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建十一年（公元579年，己亥年）
春天一月癸巳日，周主在露门接受大臣朝拜，开始跟大臣们穿汉、魏时期那种样式的衣服。然后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成。还设置了四个辅助的官职：让大冢宰越王宇文盛当大前疑，相州总管蜀公尉迟迥当大右弼，申公李穆当大左辅，大司马随公杨坚当大后承。
周主刚上位的时候，觉得高祖定的《刑书要制》太严厉，就给废除了，还经常搞大赦。京兆郡丞乐运就上书，说：“《虞书》里说‘眚灾肆赦’，意思是因为失误造成危害的，应该缓一缓再赦免。《吕刑》也说‘五刑之疑有赦’，就是判刑罚有疑问的时候，就从轻判，罚也有疑问就干脆免了。我翻遍经典，可没看到说不管罪轻罪重，都来个全国大赦的说法。皇上您咋能老搞这种不寻常的‘福利’，去放纵那些坏蛋作恶呢！”但皇帝根本不听。结果老百姓都不把犯法当回事儿，这皇帝自己又奢侈荒淫，毛病一堆，还讨厌别人劝他，就想靠严厉手段吓唬住下面的人。于是又搞了个《刑经圣制》，刑罚更严了。还在正武殿搞了个大祭祀，祭告上天之后开始施行。还偷偷让身边人盯着大臣们，稍微有点小错，就马上惩罚甚至杀掉。
而且这皇帝守孝才过一年，就开始放纵自己享受声色。什么鱼龙百戏之类的表演，天天在殿前搞，没日没夜的，也不知道休息。还到处搜罗美女充实后宫，官位在仪同以上的官员家女儿，都不许随便嫁人，搞得不管贵贱都有怨言。皇帝一进后宫，好几天都不出来，大臣们有事要奏报，都得通过宦官传达。这时候乐运抬着棺材到朝堂，列出皇帝八条毛病：第一，说“皇上近来好多事都自己拍板，不跟宰相们商量，不跟大家一起决策”。第二，“到处找美女充实后宫，官位仪同以上官员的女儿不许随便嫁人，不管贵贱都有怨气”。第三，“皇上一进后宫就好几天不出来，大臣奏报事情都得靠宦官传达”。第四，“之前下诏说放宽刑罚，还没到半年，又比以前更严厉了”。第五，“高祖提倡简朴，去世还不到一年，皇上就开始穷奢极欲”。第六，“向老百姓征徭役、赋税，就为了养那些演戏、摔跤的人”。第七，“有人上书要是写错字，就治罪，这不是断了大家上书提意见的路嘛”。第八，“天象都显示有警示了，皇上也不请教有识之士，不推行德政”。还说“要是不改正这八条，我看周朝宗庙以后都没人祭祀了”。皇帝一听，气炸了，要杀了乐运。大臣们都吓得不行，没人敢救。内史中大夫洛阳人元岩说：“臧洪愿意跟别人一起死，大家都觉得他够义气，更何况像比干这样的忠臣呢！要是乐运躲不过这一劫，我就跟他一起死。”然后就去求见皇帝，说：“乐运不怕死，就是想博个好名声。陛下您不如表扬他一下，再放他走，这样显得您大度。”皇帝听了，有点醒悟。第二天，把乐运叫来，说：“我昨天晚上琢磨你说的那些，你还真是个忠臣。”还赏了他御膳，就把他打发走了。
癸卯日，周立皇子宇文阐为鲁王。甲辰日，周主往东巡游；丙午日，任命许公宇文善为大宗伯。戊午日，周主到了洛阳，又立鲁王宇文阐为皇太子。
二月癸亥日，皇帝去耕种藉田。周下诏，把洛阳定为东京，征调山东各州的士兵去修洛阳宫，常年有四万人干活。还把相州的六个官署迁到洛阳。
周徐州总管王轨，听说郑译掌权了，就知道自己要遭殃，跟亲近的人说：“我以前在先帝那时候，可是为国家出谋划策。现在这形势，我肯定没好果子吃。咱这徐州控制着淮南，挨着强大的敌人，我要是只为自己打算，那太容易了。但咱得讲忠义啊，不能违背，更何况先帝对我有大恩，哪能因为得罪了新皇帝，就把恩义都忘了呢！我就老老实实等死，希望千年之后，大家能知道我的心。”
周主有一天不紧不慢地问郑译：“我脚上被棍子打的印子，是谁干的？”郑译回答：“是乌丸轨和宇文孝伯干的。”还说起王轨捋皇帝胡子的事儿。皇帝就派内史杜庆信去徐州杀王轨，元岩不肯在诏书签字。御正中大夫颜之仪也拼命劝皇帝，皇帝不听。元岩接着劝，把帽子一摘，磕头磕得砰砰响，拜了又拜，反复进谏。皇帝说：“你是想跟乌丸轨一伙儿吗？”元岩说：“我不是帮他，就是怕您乱杀人，让天下人失望。”皇帝气坏了，让宦官扇他耳光。王轨最后还是死了，元岩也被罢官回家。不管认识不认识王轨的人，听说这事儿都为他流泪。颜之仪是颜之推的弟弟。
周主当太子的时候，上柱国尉迟运是东宫的宫正，经常劝太子，太子不听。尉迟运跟王轨、宇文孝伯、宇文神举都被高祖亲近优待，太子就怀疑他们一起说自己坏话。王轨死了之后，尉迟运害怕了，私下跟宇文孝伯说：“咱肯定都躲不过这灾祸，咋办啊？”宇文孝伯说：“现在家里有老母亲，地下有武帝。咱们做臣子、做儿子的，能怎么办！况且既然侍奉君主，本来就为了忠义和名声。劝了皇上不听，那死也逃不掉。你要是为自己考虑，就赶紧离远点。”于是尉迟运请求去当秦州总管。
