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4章：第一条禁令
伦理委员会的成立，如同为“山河档案馆”这艘航船安装了精密而坚固的舵轮。第一次全体会议确立了原则与方向，而真正考验这艘船能否在复杂现实中稳健航行的，是将其首次应用于具体规则的制定。委员会接手的第一个正式议题，便是基于张建国案例，起草关于“存在历史伤害风险且潜在寻亲对象明确拒绝”情况的裁决条款。
会议室内，气氛比第一次更为凝练务实。厚重的橡木长桌上，每位委员面前都摆放着苏哲提前整理好的案例摘要、相关法律条文汇编以及初步拟定的条款草案。
草案的核心内容清晰而坚决：当档案馆掌握明确证据表明，寻亲请求方曾对潜在寻亲对象造成实质性身心伤害，且经审慎评估，联系行为极有可能对后者构成二次创伤，或潜在寻亲对象已通过直接或可靠间接途径明确表示拒绝接触时，档案馆应不予提供寻亲协助，并有权拒绝透露任何相关信息。
“条款的立意是好的，保护受害者的立场非常明确。”法学教授首先发言，指尖轻点着草案文本，“但关键在于如何界定和取证。‘明确证据’的标准是什么？邻居口述的记忆碎片，算不算？未经司法判决的家庭暴力，如何认定其‘实质性’？‘可靠间接途径’又该如何定义？这些如果不够清晰，会在具体执行中留下争议空间，甚至可能被滥用。”
心理学家紧接着补充：“从我的专业领域看，‘二次创伤’的风险评估需要更细致的维度。除了伤害的历史事实，还需考虑时间跨度、受害者目前的心理状态、社会支持系统，以及请求方当前的行为模式所反映出的悔过真实性。这是一个综合判断，很难用单一标准一刀切。”
人文学者沉吟道：“我理解保护个体的首要性。但从社会记录的角度，完全切断这类连接，是否也意味着我们放弃了促成某种更深层社会反思的可能性？当然，这绝不能以牺牲个体安宁为代价。”
李桂兰听着这些复杂的讨论，眉头微蹙，她举起手，声音不大但很坚定：“俺是个粗人，不懂那么多道理。俺就觉得，人家孩子（指李静）都说得那么清楚了，不想见，怕受伤害。这就是最硬的理！啥证据不证据的，还能有当事人自己个儿的话真？咱们得说话算话，说不帮，就不能帮。”
秦朗点头附和：“李阿姨说得对。档案馆是守护记忆和温暖的，不能变成强迫别人面对痛苦的工具。规矩定了，就要严格执行，不然以后谁还信我们？”
讨论逐渐聚焦于条款的细化与平衡。苏哲负责记录，并不断从法律角度提出修改建议，将“明确证据”细化为“包括但不限于司法记录、医疗证明、多位独立旁证记忆交叉验证等”，将“可靠间接途径”明确为“经由委员会认可的第三方机构或人士转达的、可溯源的明确意愿表示”。
一直闭目养神般的周师傅，在争论稍歇时，忽然睁开眼，看向林夏，没头没尾地问了一句：“丫头，那大家伙（档案馆），对这条‘规矩’，‘舒坦’不？”
几位学者再次露出些许困惑，但这次，林夏没有犹豫。在委员们讨论时，她一直分出一丝意识，连接着档案馆的核心。当这条旨在保护受害者、斩断恶意连接的条款被反复推敲、逐渐成型时，她能清晰地感受到，档案馆内部那片浩瀚的星海，传来一种平稳、支持甚至略带“释然”的共鸣。对于那些承载着痛苦与恐惧的记忆碎片，这条规则仿佛构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屏障。
“档案馆……支持这条规则。”林夏肯定地回答，她没有过多解释那玄妙的感知，只是陈述结论，“它认同，这是对‘守护’本意的践行。”
退休大法官主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环视众人，沉声道：“各位的意见都非常宝贵。我们制定的是指引未来的规则，既要具备法律和伦理的严谨性，也要融入我们对其核心价值——‘守护’——的共同理解。李静女士的案例已经用血泪告诉我们，在这类情况下，保护明确的、不愿被打扰的受害者，是毋庸置疑的优先选择。”
他最终拍板：“条款基本框架通过。具体表述按苏哲先生记录的修改意见进行完善，增加补充说明：在执行中，若遇复杂情形，可由执行团队提请委员会进行个案审议。此条款将作为《山河档案馆伦理准则》的第一条正式禁令，即刻生效。”
“第一条禁令”——这五个字，仿佛带着千钧重量，落在了会议记录上，也刻入了档案馆运行的基石。
会议结束后，林夏站在档案馆的核心接口前，将这份经由人类智慧与系统本能共同确认的禁令，如同录入底层协议般，郑重地“告知”了档案馆。她能感觉到，那道无形的屏障变得更加清晰、稳固。
苏哲开始着手将禁令转化为《运营管理手册》的具体操作流程。陈舟则感慨道：“有了这条禁令，以后再遇到类似张建国的情况，我们就有法可依，有据可循了。”
林夏轻轻“嗯”了一声，目光却投向更远处。禁令的建立，是秩序的胜利，但也意味着他们将更深刻地介入人性的复杂图景。这条禁令如同一把尺子，未来必将丈量出更多形形色色的案例，有的可能比张建国更为纠葛，有的可能挑战着禁令的边界。
规则的建立，不是为了逃避复杂性，而是为了在复杂性中，找到那艘航船必须坚守的航向。
第一条禁令已然铸成，它既是保护的盾牌，也是衡量未来的准绳。
第164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