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刘灵助起兵的时候，自己占卜胜负，说：“三月底，我肯定能进入定州，尔朱氏不久就会灭亡。”等到刘灵助的首级装在盒子里被送到定州，果然是在这个月月底。
夏季，四月乙巳日，昭明太子萧统去世。太子自从行加冠礼后，梁武帝就让他参与处理朝廷政务，各部门呈送上来的事务，堆满在他面前，太子能分辨其中的欺诈错误，连极细微的地方也能察觉，他只让人改正，不加以查究弹劾，公正地断决刑狱案件，很多人都得到宽大赦免。他为人宽厚和气，能容纳众人，喜怒哀乐不表现在脸上。他喜欢读书写文章，招揽接纳有才能的人，对他们的赏识喜爱从不厌倦。他离开皇宫二十多年，不蓄养乐工歌女。每到下雨下雪的天气，他就派身边的人在街巷里巡查，看到贫困的人就给予赈济。他天性孝顺恭谨，在东宫时，即使闲居，坐和起都总是面向西边（皇帝所在的方向），有时晚上接到召见要入宫，就端正地坐着直到天亮。等到生病卧床，他担心让梁武帝担忧，梁武帝派人来询问病情，他就强撑着亲自写信回复。等到他去世，朝廷和民间都惋惜惊愕，建康城的男女老少，都跑到宫门前，道路上到处是痛哭流涕的人。
癸丑日，北魏任命高欢为大都督、东道大行台、冀州刺史，又任命安定王尔朱智虎为肆州刺史。
北魏的尔朱天光从夏州出发，派将领讨伐宿勤明达，癸亥日，擒获宿勤明达，送到洛阳后将其斩首。
丙寅日，北魏任命侍中、骠骑大将军尔朱彦伯为司徒。
北魏下诏，有关部门不得再称梁朝为“伪梁”。
五月丙子日，北魏荆州城里的百姓斩杀赵修延，又推举李琰之处理州里事务。
北魏的尔朱仲远派都督魏僧勖等人到东阳讨伐崔祖螭，将其斩杀。
当初，昭明太子安葬他的母亲丁贵嫔时，派人去寻找风水好的墓地。有人贿赂宦官俞三副，想卖地给他，说如果能拿到三百万钱，就给俞三副一百万。俞三副暗中向梁武帝报告，说“太子看中的那块地，不如现在这块对皇上更吉利”。梁武帝年纪大了，忌讳很多，就下令买下这块地。安葬完毕后，有个道士说：“这块地对长子不利，如果用法术镇压，或许能延长福运。”于是制作了蜡鹅等物品，埋在墓旁长子的位置。宫监鲍邈之和魏雅起初都很受太子宠信，后来鲍邈之被魏雅疏远，他就暗中向梁武帝报告说：“魏雅为太子用邪术祈祷求福。”梁武帝派人挖掘查验，果然发现了蜡鹅等物品，大惊失色，打算彻底追查此事。徐勉坚决劝谏才作罢，只杀了那个道士。从此太子终身羞愧愤怒，却又无法为自己辩白。等到太子去世，梁武帝征召太子的长子南徐州刺史华容公萧欢到建康，想立他为继承人，却又因为之前那件事耿耿于怀，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没立他。庚寅日，让萧欢回南徐州镇守。
臣司马光说：君子对于正道，片刻都不能背离，半步都不能走错。以昭明太子的仁爱孝顺，梁武帝的慈爱，一旦沾上嫌疑的痕迹，太子就因忧愁而死，还牵连到后代，本想求吉祥却得到灾祸，而且无法洗刷，能不引以为戒吗！所以那些诡诈荒诞的人，稀奇古怪的法术，君子一定要远离。
丙申日，梁武帝立太子萧统的同母弟弟晋安王萧纲为皇太子。朝廷和民间很多人都认为这样做不合乎常理，司议侍郎周弘正，曾经担任晋安王的主簿，于是上奏说：“谦让的美德已经废弃，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殿下您天赋异禀，接近圣人，四海之内都归心于您的仁德，所以皇上发布诏令，让您成为太子。我希望殿下能发扬目夷那种崇尚仁义的精神，秉持子臧那种大贤的节操，不乘坐太子的车舆，把皇位看得像脱掉鞋子一样轻易舍弃，这样或许能改变当今追逐名利的不良风气，弘扬我大吴谦逊的风范。古代有这样的人，现在听到这样的话，能做到的，除了殿下还有谁呢！让无为而治的风气在当今再生，让禅让王位的美德流传后世，这难道不是一件盛事吗！”晋安王没有听从。周弘正是周舍哥哥的儿子。
