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主打算攻打晋阳，辛卯日，他下诏宣布戒严，对外宣称要亲自率军征伐南朝梁国。还征调了河南各州的兵力，在洛阳进行大规模阅兵。那场面，南边到洛水，北边到邙山，魏主穿着军装，和斛斯椿一起亲临观看。
到了六月丁巳日，魏主偷偷给丞相高欢发密诏，说：“宇文黑獭（宇文泰）和贺拔胜好像有不轨的心思，所以我假装说要南伐，暗中做好防备，你也得配合我，给我点支持。看完就把诏书烧了哈。”高欢接到密诏后，回了个表章，说：“荆州和雍州那边好像真有反叛的阴谋，我现在已经悄悄集结了三万兵马，准备从河东渡河。同时，还派了恒州刺史库狄干等带四万兵从白道津渡河，领军将军娄昭等率五万兵去讨伐荆州，冀州刺史尉景等带山东兵五万、精锐骑兵五万去攻打江左。这些军队都听候您的安排。”
魏主一看，高欢这是察觉到我有别的打算了呀，就把高欢的表章拿出来，让大臣们一起商议，想阻止高欢出兵。高欢那边也召集了并州的幕僚们一起商量，然后又给魏主上了个表章，说：“我这是被那些小人给离间了，陛下您咋突然就怀疑我了呢。我要是敢对不起陛下，就让我遭天谴，子孙都死光光。陛下要是真心信我，就别让双方动刀动枪的，那一两个小人，您就掂量着把他们赶走呗。”
丁卯日，魏主派大都督源子恭镇守阳胡，汝阳王元暹镇守石济，还任命仪同三司贾显智为济州刺史，让他带着豫州刺史斛斯元寿往东去济州。斛斯元寿是斛斯椿的弟弟。可蔡俊不接受贾显智来代替自己的职务，魏主这下更生气了。辛未日，魏主又把洛阳文武官员讨论的意见整理出来回复高欢，还让舍人温子升写了道敕令给高欢，说：“我没费啥力气就当上了天子，要说生我的是父母，那让我显贵的就是高王您呀。要是我无缘无故背叛您，还想着攻打您，就像您发的誓那样，让我和子孙都倒霉。最近担心宇文泰作乱，贺拔胜响应他，所以才戒严，想着和您一起互相照应。可现在看他们的举动，也没发现啥异常。东南那边不服咱已经很久了，如今天下人口都减半了，实在不适合再穷兵黩武。我这人笨，也不知道谁是小人。之前高乾死，又不只是我的意思。您突然跟高昂说他哥哥死得冤枉，人的眼睛和耳朵可没那么好糊弄！听说库狄干跟您说：‘本来就想选个懦弱的人当皇帝，没事立个这么厉害的，结果不好控制。现在只要花十五天时间，就能把他废掉，再立别人。’这种话，明显是您挑拨有功之臣的，哪会是小人说的！去年封隆之反叛，今年孙腾逃走，您不惩罚他们，也不把人送回来，谁能不怪您呀！您要是对我这皇帝尽忠，为啥不把这两人的脑袋砍了送来！您虽然说往西去，可四路兵马一起进发，有的想南渡洛阳，有的想东进江左，说这话的人自己都觉得奇怪，听的人能不怀疑吗！您要是安安稳稳待在北边，我这儿就算有百万大军，也不会想着去打您；您要是带兵往南，就算您没一兵一卒，我也会拼了命跟您干。我本来没啥德行，是您立我当皇帝的。老百姓不懂事，可能觉得我还行。要是被别人算计，那就是我不好；就算被您杀了，被囚禁、被碾碎，我也没啥遗憾！本来希望咱君臣一条心，就像符契一样契合，没想到今天居然闹到这个地步！”
中军将军王思政跟魏主说：“高欢心里咋想的，那不是明摆着嘛。洛阳这地儿不适合打仗，宇文泰一心向着王室，咱现在去投靠他，再收复旧都，还怕搞不定吗？”魏主觉得挺有道理，就派散骑侍郎柳庆（河东人）到高平去见宇文泰，一起讨论当下局势。宇文泰表示愿意迎接皇帝大驾。柳庆回来复命。魏主又私下问柳庆：“我想去荆州，咋样？”柳庆说：“关中那地儿地势险要，宇文泰又有才能谋略，可以依靠。荆州这地儿不是啥关键地方，南边还挨着梁国的敌人，我觉得去荆州不太靠谱。”魏主又问阁内都督宇文显和，宇文显和也劝魏主往西去。当时魏主广泛征召各州郡的兵力，东郡太守裴侠（河东人）带着自己的部队到了洛阳，王思政就问他：“现在权臣独断专行，王室一天比一天没地位，咋办呀？”裴侠说：“宇文泰被军队推崇，占据着险要之地，这就好比自己手里握着武器，哪肯把权柄交给别人！就算想投靠他，恐怕跟从热水跳进火坑没啥区别。”王思政问：“那咋办才好呢？”裴侠说：“算计高欢，马上就有危险；往西去，以后也有顾虑。要不先到关右，再慢慢想办法。”王思政觉得有道理，就把裴侠推荐给魏主，魏主任命裴侠为左中郎将。
