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东魏的濮阳武公娄昭去世了。侯景听说朝廷派兵来讨伐他，就向王伟问计。王伟说：“邵陵王要是来了，他们人多咱人少，肯定得被他们困住。咱不如放弃淮南，下定决心向东进军，带着轻骑兵直接突袭建康。临贺王在城里接应，大王您在城外进攻，这天下就不难平定啦。用兵讲究的是宁拙而求速，咱得赶紧出发。”侯景就留下表弟中军大都督王显贵守寿阳。九月二十日（癸未），侯景假称出去打猎，离开了寿阳，大家都没察觉到。
冬天十月，初七（庚寅），侯景放话说要去合肥，实际上却去偷袭谯州，谯州的助防董绍先开城投降了。侯景抓住了谯州刺史丰城侯萧泰。萧泰是萧范的弟弟，之前在中书舍人任上，花光钱财去巴结当时的权贵，被破格提拔为谯州刺史。到了谯州，他把老百姓都征来，让他们抬轿子、拿扇子、举伞之类的东西，不管是士人还是普通百姓都不放过。谁要是觉得干这事儿丢人不想干，就狠狠地杖责；谁要是多送点钱财，就放了他。这么一来，大家都盼着出乱子。等侯景一到，根本没人想打仗，所以谯州就这么轻易被攻破了。
十七日（庚子），梁武帝下诏派宁远将军王质率领三千人沿着长江巡逻防守。侯景攻打历阳太守庄铁，二十四日（丁未），庄铁献城投降，还劝侯景说：“国家太平了这么久，大家都不熟悉打仗这事儿了。听说大王起兵，朝廷内外都吓得不轻。您应该趁着这个机会赶紧向建康进军，说不定兵不血刃就能成就大功。要是让朝廷慢慢有时间准备，内外稍微安定下来，派一千个老弱残兵守住采石，大王您就算有百万精兵，也过不了江啦。”侯景就留下仪同三司田英、郭骆守历阳，让庄铁带路，带兵来到长江边。江上的各个镇守据点一个接一个地把情况向朝廷报告。
梁武帝向都官尚书羊侃询问讨伐侯景的计策，羊侃建议：“赶紧派两千人守住采石，再让邵陵王去攻打寿阳。这样侯景前进不了，后退又没了老巢，他那些临时拼凑起来的人马，自然就散伙了。”朱异却在一旁说：“侯景肯定没打算渡江。”梁武帝就把羊侃的建议搁置一边了。羊侃无奈地说：“这下可完犊子了！”
二十五日（戊申），梁武帝任命临贺王萧正德为平北将军、都督京师诸军事，让他驻扎在丹阳郡。萧正德派了几十艘大船，假装说是运芦苇，实际上暗中帮侯景渡江。侯景准备渡江的时候，担心王质会从中作梗，就派人去打探消息。正好临川太守陈昕上奏说：“采石急需重兵把守，王质的水军又弱又不靠谱，恐怕没法守住。”梁武帝就任命陈昕为云旗将军，去接替王质镇守采石，调王质回来管理丹阳尹的事务。陈昕是陈庆之的儿子。王质刚离开采石，陈昕还没赶到江边。打探消息的人回去告诉侯景说：“王质已经走啦。”侯景让人折根江东的树枝来验证，探子照做回来报告，侯景高兴坏了，说：“这事儿稳了！”二十六日（己酉），侯景从横江渡过长江，到达采石，他带着几百匹马和八千士兵。当天晚上，朝廷才开始下令全城戒严。
侯景分兵去袭击姑孰，抓住了淮南太守文成侯萧宁。南津校尉江子一率领一千多水军，想在下游拦截侯景。他的副手董桃生，家在江北，带着手下人先逃散了。江子一收拢剩下的士兵，步行回到建康。江子一是江子四的哥哥。太子一看情况紧急，穿着军装进宫面见梁武帝，请示应对策略，梁武帝说：“这本来就是你该管的事儿，还问我干啥！朝廷内外的军队都交给你了。”太子就留在中书省，指挥军事。可这时候大家都吓得不行，根本没人愿意响应招募去打仗。朝廷还不知道临贺王萧正德已经跟侯景勾结了，还让萧正德驻守朱雀门，宁国公萧大临驻守新亭，太府卿韦黯驻守六个城门，修缮加固宫城，做好抵御敌人的准备。萧大临是萧大器的弟弟。