太子任命侍读东海人徐摛为家令，兼管记，不久又让他兼任领直。徐摛的文章风格轻靡华丽，太子东宫的人都学习这种风格，当时的人称之为宫体。梁武帝听说后很生气，召见徐摛，想责备他。等见到徐摛，徐摛应对敏捷，言辞和道理都值得欣赏，梁武帝心里的不满就消除了。接着梁武帝问他经史和佛教方面的问题，徐摛纵横谈论，对答如流，梁武帝对他大为赞叹，觉得他与众不同，对他的宠爱和礼遇日益隆厚。领军朱异不高兴，对亲近的人说：“徐老头在两宫之间进出，渐渐对我构成威胁，我得早点想办法。”于是找机会对梁武帝说：“徐摛年纪大了，又喜爱山水，他想在一个郡里任职，颐养天年。”梁武帝以为徐摛真有这个想法，就召见徐摛，对他说：“新安有很好的山水。”于是让徐摛出任新安太守。
六月癸丑日，梁武帝封华容公萧欢为豫章王，他的弟弟枝江公萧誉为河东王，曲阿公萧詧为岳阳王。梁武帝因为人们对立太子的事议论不停，所以封萧欢兄弟几个为大郡之王，以此安慰他们。过了很久，鲍邈之因为诱骗劫掠人口获罪，罪不至死，太子萧纲想起昭明太子的冤屈，流着泪把鲍邈之杀了。
北魏的高欢打算起兵讨伐尔朱氏，镇南大将军斛律金、军主善无人库狄千，以及高欢妻子的弟弟娄昭、妻子姐姐的丈夫段荣，都劝说并支持他。高欢于是伪造了一封信，说尔朱兆要把六镇的人分配给契胡当部属，众人听了都忧愁恐惧。高欢又伪造并州的符令，要征调一万人去讨伐步落稽，征调令下达后，准备派遣这些人出发。孙腾和都督尉景为这些人请求停留五天，这样的请求重复了两次。高欢亲自到郊外送行，流着眼泪与他们握手告别，众人都号啕大哭，哭声震动了郊野。高欢于是开导他们说：“我和你们一样，都是背井离乡的人，情义如同一家人，没想到上面征调你们竟然到这种地步！现在直接往西去打仗，肯定是死；延误军期，也是死；被分配给契胡，还是死，怎么办呢？”众人说：“只有造反了！”高欢说：“造反是紧急办法，但得推举一个人做主，谁合适呢？”众人一起推举高欢，高欢说：“你们这些老乡很难管制。没看到葛荣吗？他虽然有百万之众，但没有纪律法度，最终还是失败灭亡了。现在让我做主，就得跟以前不一样，不许欺凌汉人，不许违反军令，生死都听我的指挥才行；不然的话，我可不想被天下人笑话。”众人都叩头说：“我们的生死全听您的命令！”高欢于是杀牛犒劳士兵，庚申日，在信都起兵，但还不敢公开说背叛尔朱氏。
正好李元忠起兵逼近殷州，高欢命令高乾率领众人去救援。高乾骑着轻装的马进城去见殷州刺史尔朱羽生，和他比划着商量军事计划，尔朱羽生就和高乾一起出城，高乾趁机将他擒获并斩杀，拿着尔朱羽生的首级去拜见高欢。高欢捶着胸口说：“今天造反的决心定了！”于是任命李元忠为殷州刺史，镇守广阿。高欢于是上表列举尔朱氏的罪状，但尔朱世隆把表章藏起来，没有呈给皇帝。
【内核解读】
