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日，莫折念生派都督杨鲊等人去攻打仇池郡，行台魏子建把他们打败了。
三月己酉日，皇上到白下城，视察六军驻扎的地方。乙丑日，命令豫章王萧综暂时驻扎彭城，总管各路军队，并且兼管徐州府的事务。己巳日，任命元法僧的儿子元景隆为衡州刺史，元景仲为广州刺史。皇上召元法僧和元略回建康，元法僧驱赶着彭城的官吏和百姓一万多人向南渡过长江。元法僧到了建康，皇上对他非常优待；元略厌恶元法僧的为人，跟他说话的时候，从来没笑过。
北魏下诏让京兆王元继班师回朝。
北凉州刺史锡休儒等人从魏兴侵犯北魏的梁州，攻打直城。北魏梁州刺史傅竖眼派他儿子傅敬绍迎击，锡休儒等人战败退回。
柔然王阿那瑰替北魏攻打破六韩拔陵，北魏派牒云具仁带着各种财物去犒劳赏赐他。阿那瑰率领十万部众，从武川向西前往沃野，多次打败破六韩拔陵的军队。夏天，四月，北魏皇帝又派中书舍人冯俊去犒劳赏赐阿那瑰。阿那瑰的部落逐渐强大起来，他自称敕连头兵豆伐可汗。
北魏的元义虽然解除了兵权，但仍然总管朝廷内外事务，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被罢黜。胡太后心里犹豫不决，侍中穆绍劝太后赶紧除掉元义。穆绍是穆亮的儿子。潘嫔深受北魏皇帝宠爱，宦官张景嵩就怂恿她说：“元义想害您。”潘嫔哭着对皇帝说：“元义不光想杀我，对陛下您也不怀好意。”皇帝相信了她的话，趁元义出宫住宿的时候，解除了他侍中的职务。第二天早上，元义准备进宫，守门的人不让他进去。辛卯日，太后再次临朝摄政，下诏追削刘腾的官爵，把元义除名，贬为平民。
清河国郎中令韩子熙上书为清河王元怿申冤，请求诛杀元义等人，说：“以前赵高把持秦朝大权，使得关东地区局势大乱；现在元义独揽北魏大权，让四方动荡不安。开启叛逆的源头，是宋维；酿成大祸的关键人物，是刘腾，应该把他们的头砍下来挂在宫门上示众，碎尸沉族，来彰显他们的罪行。”太后下令挖开刘腾的坟墓，把他的尸骨暴露在外，没收他的家产，杀光他的养子。任命韩子熙为中书舍人。韩子熙是韩麒麟的孙子。
当初，宋维的父亲宋弁常说：“宋维性格粗疏阴险，一定会毁了我们家！”李崇、郭祚、游肇也说：“伯绪（宋维字伯绪）凶狠粗疏，最终会让宋家覆灭。要是他能因此丧命，那还算幸运呢！”宋维阿谀奉承依附元义，越级升迁到洛州刺史，到这时被除名，不久后被赐死。
元义被解除领军职务的时候，太后因为元义的党羽势力还很强，不能立刻制服，就任命侯刚代替元义担任领军，来安抚他。不久又把侯刚调出京城，任冀州刺史，加仪同三司，侯刚还没到冀州，就被降为征虏将军，最后死在家里。太后想杀贾粲，但因为元义党羽众多，担心惊动朝廷内外，就把贾粲调出京城任济州刺史，不久后派人追杀他，没收了他的家产。只有元义因为是太后妹妹的丈夫，太后不忍心杀他。
在这之前，给事黄门侍郎元顺因为刚正耿直，得罪了元义，被派去当齐州刺史；太后把他召回，任命为侍中。元顺陪太后坐着的时候，元义的妻子也在太后旁边，元顺指着她说：“陛下怎么能因为一个妹妹的缘故，不惩处元义的罪行，让天下人都没法伸张冤屈和愤怒呢！”太后沉默不语。元顺是元澄的儿子。有一天，太后不经意间对侍臣说：“刘腾、元义以前求我给他们铁券，希望能免死，幸亏我没给。”韩子熙说：“这关乎生死大事，哪是铁券能决定的！而且陛下以前虽然没给，为什么现在又不杀他呢！”太后听了很感慨。没过多久，有人告发元义和他弟弟元瓜谋划引诱六镇投降的人在定州造反，还勾结鲁阳的各路蛮人侵扰伊阙，想做内应。太后拿到他们的亲笔信，还是不忍心杀他们。大臣们坚持要杀，北魏皇帝也这么说，太后才听从建议，赐元义和他弟弟元瓜在家中自尽，仍然追赠元义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令。江阳王元继被罢官回家，后来生病去世。前幽州刺史卢同因为是元义的党羽被除名。