当初，丞相高欢觉得洛阳经历了太多战乱，想把都城迁到邺城，魏主说：“高祖在河洛定都，这是为子孙万代打下的基业；您既然对国家有大功，就应该遵循太和年间的旧事。”高欢这才作罢。到了这会儿，他又琢磨着迁都，派了三千骑兵镇守建兴，增加了河东和济州的兵力，把各州收购来的粮食，都运到邺城。魏主又给高欢发敕令说：“您要是想让大家心服口服，堵住别人的嘴，就把河东的兵撤回去，取消建兴的驻军，把相州的粮食送回去，召回济州的军队。让蔡俊接受替代，邸珍离开徐州，放下武器，解散战马，大家各干各的事。要是需要粮食，另外派人运送。这样那些说坏话的人就没话说了，大家也不会有疑虑和后悔。您在太原高枕无忧，我在洛阳也能安安稳稳当皇帝。您要是带兵往南，想看看咱这天下谁做主，我虽然不厉害，但为了国家和宗庙，想阻止也阻止不了。决定权在您，不是我能定的，这就好比堆山，就差一筐土就能成功，真替您感到可惜。”高欢又上表，把宇文泰、斛斯椿的“罪行”说了个遍。
【内核解读】
中大通六年（534年）：北魏君臣的终极摊牌——洛阳与晋阳的决裂。当魏孝武帝在洛阳发布“南伐”戒严令，当高欢在晋阳集结十万大军“请讨荆雍”，北魏的命运已走到悬崖边缘。这场以“书信攻防”为主的权力对决，看似充满外交辞令的周旋，实则每一句话都浸透着刀光剑影。孝武帝的虚张声势与高欢的步步紧逼，最终让“君臣一体”的假象彻底破碎，为北魏的分裂敲响了丧钟。
“南伐”幌子下的生死博弈：孝武帝的试探与高欢的反击
孝武帝与高欢的交锋，从一场“各怀鬼胎”的“南伐”闹剧开始。双方都在用谎言包裹杀机，却在不经意间暴露了真实的野心。
--孝武帝的“障眼法”：以攻梁之名，行伐欢之实。
孝武帝下诏戒严，声称“自将伐梁”，实则“欲伐晋阳”。他在洛阳举行盛大阅兵，“南临洛水，北际邙山”，试图用军威震慑高欢，同时秘密下诏给高欢，编造“宇文黑獭、贺拔胜有异志”的借口，要求高欢“共为形援”。这套操作的破绽显而易见——若真为防范宇文泰，何必调动河南诸州兵、摆出倾国而出的架势？孝武帝的小聪明，更像色厉内荏的掩饰：他既想除掉高欢，又怕打不过，只能用“南伐”做幌子试探虚实。
--高欢的“阳谋”：以退为进，逼皇帝摊牌。
高欢一眼看穿了孝武帝的把戏，却没有直接戳破，而是顺水推舟地上表：“臣今潜勒兵马三万自河东渡，库狄干等将兵四万自来违津渡……皆勒所部，伏听处分。”这份看似“奉命行事”的奏表，实则是赤裸裸的军事威胁——十三万大军分四路进发，名为“讨荆州”“讨江左”，实则形成对洛阳的包围之势。更狠的是，高欢在表中暗示“佞臣一二人愿斟量废出”，直接将矛头指向斛斯椿等帝党，逼孝武帝在“除佞臣”与“开战”之间做选择。
--书信攻防战：从伪装到撕破脸。
孝武帝见高欢识破计谋，只好“出欢表，令群臣议之”，想借舆论逼退高欢；高欢则“集并州僚佐共议，还以表闻”，赌咒发誓“若敢负陛下，使身受天殃”，同时反咬一口“为嬖佞所间”。双方的书信往来，从最初的“各说各话”到后来的“直接对质”，暴露了信任的彻底破裂：孝武帝指责高欢“四道俱进”包藏祸心，高欢则暗示“立长君不可驾御”，连废帝的心思都摆上了台面。
孝武帝的“西奔之选”：绝境中的无奈与分歧。
当军事威慑失效，孝武帝不得不考虑退路。是投奔荆州的贺拔胜，还是依附关陇的宇文泰？朝堂上的争论，折射出北魏皇室的绝望与挣扎。
--王思政的“关中策”与柳庆的“荆州否”。
中军将军王思政直言“洛阳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建议孝武帝“往就之，还复旧京”；散骑侍郎柳庆则实地考察后认为“关中形胜，宇文泰才略可依”，而荆州“地非要害，南迫梁寇”，绝非良选。他们的判断基于现实：关中地势险要，宇文泰刚平定关陇，有实力与高欢抗衡；而荆州孤悬南方，贺拔胜兵力有限，难以支撑大局。对走投无路的孝武帝而言，宇文泰虽非“忠臣”，却是当时唯一能与高欢抗衡的力量。