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春夏：南北双殇与乱世惊雷——昭明太子之死与高欢举兵。当南朝梁的昭明太子萧统在建康病逝，北朝魏的高欢在信都举起反旗，南北两个王朝在同一时间迎来命运的转折。萧统的“仁孝”与高欢的“诡诈”，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共同勾勒出乱世的生存逻辑：南朝因“猜忌”错失良储，北朝因“暴虐”催生反抗。这段历史中，有太子薨逝的悲情，有储位之争的暗流，更有军阀崛起的惊雷——高欢的起兵，不仅敲响了尔朱氏的丧钟，更拉开了南北朝后期“东西对峙”的大幕。
昭明太子之死：南朝的“仁孝悲剧”与皇权阴影
萧统的早逝，是梁朝无法弥补的损失。这位被《资治通鉴》盛赞的太子，用一生诠释了“仁君”的潜质，却最终沦为皇权猜忌下的牺牲品。
“宽和容众”的执政风格，本是梁朝的希望。他“辨析诈谬，秋毫必睹”却“不加案劾”，“平断法狱，多所全宥”，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与宽容；“每霖雨积雪，遣左右周行闾巷，视贫者赈之”，让建康百姓在他死后“号泣满路”。这种“德政”在南朝皇权膨胀的背景下，尤为珍贵——他本可能成为缓和梁武帝晚年“猜忌苛政”的关键人物。
“蜡鹅厌祷”事件的阴影，终究摧毁了他的精神防线。梁武帝因“年老多忌”，轻信宦官俞三副的谗言，强换太子母墓；道士“不利长子”的妄言与“蜡鹅厌祷”的栽赃，更让父子间产生无法弥合的裂痕。尽管徐勉劝谏阻止了深究，但“太子终身惭愤，不能自明”，这份抑郁最终拖垮了他的健康。司马光痛斥“诡诞之士，奇邪之术”，实则直指皇权对亲情的碾压——即便是仁孝太子，在“猜忌”二字面前也无还手之力。
储位更迭的连锁反应，埋下梁朝衰落的伏笔。梁武帝因“衔其前事”（蜡鹅事件），放弃昭明太子长子萧欢，而立晋安王萧纲，引发“朝野多以为不顺”。周弘正“逃玉舆而弗乘”的劝进，看似推崇“让王之道”，实则反映出舆论对“废长立幼”的不满。梁武帝虽用“封欢兄弟以大郡”安抚，却无法消除嫡庶之争的隐患。后来鲍邈之因“诱略人”被萧纲诛杀，看似为昭明太子雪冤，实则加剧了皇室内部的裂痕——这场因猜忌而起的储位风波，为日后“侯景之乱”中的宗室分裂埋下了种子。
高欢举兵：北朝的“反戈一击”与军阀智慧
高欢在信都的起兵，绝非偶然，而是他长期布局的结果。从“诈书惑众”到“椎牛飨士”，每一步都展现出乱世枭雄的精准算计。
“悲情动员”的舆论战，直击六镇降户的痛点。他伪造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的文书，利用降户对契胡的恐惧（“大小二十六反”的创伤记忆）；又以“征兵讨步落稽”为名，制造“西向当死、后军期当死、配国人当死”的“三死困境”。在送别时“雪涕执别”，用悲情催化情绪——这套组合拳下来，“众皆号恸”“唯有反耳”的反应水到渠成。高欢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自己的野心包装成“为六镇人求活路”的正义之举。
“约法三章”的制度建设，规避了葛荣的覆辙。他警告部众“毋得陵汉人，犯军令”，直指六镇鲜卑“欺凌汉民”的积弊；以葛荣“百万之众，曾无法度，终自败灭”为鉴，强调“生死任吾则可”。这不仅是军纪要求，更是战略转型——高欢要建立的是“鲜卑与汉民共治”的力量，而非单纯的鲜卑军事集团。这种包容性，让他区别于尔朱氏的“契胡至上”，赢得了河北汉人士族（如高乾、李元忠）的支持。
