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玉壁之战前，高欢另外派侯景带兵前往齐子岭。西魏建州刺史杨檦镇守车箱，担心侯景侵犯邵郡，就率领骑兵去抵御。侯景听说杨檦来了，砍树把路截断了六十多里，即便这样还是担惊受怕，最后就撤回河阳了。庚戌日，高欢派段韶跟随太原公高洋镇守邺城。辛亥日，征召世子高澄到晋阳会合。
西魏任命韦孝宽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晋封建忠公。当时的人都觉得王思政很会识别人才。
十二月己卯日，高欢因为这次攻打玉壁没取得战功，上表请求解除都督中外诸军的职务，东魏皇帝同意了。高欢从玉壁回军后，军中传言说韦孝宽用定功弩射死了丞相。西魏人听说这传言后，就下令说：“强弩一发射，敌人首领就死了。”高欢听到这些传言后，强撑着坐起来接见各位权贵，还让斛律金唱《敕勒歌》，自己跟着一起唱，唱着唱着就悲伤得流下了眼泪。
西魏大行台度支尚书、司农卿苏绰，这人忠诚又节俭，一直把国家战乱未平当作自己的责任，推荐贤能的人，整顿各项政务。丞相宇文泰对他推心置腹，信任有加，没人能离间他们。宇文泰有时候外出，常常预先在空白纸上签好名交给苏绰；要是有需要处理的事情，苏绰就根据情况自行处理，等宇文泰回来，汇报一下就行了。苏绰常说：“治理国家的道理，就像慈父爱护子女一样关爱百姓，像严师教导学生一样训诫百姓。”每次和公卿大臣讨论事情，常常从白天一直谈到晚上，不管大事小事，他都了如指掌，像在手掌上指东西一样清楚。最后因为劳累过度，生病去世了。
宇文泰非常痛心惋惜，对公卿们说：“苏尚书一生廉洁谦让，我想成全他一向的志向，又怕那些无知的人不理解；要是给他优厚的赠谥，又违背了我们往日相互了解的心意；怎么做才好呢？”尚书令史麻瑶越级进言说：“节俭，最能彰显他的美德。”宇文泰听从了这个建议。把苏绰送回武功安葬，只用一辆布车运载灵柩，宇文泰与各位公卿步行送灵柩出同州城外。宇文泰在车后洒酒说道：“尚书一生做的事，有些连他的妻子儿女、兄弟都不知道，我却都知道。只有你懂我的心思，我也了解你的志向，正想和你一起平定天下，你却突然离我而去，这可怎么办啊！”说完放声痛哭，不知不觉手中的酒杯都掉落了。
东魏司徒、河南大将军、大行台侯景，他右脚稍微短一点，骑马射箭不是他的强项，但他很有谋略。像高敖曹、彭乐等将领，都是当时勇猛无比的人，可侯景常常看不起他们，说：“这些人就像野猪横冲直撞，能成什么气候！”侯景曾经对丞相高欢说：“要是给我三万士兵，我就能横行天下，我一定要渡过长江，把萧衍那老头绑来，让他去当太平寺的主持。”高欢就让他率领十万大军，专门负责河南地区的事务，对他的倚重就像自己身体的一半。
侯景向来轻视高澄，曾经对司马子如说：“高王在世的时候，我不敢有什么异心；高王要是不在了，我可不能和那个鲜卑小子（高澄）一起共事！”司马子如赶紧捂住他的嘴。等高欢病重的时候，高澄伪造高欢的书信召侯景回来。之前，侯景和高欢约定说：“现在我带兵在外，离得远，容易被人骗，您给我写的信，都请加上一个微小的记号。”高欢答应了。侯景收到信后，发现没有记号，就借口不来；又听说高欢病得很重，就采用他的行台郎颍川人王伟的计策，拥兵自重。