二十六日（己酉），侯景到了慈湖。建康城里的人都吓坏了，御街上的人互相抢劫，路都走不通了。朝廷赦免了东冶、西冶、尚方钱署以及建康监狱里的囚犯，任命扬州刺史宣城王萧大器都督城内诸军事，让羊侃做军师将军辅佐他，南浦侯萧推防守东府，西丰公萧大春防守石头城，轻车长史谢禧、始兴太守元贞防守白下，韦黯和右卫将军柳津等人分别把守宫城各门和朝堂。萧推是萧秀的儿子；萧大春是萧大临的弟弟；柳津是柳仲礼的父亲。他们把各个寺庙仓库里的公家钱财都搬出来，堆在德阳堂，用来充实军事物资。
二十七日（庚戌），侯景到了板桥，派徐思玉来求见梁武帝，实际上是想看看城里的虚实。梁武帝召见并询问他。徐思玉假装背叛侯景，说要单独向梁武帝汇报事情。梁武帝正要让身边的人退下，舍人高善宝说：“徐思玉从贼那边来，真假难辨，怎么能让他一个人留在殿上呢！”当时朱异也在旁边坐着，说：“徐思玉哪能是刺客呀！”徐思玉就拿出侯景的奏表，上面说“朱异等人玩弄权术，我请求带兵入朝，清除皇上身边的坏人。”朱异听了又惭愧又害怕。侯景又请求派个能主事的舍人出来，好商量解决办法。梁武帝就派中书舍人贺季、主书郭宝亮跟着徐思玉到板桥去慰劳侯景。侯景面向北方接受诏书，贺季问：“您这次行动打的什么旗号呀？”侯景直接说：“我要当皇帝！”王伟赶忙在一旁说：“是朱异等人扰乱朝政，我们只是要清除奸臣罢了。”侯景既然已经说出了这种狠话，就把贺季扣下了，只让郭宝亮回宫。
老百姓听说侯景来了，都争着往城里跑，城里公私秩序大乱，完全没了章法。羊侃赶紧安排防守计划，还让宗室成员参与其中。士兵们争抢着冲进武器库，自己拿兵器铠甲，管事儿的根本拦不住，羊侃下令杀了几个人，这才制止住。这时候，梁朝已经建立四十七年了，国内一直太平，那些在位的公卿和民间的士大夫们很少见到打仗的场面，贼兵突然杀到，朝廷和百姓都吓得不轻。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将都没了，年轻一辈又都在外地，军事指挥这事儿，全靠羊侃拿主意。羊侃这人胆子大，有魄力，太子对他那是相当倚重。
二十八日（辛亥），侯景到了朱雀桁南边，太子让临贺王萧正德守宣阳门，东宫学士新野的庾信守朱雀门，带着宫里的三千多文武官员在朱雀桁北边扎营。太子命令庾信把浮桥拉开，挫一挫侯景的锐气，萧正德却说：“老百姓看到拉开浮桥，肯定得吓坏了。还是先稳定一下人心吧。”太子就听了他的。没过一会儿侯景就到了，庾信带着人刚拉开一艘船的距离，就看到侯景的军队都戴着铁面具，吓得赶紧退到门后。庾信正啃着甘蔗呢，一支飞箭射中了门柱，庾信手里的甘蔗，随着箭声就掉地上了，然后他就扔下军队跑了。南塘的游军沈子睦，是萧正德的同伙，又把浮桥关上，让侯景的军队过了桥。太子派王质带着三千精兵去支援庾信，走到领军府的时候，遇到了贼兵，还没摆好阵势就跑了。萧正德带着人在张侯桥迎接侯景，两人在马上相互作揖。进了宣阳门后，萧正德朝着皇宫的方向跪拜，又是抽泣又是流泪的，然后就跟着侯景渡过秦淮河。侯景的军队都穿着青袍，萧正德的军队都穿着红袍，里面是绿色衬里，跟侯景会合后，就把袍子都反过来穿（表示归降侯景）。侯景乘胜来到皇宫前，城里的人都慌得不行，羊侃假装说收到了箭书，上面写着“邵陵王、西昌侯的援兵已经快到了”，大家这才稍微安心了点。西丰公萧大春放弃石头城，逃到京口；谢禧、元贞放弃白下逃走；津主彭文粲等人献出石头城向侯景投降，侯景派他的仪同三司于子悦守城。