“借势斩将”的果断出手，完成最后的决裂。当李元忠逼殷州，高欢先让高乾“轻骑入见”麻痹尔朱羽生，再趁机擒杀之，用“持羽生首谒欢”的戏剧化场景，迫使自己“今日反决矣”。这种“借外力断后路”的策略，展现了他的狠辣——既然“未敢显言叛尔朱氏”，就用实际行动彻底绑定部众，断绝退路。
尔朱氏的“回光返照”：镇压与分裂的恶性循环
在高欢起兵的同时，尔朱氏仍在进行最后的挣扎，却掩盖不了其“外强中干”的本质。
军事上的“局部胜利”难掩全局颓势。尔朱天光擒杀宿勤明达，尔朱仲远讨斩崔祖螭，看似延续了军事优势，却都是“救火式镇压”——他们只能对付零星叛乱，却无力解决“高欢整合河北”这个根本性威胁。当高欢“抗表罪状尔朱氏”，尔朱世隆只能“匿之不通”，暴露了其对舆论的恐惧。
政治上的“封官许愿”加剧内部矛盾。北魏朝廷封高欢为“大都督、东道大行台”，试图拉拢；又以尔朱智虎为肆州刺史，巩固核心区。这种“既打又拉”的策略，既没能安抚高欢，又让尔朱兆等实力派更加不满。尔朱彦伯任司徒、“不得复称伪梁”的诏书，更是无关痛痒的粉饰——当统治基础已被掏空，任何官爵与外交姿态都只是空谈。
对高欢崛起的“后知后觉”，注定了灭亡命运。尔朱氏忙于镇压刘灵助、崔祖螭等“小角色”，却对高欢在信都的动作反应迟缓。直到高欢斩杀尔朱羽生、公开抗表，他们才意识到威胁，但此时河北已非其所能控制。这种“重小轻大”的战略短视，源于其“恃力而骄”的本性——他们始终相信“武力能解决一切”，却不知民心与整合能力，早已让高欢形成了不可逆转的优势。
南北对比：“仁孝之殇”与“诡诈之兴”的时代注脚
这段时间的南北历史，呈现出奇妙的镜像对照：
南朝梁因“仁孝被猜忌”而失储，暴露了“士族政治+皇权专制”的内在矛盾——萧统的“宽和”与梁武帝的“猜忌”，本质上是两种统治逻辑的冲突，而皇权的绝对优势最终碾压了仁孝。这种“内耗”让梁朝错失了转型机会，一步步滑向衰落。
北朝魏因“暴虐促反抗”而催生新势力，展现了“军阀混战+秩序重建”的残酷进程——高欢的“诡诈”与尔朱氏的“暴虐”，本质上是“旧秩序破坏者”与“新秩序构建者”的博弈。高欢的成功，不在于道德高尚，而在于他比尔朱氏更懂得“顺应民心”与“整合力量”。
这种对比揭示了乱世的残酷法则：在秩序崩溃的时代，“仁孝”若缺乏权力支撑，只会沦为悲剧；而“诡诈”若能服务于秩序重建，反而可能成为破局的钥匙。昭明太子与高欢的不同命运，恰是这一法则的最佳注脚。
结语：历史的分岔口——南北双轨的未来走向
中大通三年的春夏，是南北朝历史的重要分岔口。
南朝梁在昭明太子死后，陷入“储位争议—宗室离心—朝政腐败”的恶性循环，为“侯景之乱”埋下隐患。梁武帝试图用“封王安抚”维持表面稳定，却无法阻止士族与皇权的裂痕扩大——这个曾经的“南朝盛世”，已悄然走向下坡路。
北朝魏在高欢起兵后，加速了“尔朱氏灭亡—东西分裂”的进程。高欢以“六镇复仇者”与“河北整合者”的双重身份，凝聚起足以挑战尔朱氏的力量。信都的旗帜一旦举起，北方便再也回不到过去——无论是尔朱氏的苟延残喘，还是北魏皇室的傀儡命运，都只是高欢与宇文泰“双雄并立”时代的前奏。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历史的走向，从来不取决于单一事件，而取决于事件背后的“人心向背”与“力量整合”。昭明太子的仁孝未能挽救梁朝，因为皇权的猜忌早已侵蚀了根基；高欢的诡诈能够颠覆尔朱氏，因为他顺应了“反暴虐、求秩序”的人心。南北的命运，在这一刻已悄然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