--裴侠的“避汤入火论”：清醒者的忧虑。
东郡太守裴侠的观点更显冷峻：“宇文泰为三军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谓己操戈矛，宁肯授人以柄！虽欲投之，恐无异避汤入火也。”他点破了一个残酷真相：宇文泰与高欢本质上都是权臣，投奔宇文泰不过是从一个傀儡变成另一个傀儡。但裴侠也承认“图欢有立至之忧，西巡有将来之虑”——眼前的危险（高欢的大军）远比未来的隐患（宇文泰的控制）更紧迫。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道出了孝武帝的无奈。
--孝武帝的摇摆：从“伐欢”到“西奔”的心理转变。
孝武帝最初的打算是“自将伐晋阳”，但高欢的十万大军让他认清了实力差距；他曾想“向荆州”依靠贺拔胜，却被柳庆、宇文显和等人劝退；最终接受“西幸关中”的建议，既是对高欢的反抗，也是走投无路的妥协。这场争论的本质，不是“选谁更好”，而是“选谁能活”——在权臣争霸的乱世，皇帝的命运早已不由自己掌控。
高欢的“迁都逼宫”：加速分裂的最后推力
高欢在外交施压的同时，用“迁都准备”进一步挤压孝武帝的空间，双方的矛盾彻底激化，再无转圜余地。
--“运粟入邺”：切断洛阳的经济命脉。
高欢以“洛阳久经丧乱”为由，重新提出迁都邺城，暗中“益河东及济州兵，拥诸州和籴粟，悉运入邺城”。这招“釜底抽薪”极其阴狠：洛阳的粮食储备被转移到高欢的根据地，皇帝与百官将陷入无粮可食的境地。孝武帝识破其用心，在敕令中怒斥“送相州之粟，追济州之军”，要求高欢归还粮食、撤回军队，否则“决在于王，非朕能定”。
--“建兴戍兵”：对洛阳的军事封锁。
高欢“遣三千骑镇建兴”，建兴位于洛阳西北，是通往晋阳的要道。这支部队的部署，名义上是“防备宇文泰”，实则形成对洛阳的北面包围，与河东、济州的军队呼应，让孝武帝感受到“四面楚歌”的压力。孝武帝在敕令中要求“罢建兴之戍”，正是想打破这种封锁，却被高欢无视。
--“极言宇文泰罪恶”：彻底撕破脸皮。
高欢最终“上表极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恶”，不再掩饰对帝党的敌意。这份奏表标志着双方的“君臣游戏”正式结束：高欢放弃了“挟天子”的伪装，孝武帝则彻底断绝了“与欢和解”的幻想。西奔关中，成了孝武帝唯一的选择。
结语：北魏的终结与东西魏的起点
这场围绕“南伐”展开的权力斗争，看似是孝武帝与高欢的个人恩怨，实则是北魏末年“皇权旁落”的必然结果。孝武帝的“伐欢”计划，暴露了傀儡皇帝试图夺回权力的徒劳；高欢的“逼宫”之举，则彰显了权臣对皇权的绝对掌控。
双方的书信往来，从最初的虚伪客套到最后的直接对骂，记录了北魏君臣关系的彻底破裂。王思政、裴侠等人的争论，揭示了乱世中“选择”的残酷——没有完美的出路，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
当孝武帝最终决定“西奔关中”，当高欢在邺城另立新君，北魏的分裂已成定局。这场始于“南伐”谎言的博弈，最终以“东西分治”的现实收场。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孝武帝为摆脱高欢而投奔宇文泰，却为宇文泰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提供了合法性；高欢为控制洛阳而逼走皇帝，却让自己陷入“弑君”的道德困境。
这段历史证明：当皇权失去威慑力，任何试图“重掌大权”的努力，都只会加速王朝的崩溃。北魏的灭亡，不是因为外敌太强，而是因为内部的权力平衡已被彻底打破——高欢与宇文泰的崛起，不过是顺应了这个“权臣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