高欢对高澄说：“我虽然生病了，但看你脸上的忧虑比我还多，为什么呢？”高澄还没来得及回答，高欢就说：“是不是担心侯景反叛啊？”高澄回答说：“是的。”高欢说：“侯景在河南独揽大权已经十四年了，一直都有飞扬跋扈的心思，只不过我能驾驭他，你可驾驭不了。现在天下四方还没平定，先别急着发丧。库狄干是个老鲜卑人，斛律金是个老敕勒人，他们性格刚直，始终不会辜负你。可朱浑道元、刘丰生远道来投奔我，肯定不会有二心。潘相乐本来是个出家人，心地平和宽厚，你们兄弟应该能得到他的助力。韩轨这人有点憨直，你要宽容对待他。彭乐心思难测，要小心防备他。能对付侯景的，只有慕容绍宗，我故意不给他高职位，留下来给你用。”又说：“段孝先（段韶）忠诚、正直、仁爱、宽厚，智勇双全，咱们亲戚当中，就数这孩子行，军队里的大事，你要和他一起谋划。”还说：“邙山之战，我没听陈元康的话，给你留下了隐患，死了都闭不上眼啊！”潘相乐是广宁人。
【内核解读】
这段历史记载如同一场波澜壮阔的权力棋局，各方势力的博弈与人性的复杂在字里行间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中诸多细节值得细细品味。
侯景的行为堪称乱世中军阀心态的典型写照。他右足偏短却野心勃勃，凭借智谋轻视一众勇将，那句 “愿得兵三万横行天下” 的豪言，既显露其胆识，也埋下了骄纵的隐患。他与高欢的 “微点约定”，看似是防诈的细节，实则暗示了君臣间难以言说的猜忌，为日后的背叛埋下伏笔。而他对高澄的轻视，更是将军阀 “只认实力不认传承” 的生存逻辑暴露无遗，这种心态在权力交接的真空期极易引发动荡。
高欢的临终布局则尽显枭雄的深谋远虑。他对麾下诸将的性格与忠诚度了如指掌，精准点出慕容绍宗可敌侯景却故意不重用，这种 “藏器于身” 的用人策略，体现了他对权力传承的周密考量。同时，他对邙山之战未听陈元康之言的悔恨，既显露出决策失误的遗憾，也反衬出乱世中战略选择的生死攸关。不过，他放任侯景专制河南十四年，虽有 “畜养” 之术，却也为后代留下了巨大隐患，这或许是强权者晚年难以避免的权力失控。
苏绰的病逝无疑是西魏的重大损失。他 “爱人如慈父，训人如严师” 的治国理念，在战乱年代显得尤为珍贵。宇文泰对他的信任 ——“预署空纸以授绰”，展现了君臣之间罕见的默契与坦诚。而他死后 “布车一乘” 的归葬待遇，不仅践行了廉让之志，更成为乱世中一道清流，反衬出当时官场的污浊与浮躁。苏绰的治国实践证明，即便在战乱时期，制度建设与人才选拔仍是政权稳固的基石。
韦孝宽在玉壁之战后的声望提升，印证了 “舆论战” 在古代战争中的重要性。“劲弩一发，凶身自陨” 的谣言虽荒诞，却精准打击了东魏军心，这种心理战术的运用，展现了古代军事家对士气的深刻理解。而高欢强撑病体与诸贵会面，甚至和唱《敕勒歌》以稳定军心，既显露出枭雄的隐忍，也暗示了东魏政权此时的危机四伏。
整个片段中，权力交接期的脆弱性被反复印证。高欢病重引发的连锁反应 —— 侯景拥兵自固、高澄忧心忡忡，揭示了古代集权体制下 “人亡政息” 的巨大风险。而各方势力的博弈，无论是侯景的投机、高澄的应对，还是宇文泰对苏绰去世的痛惜，都凸显了乱世中个体命运与政权兴衰的紧密交织。
这段历史也留给后人诸多启示：权力的维系不仅需要武力威慑，更需要制度建设与人心凝聚；用人之道既要知其长，更要控其短；而在时代变局中，唯有顺应大势、兼顾情理，才能在复杂的博弈中占据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