则充当幕后操盘手。
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唐朝最终陷入藩镇割据的泥潭，明朝则养出了后金这个强大对手。
尽管唐朝名义上掌控了大片疆土，但并未真正实现有效的统治，反而将异族力量融入自身体系，为日后藩镇作乱埋下隐患。
唐朝之所以能维持几十年的版图扩张，除了国家财力雄厚之外，最根本的依仗，便是那些战力强悍的军队在背后支撑。
当中原政权声威日盛，曾经依附于大唐羽翼之下成长的外族，开始滋生出强烈的野心。
他们有的企图独霸一方，有的甚至觊觎皇权。
“安史之乱”的爆发，不是某一人的偶然行为导致，而是体制本身长期积弊的必然结果。即使李隆基早逝二十年，没有杨贵妃，没有安禄山、史思明等人，类似的冲突仍会发生。
因为一个政权无法永远保持巅峰状态。
疆域越辽阔，觊觎你的人就越多，任何一丝失误都可能成为崩塌的起点。
只要稍有松懈，实力稍有衰退，那些早已虎视眈眈的边镇势力便会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时机，发动猛烈冲击。
唐朝的强盛得益于包容与开放，但其衰败，也正源自这种过度的信任。
大唐尚能延续百年，而大明却不同。
朱棣一死，奴儿干都司迅速衰败，至正统年间已形同虚设。
这并非朝廷不作为，而是两个时代的国力根本不在同一层级。
永乐年间，朝政清明、国库充盈、军队强盛，自然可以震慑四方。
但随着军力衰退与财政吃紧，大明对关外的控制力也日渐削弱。那些原本臣服的部族，心中蠢动的欲望再次被点燃。
明朝君臣对外族的戒心远胜于唐朝。
除了朱棣和朱见深，其余皇帝几乎都对外族保持高度警惕。或许正是因为看到了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明朝才始终采取更为严厉的压制政策。
要在东北这片尚未开化的苦寒之地扎根生存，首要解决的，就是粮食问题。
只有实现自给自足，才能真正留住百姓。
满清晚期，东北曾经历一次大规模移民潮，被称为“闯关东”。
原本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地区，在短短几十年间激增至千万人，令人震撼。
推动这场人口迁徙的根本动力，是一种耐寒稻种的引进。
它能在东北恶劣多变的气候中存活，使得农业得以发展。加上当时对矿产资源的开发，东北逐渐展现出其富饶的潜力，吸引了大量移民涌入。
这种稻种最早从日本引入朝鲜，经过数十年培育改良，才被东北百姓所掌握并广泛使用。
如今，朱由校急需这种稻种。
只要获得它，便能极大缓解关外百姓的粮食危机。
小冰河期尚未达到顶峰，大明的百姓仍需经历数十年的艰难岁月。
朱由校不愿史书将来仍记载着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状。
唯有在关外实现粮食自给自足，才能部署重兵，向北扩展势力。
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不仅地理位置关键，更拥有世界级的丰富资源。
张作霖正是依托东北的战略优势与资源产出，才得以在乱世中稳如磐石。
即便在关内战败，只要守住山海关，不过数年，便能迅速恢复元气。
如今虽然尚无抗寒性强的稻种，但有精通农业的宋应星在。以他的才学与经验，培育出这类稻种，应当不难。
此刻，朱由校不得不感慨，朝中若有如此杰出之才，实乃皇室与百姓之福。
有这样的能人坐镇，胜过百万雄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