太后很注重梳妆打扮，经常外出游玩，元顺当面劝谏说：“按照《礼记》的说法，妇人丈夫去世后自称未亡人，头上不戴珠玉，衣服不穿有花纹色彩的。陛下以母亲的身份治理天下，年纪快四十了，打扮得太过艳丽，怎么给后世做榜样呢！”太后听了很惭愧，回宫后把元顺召来，责备他说：“从千里之外把你召回来，难道是想让你在众人面前羞辱我吗！”元顺说：“陛下不怕天下人笑话，却只对我一句话感到羞耻吗！”
元顺和穆绍一起值班，元顺喝醉了，闯进穆绍的卧室，穆绍裹着被子起身，严肃地责备元顺说：“我做了二十年侍中，和你父亲多次共事，就算你刚刚得到重用，也不该这样冲撞我吧！”于是穆绍辞官回家，太后下诏书劝了很久，他才重新任职。
当初，郑羲哥哥的孙子郑俨担任司徒胡国珍的行参军，偷偷得到太后的宠幸，当时没人知道。萧宝寅西征的时候，任命郑俨为开府属官。太后再次摄政后，郑俨请求奉命回朝，太后把他留下，任命为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兼任尝食典御，日夜都在宫中；每次休假，太后经常派宦官跟着他，郑俨见到妻子，也只能说说家里的事。中书舍人乐安人徐纥，稍微有点才学，之前因为谄媚侍奉赵修，获罪被流放到枹罕。后来回来，又被任命为中书舍人，接着又去谄媚侍奉清河王元怿；元怿死后，他被调出京城任雁门太守。回到洛阳后，又去谄媚侍奉元义。元义倒台后，太后因为徐纥曾深受元怿厚待，又把他召回任中书舍人，徐纥又去谄媚侍奉郑俨。郑俨觉得徐纥有智谋，把他当作主谋；徐纥觉得郑俨深受太后宠幸，就全力奉承他，两人一唱一和，权势倾动朝廷内外，被称为“徐郑”。郑俨多次升迁，官至中书令、车骑将军；徐纥多次升迁，官至给事黄门侍郎，仍然兼任中书舍人，总管中书、门下的事务，军国诏令都由他经手。徐纥机智善辩，精力充沛，整天处理事务，几乎不休息，也不觉得累。有时候有紧急诏书，他就让几个官吏拿着笔，有的站着，有的躺着，分别口述内容，很快就能写成，而且条理清晰。但他没有治理国家的大谋略，只喜欢耍小聪明，见到人就假装恭敬谨慎，远近的人都聚集过来依附他。
给事黄门侍郎袁翻、李神轨都兼任中书舍人，深受太后信任，当时有人说李神轨也得到太后宠幸，但没人能确定。李神轨向散骑常侍卢义僖求婚，卢义僖不答应。黄门侍郎王诵对卢义僖说：“以前的人不会因为一个女儿而拒绝众多男子的求婚，你难道要改变这种做法吗！”卢义僖说：“我之所以不答应，就是因为这个。答应了，恐怕灾祸来得又大又快。”王诵紧紧握住卢义僖的手说：“我听到你的话，不敢告诉别人。”卢义僖的女儿最终嫁给了其他家族。临结婚的前一天晚上，太后派宦官宣旨让婚事暂停，朝廷内外都很惶恐，卢义僖却镇定自若。李神轨是李崇的儿子；卢义僖是卢度世的孙子。
【内核解读】
普通六年（公元525年）三至四月的史事，聚焦于北魏胡太后复位后的权力清洗与梁朝对北伐成果的消化，字里行间充斥着宫廷斗争的残酷、人性的复杂与政权的深层危机。这段历史如同一面放大镜，将乱世中“权力重构”的血腥与荒诞展现得淋漓尽致：
北魏的“清算与反复”：权力洗牌中的犹豫与失控
--元义倒台：从“权倾朝野”到“赐死家中”的断崖式坠落：胡太后以“潘嫔泣诉”为契机解除元义职权，随后展开清算：追削刘腾官爵、发墓散骨，诛杀宋维、贾粲等党羽，看似雷厉风行，实则暴露了“投鼠忌器”的软弱——因元义是“妹夫”而迟迟不杀，因“党与尚强”而先任侯刚安抚，这种犹豫让权力清洗沦为“半吊子工程”。元义最终因“谋逆”罪名被赐死，却仍获“骠骑大将军”等赠官，这种矛盾的处理方式，既无法彻底震慑残余势力，又显露出太后在伦理与权术间的挣扎。北魏的权力斗争，始终在“斩草除根”与“温情脉脉”间摇摆，这种不彻底性为后续的动荡埋下伏笔。
--韩子熙的“直谏”与元顺的“面刺”，士族良知的微光：韩子熙上书为清河王怿讼冤，直指“元义专魏，使四方云扰”，要求“枭首洿宫”，展现出士族对暴政的反抗；元顺当面批评太后“修饰过甚”，质问“何以仪型后世”，更在朝堂直指太后因“一妹之故”纵容元义，其刚直堪称乱世中的清流。这些言论虽未能改变北魏的颓势，却守住了士大夫“以道事君”的精神底线。相比之下，穆绍因元顺“醉闯寝所”而“谢事还家”，则反映出部分士族在权力漩涡中的避世心态——当直言者稀缺、避世者增多，政权的自我纠错机制便彻底失灵。