过了些日子，皇帝拿齐王宇文宪的事儿责怪宇文孝伯，说：“你知道齐王谋反，为啥不告诉我？”宇文孝伯回答：“我知道齐王对国家忠心耿耿，是被一群小人陷害，我说了您也不会信，所以就没说。而且先帝嘱托我，就是让我辅导陛下您。现在我劝您您不听，我确实辜负了先帝的托付。因为这个治我的罪，我也认了。”皇帝听了特别惭愧，低着头不说话，让人把宇文孝伯带出去，赐他在家自杀。
当时宇文神举是并州刺史，皇帝派人到并州用毒酒杀了他。尉迟运到了秦州，也因为忧愁过度死了。
周把南伐的各路军队都撤了。
突厥佗钵可汗向周求和，周主把赵王宇文招的女儿封为千金公主，嫁给佗钵可汗，还让佗钵可汗把高绍义抓来，佗钵可汗没答应。
辛巳日，周宣帝把皇位传给太子宇文阐，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象，自己称天元皇帝，住的地方叫“天台”，皇冠上的旒有二十四条，车马、服饰、旗帜、鼓乐这些的数量，都比之前皇帝的多一倍。太子称正阳宫，设置纳言、御正、各种卫队等官职，都跟“天台”的设置差不多。还尊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展现了北周大象年间（公元579年前后）的政治风云，字里行间透着权力更迭中的荒诞与残酷，也折射出封建王朝“人治”模式下的制度性困局。
周宣帝的“倒行逆施”：从改革幻影到暴政本质
周宣帝宇文赟刚即位时，曾有过“服汉魏衣冠”“改元大成”的革新姿态，甚至一度废除武帝时期严苛的《刑书要制》，看似要走“宽政”路线。但短短一年间，他便暴露了荒淫暴虐的本性：
--政策反复无常：先是废除严刑，却因“民轻犯法”和自身“恶人参谏”，转而制定更严苛的《刑经圣制》，用“密令左右伺察群臣”的特务手段控制朝堂，将法律变成满足私欲的工具。
--生活奢靡无度：居丧期未满便沉溺“鱼龙百戏”，聚美女充实后宫，甚至禁止“仪同以上女辄嫁”，将权力凌驾于伦理之上；游宴旬日不出，政事全由宦官转达，彻底背离帝王职责。
--拒谏与滥杀：面对乐运“舆榇死谏”列举的“八失”（独断专行、后宫干政、政策反复、穷奢极欲等），他最初欲杀之，虽因元岩劝谏暂息怒火，却未真正悔改；后续更借故诛杀王轨、宇文孝伯等忠臣，连“脱巾顿颡”死谏的元岩也被罢黜，用恐怖统治清除异己。
这种“先宽后暴”的转变，本质是专制皇权的失控：当权力缺乏制约，统治者的个人欲望便会无限膨胀，所谓“改革”不过是权力交接时的短暂伪装。
忠臣的悲剧：理想与现实的撕裂
这段历史中，几位大臣的命运尤为令人唏嘘：
--乐运：以“舆榇（抬着棺材）死谏”的极端方式，直指皇帝八大过失，甚至预言“周庙不血食”，展现了士大夫“以死明志”的刚烈。他的幸存，并非皇帝幡然醒悟，而是元岩以“广圣度”为由的策略性劝谏，反衬出忠言需靠“话术”保命的悲哀。
--王轨：明知郑译当权后自己“及祸”，却因“忠义之节不可亏违”拒绝叛逃，最终从容赴死。他的遗言“冀千载之后，知吾此心”，道尽了忠臣在黑暗时代的精神寄托——将价值实现寄望于历史评判，而非现世公道。
--宇文孝伯：面对皇帝质问“为何不言齐王谋反”，坦然回应“言必不用，所以不言”，并承认“谏而不从，实负顾托”，以“甘心受死”的姿态坚守臣节。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殉道精神，既是对先帝的承诺，也是对专制皇权最无声的反抗。
他们的悲剧印证了一个残酷现实：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体制下，忠臣的坚守往往只能换来毁灭，而权力的任性足以碾压一切道义。
权力游戏的暗流：从“四辅官”到禅位背后的算计
周宣帝设置“四辅官”（大前疑、大右弼、大左辅、大后承），表面是效仿古制分掌权力，实则暗藏对权臣的制衡——尤其是将杨坚（后来的隋文帝）列为“大后承”，既利用其能力，又暗含提防。而他在即位一年后便“传位于太子阐”，自称“天元皇帝”，看似荒诞，实则是想摆脱政务束缚、专注享乐，同时以“太上皇”身份牢牢掌控权力（车服旗鼓“倍于前王”，可见其权欲未减）。
但这种“甩锅式禅位”加速了北周的崩塌：年幼的静帝无力理政，杨坚等权臣趁机崛起。王轨曾预言杨坚“貌有反相”，却因忠而见杀，最终杨坚代周建隋，恰恰印证了专制王朝“权柄下移”的必然逻辑——当最高统治者沉溺私欲，权力便会自然流向有能力、有野心的人。
结语：一段历史的镜鉴意义
这段记载虽短，却浓缩了专制王朝的典型困境：权力缺乏制约导致统治者私欲膨胀，政策反复损害民生与制度权威，忠臣被害瓦解统治根基，最终使王朝走向覆灭。乐运的“八失”不仅是对周宣帝的批判，更像是对所有专制政权的预言——当权力与责任脱节、私欲与公权混淆，再强大的王朝也会在短时间内分崩离析。而王轨、宇文孝伯等人的坚守，则让我们在黑暗的历史中看到人性的光辉与士大夫的精神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