二十九日（壬子），侯景把军队列开，围着台城，他的旗帜都是黑色的。侯景让人往城里射箭，箭上绑着奏表，上面写着：“朱异等人无视朝廷权威，玩弄权力，作威作福，我被他们陷害，差点被杀。陛下要是杀了朱异等人，我就收兵回北方。”梁武帝问太子：“有这事儿吗？”太子回答说：“有。”梁武帝就要杀朱异。太子说：“贼兵就是拿朱异等人当借口罢了。今天杀了他们，也解不了眼前的急，只会让后人笑话。等平定了贼兵，再杀也不迟。”梁武帝这才作罢。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侯景之乱初期的记载，堪称南朝梁代由盛转衰的“病理切片”，字里行间处处可见王朝崩塌前的荒诞与必然。透过现代视角审视，至少能提炼出三层深刻启示：
决策系统的“系统性失灵”
梁武帝萧衍与重臣朱异的互动，完美诠释了“闭目塞听型治理”的致命性。都官尚书羊侃提出的“据采石、袭寿阳”策略，本是掐断侯景攻势的关键一步——以两千人控扼采石渡口，断绝叛军渡江可能；再令邵陵王袭取寿阳，端掉侯景老巢，形成“进退失据”的合围之势。这一方案兼具军事理性与实操性，却被朱异以“景必无渡江之志”轻佻否决。
更荒诞的是临贺王正德的“内应操作”：明明已暗中勾结侯景，却被委以“都督京师诸军事”的重任，甚至能调动数十艘大船“诈称载荻”助叛军渡江。这种对核心权力岗位的失控，暴露了梁朝官僚体系的“逆向筛选”——真正有危机感的羊侃被边缘化，投机者正德被委以重任，决策者萧衍则沦为信息茧房中的“孤家寡人”。当侯景从采石渡江时，南朝兵力空悬、防务废弛的真相彻底暴露：守军或“轻弱不能济”，或“未陈而走”，八千人的叛军竟能如入无人之境。
社会根基的“空心化”危机
谯州刺史萧泰的所作所为，像一面镜子照出梁朝基层治理的溃烂。他到任后“遍发民丁，使担腰舆、扇、繖等物”，甚至对不愿服役者“重加杖责”，对行贿者“即纵免之”。这种赤裸裸的剥削不仅丧失民心，更在叛军未至时就制造了“人皆思乱”的土壤——当侯景来袭，谯州“人无战心”便成了必然。
而梁武帝“承平四十七年”的统治，看似国泰民安，实则埋下了更深的隐患。“公卿在位及闾里士大夫罕见兵甲”，军事素养的集体退化让王朝失去了基本的防御能力。叛军兵临城下时，“军人争入武库，自取器甲”的混乱，以及“莫有应募者”的人心离散，印证了一个残酷事实：长期的安逸与腐败，已让这个王朝失去了凝聚人心的“精神黏合剂”。
人性博弈中的“溃败逻辑”
从侯景到萧正德，从庾信到董桃生，各色人物的选择共同织就了溃败的网络。侯景团队展现出惊人的战术灵活性：王伟“弃淮南、直掩建康”的闪电战思路，庄铁“速趋建康、兵不血刃”的建议，以及用“折江东树枝”验证情报的谨慎，都与梁朝的颟顸形成鲜明对比。
而梁朝一方的人性弱点被无限放大：庾信在叛军“铁面”前“手甘蔗应弦而落”，弃军而逃；董桃生因“家在江北”率先溃走；萧正德更是从皇亲国戚沦为叛军向导，甚至与侯景“马上交揖”时上演“歔欷流涕”的荒诞戏码。这些细节揭示了一个真理：当制度失去约束力、信仰失去感召力时，个体的趋利避害会迅速演变为集体性的雪崩。
结语：盛世幻象下的崩塌加速度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警示，在于揭示了“盛世崩塌”的典型路径：从顶层决策的傲慢自负，到中层执行的蝇营狗苟，再到底层民心的离心离德，最后由一个看似偶然的“侯景”点燃引线。梁武帝曾自诩“江左风流”的代表，却在晚年亲眼见证叛军“青袍绕台城”的屈辱——这种反差，恰是对所有沉溺于虚假繁荣者的永恒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