--“徐郑专政”，胡太后时代的权力异化：郑俨因“私得幸于太后”而骤登高位，徐纥凭借“智数”与“谄事”功底成为谋主，二人“共相表里，势倾内外”，形成新的权力核心。徐纥“终日治事，略无休息”的高效与“无经国大体，专好小数”的短视形成诡异反差——他能快速完成诏令起草，却缺乏战略眼光；能“矫为恭谨”笼络人心，却只为私利钻营。这种“能吏+佞臣”的组合，比元义的粗暴专权更具隐蔽性：表面上行政高效，实则将朝政沦为私人工具。胡太后从“被幽禁者”变为“专权者”，却未能摆脱“依赖亲信”的怪圈，北魏的权力结构只是从“元义模式”切换到“徐郑模式”，腐败与内耗的本质从未改变。
梁朝的“纳降与隐忧”：道德困境与战略短视
--元法僧的“厚宠”与元略的“不笑”：梁朝的道德模糊性：梁武帝对叛臣元法僧“宠待甚厚”，与其子景隆、景仲皆授刺史，这种“唯利是图”的用人策略，短期内扩大了疆域，却也埋下隐患——元法僧“驱彭城吏民万馀人南渡”的残暴，与其在梁朝的受宠形成刺眼对比，暴露了南朝“只要实力、不问德行”的实用主义倾向。而元略“恶其为人，与之言未尝笑”的态度，则代表了北方士族对叛者的鄙夷，这种道德立场与梁朝的现实选择形成张力。梁朝的北伐始终在“道义”与“利益”间摇摆，既想以“正统”自居，又接纳叛臣自污名声，这种矛盾使其难以获得北方士民的真正认同。
--豫章王综“权顿彭城”：军事布局的松散性：梁武帝命豫章王综总督彭城诸军，却未赋予其绝对权威，这种“分权制衡”的安排，反映出南朝对宗室的猜忌（担心将领拥兵自重）。裴邃北伐的连胜依赖个人能力，而非系统性的军事体系，当胜利果实需要巩固时，梁朝缺乏统一调度的效率——彭城作为新得之地，既需安抚民心，又需防备魏军反扑，而豫章王综的“权摄”更像是过渡性安排，缺乏长远治理规划。这种“重军事轻治理”的倾向，使得梁朝无法将军事胜利转化为稳固的统治，为后来的“彭城之溃”埋下伏笔。
柔然的“崛起”与北魏的“外援依赖”：边疆战略的恶性循环
--阿那瑰“自称可汗”，北魏引狼入室的代价：北魏为讨破六韩拔陵，引柔然阿那瑰出兵，虽暂获军事胜利，却养肥了新的威胁。阿那瑰“部落浸强”后自称“敕连头兵豆伐可汗”，从“北魏附庸”变为“北方强权”，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再次证明：依赖外部势力解决内部危机，往往是饮鸩止渴。北魏对柔然的“劳赐”，从最初的主动安抚变为后来的被动讨好，边疆主动权逐渐丧失。当六镇之乱未平，柔然又成新患，北魏陷入“内忧未除、外患又生”的困境，这正是其边疆战略短视的必然结果。
结语：权力轮回中的历史惯性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讽刺在于：北魏胡太后从被元义幽禁的受害者，变为依赖“徐郑”专权的新独裁者，权力结构换汤不换药；梁朝接纳元法僧的“收益”与后续的“反噬”，印证了“不义之利终难长久”；柔然的崛起则揭示了“弱国无外交”的残酷现实。
乱世中的政权如同陀螺，在“专权—反抗—新专权”的轮回中旋转，每一次权力洗牌都伴随着血腥清算，却从未触及制度的根本缺陷。韩子熙、元顺的直言无法唤醒沉溺于权欲的统治者，裴邃的勇武难以弥补梁朝战略的短视，阿那瑰的反噬则敲响了北魏边疆的丧钟。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政权的生命力不在于清除多少政敌，而在于能否建立可持续的治理体系；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依附多少权贵，而在于坚守超越时代的道义底线。可惜，在普通六年的乱世漩涡中，鲜有人能参透这一点。